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與手機的問題，遠非校園範疇這麼簡單

教育部長推動無手機校園的決定值得歡迎，這與衆多教育工作者、家長以及從事相關研究的研究人員的看法不謀而合，他們的研究證實了我們所處的智能手機時代對兒童存在不利影響。

學校繼續大量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和社交媒體與家長分享信息，併爲家長提供了了解孩子學習經歷的良好渠道。

教育旨在讓孩子爲未來做好準備，爲他們提供知識、技能和經驗，以應對他們在世界上前行時可能面臨的挑戰。教導孩子使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其他信息通信技術技能既是必要的，也是負責任的。

在討論擬議禁令的執行情況時，保羅·吉萬（Paul Givan）表示，關鍵在於在學校內部“植入一種文化”。

然而，需要發生的文化變革與其說在於學校裡手機的存在，不如說是兒童和成人在家裡使用手機的普遍程度，以及這如何影響孩子在身體和情感上的自我調節能力，以及與他人建立關係和交流的能力。

部長提出這一問題是正確的，但學校內手機使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次要關注點。

學校是管理嚴格的人類機構。更多的擔憂在於孩子們在課堂上把手機放在書包裡，或者工作人員不得不保管這些昂貴物品直至放學。

中學有自身的政策和常規來管理手機使用，這在特定課程中或許是有益處的。

問題要深刻得多，與孩子的關係不大，更多的是關乎我們成年人如何准許一種文化和做法形成，致使許多孩子度過一個愈發規避風險、以手機爲依託的童年。

在有玩伴聚會和“直升機式父母”的這個時代，給孩子一部手機或 iPad 設備，爲大人爭取一些休息時間（通常大人自己也在玩着手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也助長了一種成癮文化，這種文化不鼓勵交流、身體互動以及任何形式的冒險。

在小學低年級兒童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嚴重的言語和語言障礙、如廁問題、社會和情感挑戰，尤其是學齡女孩所報告的焦慮水平，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些不能被視爲與社會變化以及家庭中撫養孩子的方式無關。

正如社會學家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所說，聯繫、參與以及說和聽的話語都成了技術進步的犧牲品。智能手機阻礙了體驗，讓我們“永遠在別處”。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再順從的社會當中，雖然有理由爲此感恩（宗教學校歷史性性虐待範圍調查中那些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就是證明），但關係的性質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體現在我們作爲一個社會仍在努力應對的困難中。

上週，我出生的城市——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連續 100 天記錄到氣溫超過 100 華氏度，創下了新紀錄。這絕非偶然，當然，這與全球變暖的後果相關，也是其有力證據，在這一點上，只有最執迷不悟的人才會否認。全球各國政府早就承認了這一問題，並一直在努力解決。

然而，孩子們正在以以往不明顯的方式發生變化和麪臨挑戰，然而在諸多方面的經驗證據，並未引發對於這一切爲何如今都在發生的任何認真且根本的審查。

在他的《焦慮的一代》一書中，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指出，智能手機時代的到來給我們帶來了社交媒體和耗費大量時間的網絡遊戲，從而引發了席捲他的祖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心理健康危機。

女孩們的自尊因在社交媒體上尋求認可而受到不利影響。任何去度假或者參加過音樂會的人都會注意到，很多女孩拍照的頻率很高，這些照片總是會分享在社交媒體上。負面評論，甚至是覺得別人參與度不夠，都可能會摧毀信心，讓脆弱的年輕心靈感到孤立和被拒絕。

有時我們似乎忘記了孩子不過是我們這些成年人的年幼形態。智能手機的發明改變了我們交流的方式、獲取娛樂的方式、我們的購物習慣以及我們消磨時間的方式。這當中有許多值得慶賀之處。但也有不利之處，包括童年是如何被改變的，然而我們既未承認這一點，更別提考慮其影響了。

當法規對文化和實踐起到塑造作用時，其效果最爲顯著。禁菸令便是有力的佐證。

當今需要的是社會對於智能手機時代育兒角色的看法發生深刻轉變。要扭轉正在造成的損害，還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