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梯靠右站，成了被嫌棄的“社畜文明”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編輯、製圖丨渣渣郡
題圖丨IG@Holly Warburton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衆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長久以來，“左行右立”都是城裡人引以爲豪的文明風尚。誰要是大喇喇地站在左側，堵死了步行通道，後背上少不得要吃幾顆狠狠的白眼，再捱上一句鄉巴佬的評價。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文明”絕對是這世上最善變的東西之一。
自動扶梯“左行右立”，儼然正在成爲一種“新陋習”。
在日本旅遊，電扶梯守則絕對是行前功課之一。東京左立右行，大阪左行右立，惴惴不安的遊客總要提前查好，以免臨時露怯。
不過鮮爲人知的是，55年前曾拼命宣傳地鐵扶梯“左行右立”的大阪人，55年後正在拼上N+1條命去宣傳截然相反的規矩。
2025年大阪世博會還沒到來，就先上演了一出令人大開眼界的文明滑稽劇。
爲了迎接世界友人，展現文明新風，大阪世博會特意製作了一批特殊的自動扶梯。
扶梯由日立製作所和日立建築系統公司開發，添加特別的綠色LED指示燈，如同思維導圖，左右分叉，一個端點在左，一個端點在右，暗示乘客不要只站一邊，最好根據指示並排站立。
滑稽的是，當年在日本首倡“左行右立”的，也是大阪，也是爲了在世博會展現“文明的日本”。
大阪上一次承辦世博會，是在1970年。那時，不少海歸精英對於日本的“落後”深感羞恥：
“每次從英國回到日本，我都會感到惱火。在倫敦，地鐵上或百貨商店裡，不趕時間的人都自覺站在右側。”
作爲戰後關西頭一件國際盛事，當年大阪人對世博會的重視好比咱2008年期待北京奧運會。從上到下卯足了勁兒學英語，各行各業都琢磨着怎麼給外國友人展現日本最好的精氣神。
絕對不能讓人瞧不起，要乾淨整潔，要文明有禮！
於是提前3年，大阪地鐵就開始宣傳“請在左側爲步行者留出空間”。這是學習英國紳士，據說老倫敦人打從1940年代就開始這麼“彬彬有禮”了。
正巧當時超級樞紐阪急梅田站搬遷，新建了一條長達41米的超長自動扶梯，最先進的扶梯自然配套最先進的規則，這條當時日本最長自動扶梯的規矩，就成了“文明”的代名詞。
用很日本的方式來講，就是：“要提升通行效率，我們當然可以安裝更多新扶梯。但單側通行是爲了給外國朋友行方便，也是一顆種子，可以幫助我們培養‘爲他人着想之心’。”
打那以後，日本森嚴的規則常識又添一員，並且被一絲不苟地執行到了今天。即便是最最繁忙的早晚高峰時段，人們依舊守在一側大排長龍。
爲什麼同樣的大阪世博會，55年後，文明新風卻成了亟待改變的陋習呢？
其實這事兒，早就開始翻案了。
2021年，埼玉縣頒佈法令，要求自動扶梯不論是站在左側還是右側，都不許走動，必須在靜止狀態下使用。
2023年10月，愛知縣名古屋市也新規入法，要求停止扶梯步行。
就連大阪也早在2010年就開始在地鐵站裡張貼“請勿行走”的標語。
安全是明面上的主要顧慮。
研究者統計國土交通局和消防局報告發現，自打開始扶梯讓行，因跌倒或接觸自動扶梯而受傷的人數就在逐年增加。
2014年，僅東京消防廳管轄範圍就有1443人因自動扶梯事故被救護車送醫。
因爲自動扶梯自打設計之初，就不是讓人用來走的。日本建築基準法規定，自動扶梯寬度必須在110cm以下，與此同時，該法規定，公共樓梯寬度必須至少140cm。
也就是說，如果說公共樓梯是基於人類行走數據總結出的舒適規範，那麼自動扶梯並不符合標準。它不僅比普通樓梯更窄，而且更高：普通臺階高度需要在18cm以下，自動扶梯臺階高度通常高於20cm。
本就不適合步行，還時刻都在移動，自動扶梯自然更加危險。站立不穩的老人、小孩和殘疾人，更容易被擦身而過的疾行者帶倒。
