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卷”博:不讀職場歧視,讀了學歷歧視
編輯 | 曹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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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北碩士去東南亞讀博?
四年前,如果有人跟林均說這句話,他會毫不猶豫地懟一句“胡扯”。畢竟那會,他這種211背景的,在馬來亞大學都屈指可數。
但現在,他明顯感覺到,博士申請人數逐年攀升,其中不乏金字塔尖出身的985碩士、英碩、港碩,馬大讀博越來越卷。
且不僅是他所在的馬來西亞,整個東南亞似乎正在成爲內卷激流之外的捷徑。
畢竟,相比起動輒百萬起步的歐美留學,東南亞的一些學校不僅學費親民,申請門檻低,國際排名還可圈可點,可謂物美價廉的性價比之選。
不過,與東南亞讀博熱潮同時興起的,還有對東南亞博士的爭議。
“爲什麼到東南亞讀博,心裡沒點數嗎?”“東南亞博士的含金量就不用說了吧”……社交網站上質疑的言論不絕於耳。
一邊是“野雞博士”的罵聲,一邊是寬進嚴出的學業壓力,當“東南亞博士”的標籤成爲一種原罪,所謂的捷徑似乎變成了一種不可承受之重。
在我們聊到的幾位東南亞博士中,有人爲了私立“水博”放棄了體制內金飯碗,有人學術碩果累累仍遭受就業歧視,有人在地獄模式的就讀過程中身心俱疲。
讀個東南亞博士到底值不值?他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去東南亞讀博,收割一個時代
“我這臨時有個事,今天趕不回學校了,明天你再來實驗室找我吧。”
輕描淡寫地留下這麼一句話,對方就掛斷了電話,來不及反應的娟子,盯着屏幕上不到30秒的通話時長,在原地足足站了五分鐘,纔將出離憤怒的情緒壓制住。
這已經是娟子不知第幾次被放鴿子了。自從以醫學碩士身份進入高校,她感覺職業生涯似乎就被封印在了降維空間裡。
沒有科研經費,根本做不了實驗,一個酶幾百微升就要幾千塊錢,小白鼠這些需求量很大,都需要錢。申項目也難如登天,她去年申請了近10個項目,一個都沒有中。
而這些在博士教師那裡,卻有着天壤之別——進來就有30萬科研啓動經費,大型儀器都緊着博士用,甚至很多最後公用變“私用”。
“我們想用一下,要找這些博士申請拿鑰匙。”娟子苦笑道,更無語的是,還經常找不到人。
這次娟子提前兩天就聯繫了對方,可按約定時間過來,等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見人來,她纔打過去詢問,卻被毫不在意地打發了。
這樣的在娟子看來,也還算是好的。更離譜的一次是,她向一個博士老師借粉碎機粉碎中藥,對方裝都不裝,直接不借給她。
如此魔幻的現實,娟子其實心裡有數。
“國內高校已將博士學歷捲成了標配,評職稱、行政轉教師崗,甚至輔導員都要博士出身。我碩士學歷晉升無望,又做不了實驗、項目,於他們沒什麼合作價值,理性也好,看不起也罷,都不會遷就我。”
但理解不代表接受,畢竟低人一等的感覺太憋屈,受夠了的娟子已經辭職,誓要考個博士,徹底翻身。
然而國內考博賽道,更是主打“人山人海,卷生卷死”。
對這一點,大華最有體會。他所學的藝術設計,讀博不亞於千軍萬馬走鋼絲——設博院校屈指可數,每個博導一年最多招兩個,但收到的申請往往有30多個。
“知道我想讀博時,有學長提醒我多做準備,因爲考覈的不僅是成績,還有隱性的因素,比如請xx吃飯、送禮。”大華表示。
但其實,事情比學長說的更抓馬。他聯繫一個意向導師諮詢,對方開價要15萬的“橫向經費”,纔有報名去考的資格。
