共同富裕 關鍵在法治與倫理

（新華社資料照片）

幾年前大陸上映1檔商業連續劇《天道》，故事在敘述1位商業高人用「殺富濟貧」的手段幫助貧困農村脫貧的故事。但這決不是1部所謂的「主旋律」作品，而是深刻討論人性、文化甚至是商業的本質與倫理的好戲。

戲中對於中國的「弱勢文化」提出強烈批判。所謂「弱勢文化」是指對於強者的依賴甚至守株待兔的期待救世主的出現，而不去認清世界的本質，不願承擔追求成功所必須面對的風險與責任。中共官方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都曾不止1次提及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促進共同富裕。但是到今年8月時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將第三次分配納入基礎性制度安排，進入政治議程，提升至新高度。對政治敏感且才經過整頓後的大企業紛紛捐輸表態，動輒千億，這才引起各界的矚目和討論。

所謂三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國家介入，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方式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則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彌補前兩次分配後所留下的空白，第三次分配的資源是來自慈善捐贈，並透過公益慈善服務的形式來實踐。

企業家樂善好施，疏財仗義，這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並非罕見，也有其深刻的宗教與文化傳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就指出，基督教新教革命中「天職」的工作倫理與禁慾主義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人們努力工作賺錢目的不在於享受金錢帶來的物質滿足，而是榮耀彰顯上帝的能力。

中國商人雖然沒有西歐和美國的新教倫理，而且長期受到壓制，但是明清時期，隨者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商人也逐漸發展出一套精神價值。才過世不久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就指出隨着商業發達，中國在15世紀出現「棄儒就賈」的現象，而許多士人也出自商賈之家。加上宋明理學的影響，「以天下爲己任」的儒家與「慈悲喜捨」的佛教就構成了中國商人的宗教倫理。

中共基於馬列主義認爲資本家剝削工人，取走全部生產剩餘價值，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敵視資本家，中國近代建立的商人倫理幾乎消滅殆盡。於是在改革開放後，雖然商業蓬勃興旺，但假冒僞劣的產品層出不窮，坑蒙拐騙的花樣推陳出新。諸如毒奶粉、地溝油等事件讓消費者付出慘痛代價，而苛扣工資、壓榨勞工也時有所聞。近年在政府嚴格執法下略有收斂，但是連基本誠信原則都做不到，訴諸道德從事公益似乎緣木求魚。

所以與其高談第三次分配，鼓勵慈善公益，不如完善法治，維持公平健全的市場機制。改良稅制，以公開公正的方式以有餘補不足，實現社會正義。最後，在理論與文化上，重建商業倫理與商人文化，承認商業因風險與創意的合理利潤，消除仇富反富、貪圖小利、畏懼風險的小農心理。達到以上目標再談三次分配纔有意義，否則就走入殺了富、貧不離的死衚衕。

（作者爲退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