或許各位也聽說過，對於扶梯本身，單側站立也是一種損害。
坐船不能順邊坐，坐扶梯也是一個道理。有說法認爲，大量乘客長期只站一側，會讓該側負重過大，左右失衡，導致零件不平衡地過度磨損。
檢修數據很快支持了這種說法。不只在日本，全球每一個存在讓行規則的國家都發現了這種情況。
南京地鐵運營公司檢修時發現，95%自動扶梯右側梯級鏈比左側磨損嚴重。梯級因此輕微右傾，導致兩側擋板和梳齒磨損加劇。
北京西直門的一次地鐵檢修更是直觀，維修人員看到，右側和左側梯級鏈條存在高達6毫米的差異。
名古屋之所以要把禁止讓行寫入法令，正是吃過大虧。2008年，一臺運行中的扶梯突然急停，導致10人滾落，嚴重受傷。事後調查發現，正是單側站立導致設備磨損，隨後被步行者步幅震動引發連鎖故障。
從此該站標語都改成了特大字號：“扶梯行走產生振動，振動會導致電梯緊急停止！”
更扎心的是，被視爲提高通行效率的單側讓行，可能並沒能真正提升效率。
相反，它還降低了乘客流通量。
“讓行文明”發源地倫敦，公共交通策略分析師也在反思。2015年，他們在倫敦霍爾本車站進行了一項爲期3周、每天涉及超過一萬人的實驗，驗證雙側和單側通行哪一個效率更高。
結果發現，當單側通行改爲雙側通行後，相同時間內，通過扶梯的乘客人數提高了27%。
另一項英國諮詢公司的調查顯示，停止“讓行”後，算上自動扶梯底部排隊時間在內，乘客通過扶梯的平均時間下降了79秒，降幅高達43%。
根據“人類橢圓”理論，大多數人不習慣前後左右太近的距離存在陌生人，所以地鐵扶梯上，人們通常會隔一格站立，這就減少了二分之一運力，如果再分左右通行，運力再次減半。
唯一能從中獲益的，只有早上起晚了的可憐上班族。通過噔噔噔跑過扶梯，他們能夠節約近50%的時間。
於是顯而易見的，不論從安全、機械，還是起初最被稱道的“效率”來說，讓行這種“文明禮儀”，似乎都越來越立不住腳了。
不過俗話說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難，有些事情明知荒謬，一旦開始起勢，卻再也無法阻攔。
誰都沒見過電動扶梯時，爲扶梯立規矩很容易。規矩立成了，再想改就難了。
這些年，爲了“糾正”扶梯使用習慣，全球運營者都下了不少功夫。
日本地鐵公司早在10年前就修改了站內廣播，刪除“讓出左側通道”的引導，改爲“請勿行走”。
中國上海，“最新版自動扶梯乘梯須知”一共八項禁令，第一項就是“禁止在乘扶梯時行走和奔跑”。
但如我們後來所見，慣性還是慣性，低頭看着手機，腳步走着走着就並向了右邊。
在倫敦，stand on the right更是一語雙關，靠右站，就是站在正確的一邊。
霍爾本車站實驗期間，工作人員幾乎被罵出了抑鬱。
“我知道該怎麼用該死的自動扶梯！”怒氣衝衝的男人一把撥開前面的孩子，大步流星地繼續向上，並對工作人員豎起了中指。
“不讓在扶梯上行走，這是爲瘸子和懶蛋制定的憲章！”
“我們樂意，你就不能讓我們走嗎？”，另一個人高聲道：“這不是俄羅斯！”
此時工作人員分外慶幸，執行這次實驗時，沒有采取另一種更激進的提案。起初他們準備請專人穿上寫有醒目標語的外套，站在左側通道，做人肉障礙物。
考慮到這樣可能捱揍，最後他們還是選擇了更溫和一些的方案：舉着小喇叭在扶梯口引導人流。
慣性的皮筋看似很好拉動，但每次一鬆手，立刻又彈回原位。
日本埼玉縣宣佈讓行禁令後，筑波大學研究小組對市內一個主要站點進行了調查監控。結果發現，該法令頒佈三個月後，在扶梯上行走的人數下降了20%，但一年後，好不容易降下來的比例又回去了。
“人們可能‘習慣了這個法令’，因爲不會有任何處罰，所以他們不明白步行是不被允許的。”
英國霍爾本車站實驗者同樣發現，三週引導後，乘客變得溫順，並遵循新的制度。但引導結束後僅僅一週，一切就回歸了原樣。
主持者無奈道：“這就像兒童心理學，你需要花四天時間來讓你的孩子明白該按時上牀睡覺，並養成習慣，而他們只需要一天，就能重新開始熬夜，讓你又一次坐在那裡用頭捶牆。”
對衝強大的習慣，各國除了安排“文明督導員”舉牌牌，似乎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這下子，誰能率先扳回讓行的“壞毛病”，反倒成了文明先進的象徵。