深受衝擊的大華,火速又選了其他導師,但在正常流程裡,他排了兩年的隊都沒排上,只能找新出路,“實在耗不起了,乾脆出國算了。”
一開始,大華是奔着英國去的,但他反覆考了幾次,雅思成績都停滯在6分水平,而去英國留學普遍要6.5分。
走投無路之際,考雅思的機構給他推薦了馬來西亞的大學:主打英式教育,QS排名前200的學校有好幾家,雅思成績要求相對較低,可以夠一夠。
大華一聽,很快讀博的目的地轉向了東南亞。後來他才知道,自己那家機構算比較客觀了,在一些中介機構經過包裝、渲染的話術語境裡,東南亞博士容易到幾乎“唾手可得”。
比如,某些博導不卡學生,不用發文章、不用答辯,就能畢業,拿完全正規的學歷;甚至可以直接報名“寒暑假博士”,平時正常上班,寒暑假上課,不耽誤教職工作,博士學位就到手了。
這樣的美好“坦途”,不止對博士學位有剛需的高校教職人員,也讓普通出國讀博階層心動不已。
在一家科研所做到中層的芊芊,就是這麼踏入東南亞留學大軍的。
芊芊一直都有讀博夢,但此前囿於經濟壓力,後來又耽於工作牽絆,一直沒有成行。留意到東南亞的讀博情況,她馬上聯繫中介深入諮詢。
“我的工作挺穩定的,薪資也不錯,但以後想發展更好,還是要學歷傍身,如果能在職拿到博士學位,我覺得很合適。”芊芊表示。
甚至爲了提高畢業通過率,芊芊聽從了中介的建議,沒有選擇馬來西亞的公立大學,而是選了私立大學。
申報後,流程確實走得很快,這讓芊芊對快速拿到學位證,充滿了期待。
然而,命運挑選好的禮物,往往都是標註着價格的。
躺着上視頻課,三年博士混畢業?
“論文是你自己寫的嗎?是不是別人給你寫的?”
“這個問題爲什麼一下子答不上來?給你10秒鐘的時間,告訴我你的思路。”
眼神犀利的評委,連環炮式的質問,讓臺上的樂雯滿臉通紅,又委屈又尷尬。
中期答辯是公開進行的,如果沒有同學圍觀,她可能眼淚已經流下來了。
“國人覺得東南亞學歷很水,東南亞的老師也覺得中國學生很水。”樂雯的論文是自己辛辛苦苦寫的,被誤傷倍感無奈。
據她介紹,不少中國學生去東南亞讀博就是一心向“水”,真以爲可以“躺着上視頻課,三年博士混畢業”,實際讀起來發現根本沒那麼簡單,於是就會找代寫,讓整個中國留學生羣體都被貼上標籤。
“東南亞真的不是‘水博天堂’。”樂雯想奉告那些盲目樂觀的人,東南亞有些學校的畢業難度跟國內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畢業(大)論文爲例,上述提到的一幕,其實發生在她第二次中期答辯的現場,而第一次中期答辯,她直接“掛”了。
事實上,她的論文已經給導師確認過,按理說不會出幺蛾子。但中期答辯有校外評委,只要有人不滿意,她就不能通過中期答辯。
當時的一位評委,對她運用的模型提出了異議,這意味着,她論文主體的第三、四、五章要全部重寫,修改幅度將達到50%。
返工還不是最瘮人的,第二次中期答辯如果她再不能通過,便只有退學一條路。
樂雯還記得聽到評委無情宣判她“NO PASS”那一刻,自己兩眼一黑,腦子差點炸了。
焦慮不已的樂雯,開始大把大把地掉頭髮。而論文的書寫要求又很嚴格:論文不能引用大陸的文獻,問卷必須經過前人的信度檢測,每一個變量必須有小的維度……她每天釘在書桌前昏天黑地看文獻,光是閱讀筆記就做了幾百頁。
重新發放問卷、收集數據,返工三個月,提交給導師修改又花了三個月。申請下次答辯,又花了三個月。煎熬地走遍了漫長的流程,才終於通關中期答辯。
而她想要畢業,除了大論文,還有兩篇SCI要寫,難度可想而知。甚至即使寫完了論文,也不算萬事大吉。
400多頁的畢業大論文,厚得像塊磚。助教正襟危坐,一頁一頁地翻過去檢查格式,把有問題的地方勾出來讓樂雯回去改。
一旁陪着她來交大論文的朋友,都是人大、復旦在讀的精英,看到這樣的場景,無不倒吸一口涼氣:“真沒見過這種摳字句和格式的陣仗。”
不僅是樂雯就讀的公立大學離“水”十萬八千里,芊芊以爲“so easy”的馬來西亞私立大學,也讓她大跌眼鏡。