歷史奇怪的螺旋，似乎又轉回了原點——折騰一圈，最理想的還是初始狀態。
但兜兜轉轉一圈，還是有一件事變得不同：公平。
其實“讓行”的弊端，當年啓用讓行規則時，人們大抵都已提出過。
有人說，讓行很不安全，尤其對殘疾人、老人和小孩來說。
當時人們的迴應是：我們日本人，就是太喜歡“責怪那些允許事故發生的別人”。如果發生事故，難道首先不應該追究自己的責任嗎？
扶梯本來也不是無障礙設施，殘疾人有需要的話，就該去使用電梯。
在那個經濟高速發展，一切效率至上的社會，“效率”就是正義。個體的需求當然也有被看到，只是需要無限讓位於集體主義。
不肯讓開通路的人，就是“麻木不仁的稻草人”。
90年代朝日新聞著名記者、以富有同理心而著稱的本田勝一在《自動扶梯的精神》一文中寫道：“隨着都市圈越來越發達，自動扶梯數量劇增，而且長度越變越長，這使得麻木不仁、不肯離開通道的‘立式稻草人’滋擾愈發嚴重。”
他論定，這種盲目地站着而不看看四周的行爲，是一種可憐頭腦的非理性和非進步行爲。
即使雙側通行能夠讓更多乘客更快流通，但妨礙個體效率被視爲更大的罪過。
還有什麼能比那些匆匆而過的上班族的幾十秒鐘更加珍貴呢？他們可是每天叼着功能飲料、掛着厚重的眼袋、爲日本的未來拼盡全力的頂樑柱啊！
正如倫敦讓行禮儀起源於戰時，一切都是效率至上。
半個多世紀之後，同樣還是談論公平，社會的立場卻改變了。
那些曾經矯健奔跑在電扶梯上的平成干將白了頭髮，彎了脊樑。成爲了曾無數次被他們甩在身後的、再也走不動電扶梯的老人。
此時，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公平”的意義。
一種公共設施，首先最緊要的，當然是要考慮公平。但公平究竟是誰的公平？
是社會全體的，還是每個個體的？是全力支持社會精英的，還是照顧弱者的？
漫長的經濟低迷送葬了未來的野望，但慢下來，也給了人性更多的舒張。
半個多世紀後，效率正義敗給了人本思想。
雖然腳步總是不由自主地靠邊，但人們心裡的天平早就已經傾向“不讓行”的一邊。
日本電梯協會2022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儘管70.6%的人有過“扶梯步行”行爲，但大多數人（83.8%）還是認爲應該停止在扶梯上行走。
可爲什麼心裡想一套，身體做的卻是另外一套呢？
或許是因爲同調壓力。
“當我站在左側時，背後有時會聽到不耐煩的咋舌聲。”
“昨天站在左邊，被老頭罵了。”
當扶梯禁止讓行尚未達到常識水平，先一步執行的人總會陷入被厭惡的窘境。
疊加毫無處罰措施的步行禁令，非常不利新規推行的環境誕生了：一切照舊不會受到懲罰，執行新規卻可能面臨社會壓力。
出門走一趟路，誰也不想惹麻煩。趨利避害，維持原樣無疑是更好的選擇。
一位東京年輕女孩說道：“有時候，上班高峰期，前面如果出現一個在左邊站住的人，我會心裡暗暗給他叫好，然後站在他的身後。要我自己做，我是沒有勇氣的，這種人，可以被叫做‘扶梯俠’吧！”
有人說，要想讓人們停止“左行右立”，或許只能釜底抽薪。
比如把扶梯的梯級做得更高、寬度做得更窄，或者提高扶梯速度，這樣就算想走也走不成了。
大阪世博會這次在扶梯上添加引導線，也是一次柔和的抽薪行動。
更多人期望世代更替解決問題——既然一代人已經養成慣性，那麼就讓沒有慣性的人來改變。
在日本，“扶梯兩側站立”正在被寫進兒童教材，面向兒童的安全講座也加入了扶梯新規。
如同那些規勸父母不要隨地吐痰、不要大聲講話的小朋友，越來越多年輕人正出現在空蕩蕩的左側通道上，挺直脊背。
大人總愛對孩子們說，“世界是我們的，但終歸是你們的”，很少有哪個細節可以如此清晰地證實這句老話。
單側通行未必多麼致命，兩側站立也未必多麼非如此不可。
但文明規則的變化，正是文明本身變化的投影。
站在左側還是右側，可以是一個簡單的動作，也可以是一次試圖改變世界的行動，而每一次微小的行動，都將構成年輕人對世界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