疫情期間,成爲了“網課博士”的芊芊一度以爲自己真的能學業工作雙豐收,直到後來,她的作息變成了早八晚十二準備論文,睜眼、閉眼、做夢都是寫論文。
不僅如此,芊芊還發現,原本要求發兩篇Scopus就可以,但大家爲了好回國內就業,基本都卷SSCI,這讓私立學校的畢業難度,和別的學校幾乎相差無幾。
嚴格的大論文要求,加上導師安排的各種全英文學術比賽和會議,大口吞噬着芊芊的時間,如果不是疫情限制出境,她其實應該出國就讀,而非半工半讀。
但衆所周知,這個“阻礙”,現在也不存在了。
“你的簽證續簽完成了嗎?現在已經全面恢復線下了,請儘快入境。”導師的語氣很禮貌,但這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催促了,甚至按捺不住打了國際電話找她。
芊芊終於明白,工作和博士,再也不能兩全了。此時的她,要麼放棄這個博士學位,要麼離開自己在體制內已經做到中層的工作。
這年頭,放棄金飯碗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她已經讀到博三,真正是“騎虎難下”。
糾結了很久,芊芊還是頂着同事驚訝的眼光,遞上了離職報告。她安慰自己,“無論如何,至少以後就是博士了。”
千辛萬苦博士畢業,你告訴我還不如不讀?
東南亞博士再受爭議,那也是貨真價實的博士。
在國內985博士苦讀四五年還畢業無望之際,三年就從馬來西亞學成歸來的大華,已經如願以償成爲了一名高校講師。
雖然只是老家三線城市的公立學院,但教職工資及25萬安家費、每年6萬的人才引進補貼,足夠他過上體面的生活。
更何況,讀博這幾年,大華的學術水平確實更上層樓——到了海外,他的英語突飛猛進,國際化的研究視野,加上他在國內就已經準備好的研究課題,他很快發了幾篇不錯的文章。
因此,對於“東南亞水博”的標籤,大華現在已經不放在心上:“用實際成果來證明自己就行了。”
但林均連證明自己的機會都沒有。看到手機上,“我們不處理任何東南亞博士的簡歷”的冷冰冰回覆,他的心裡五味雜陳。
林均總計發表了10餘篇SSCI和南大核心期刊,其中不乏傳播學頂刊,甚至還擔任了不少Scopus期刊的審稿人甚至是副主編。
可這樣優秀的履歷,卻被一所珠三角的雙非院校毫不留情地拒絕了。
面對此情此景,林均雖然失落,卻也默默接受了,畢竟東南亞博士的處境,他再清楚不過了。
據他介紹,七八年前,馬來亞大學的博士回國就業,還可以去華僑大學等一本學校,但這幾年,他認識的博士生只能夠得上偏遠地區傳媒學院、石油學院這一類公辦雙非院校。
甚至,一些地方的人才引進政策,會默認“東南亞博士給予碩士待遇”。
不僅在學術界不被承認,在“人均藤校”的中文互聯網,更難逃被口誅筆伐的命運。
“影響因子才二點幾,也好意思拿出來顯擺?”
“結構方程模型而已,換幾個變量,又能水一篇【doge】”
林均一打開社交平臺的消息欄,各種陰陽怪氣的評論撲面而來,甚至還有人私信罵他“學術垃圾”。
對這些偏見,林均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東南亞博士確實“水”出名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邵陽學院花費1800多萬元引進23名菲律賓亞當森大學哲學博士的新聞,把“東南亞博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要知道,亞當森大學曾因“疫情期間針對中國市場大肆開設低質在線課”,榮登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加強認證審查名單”,其留給國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在職讀國家認可博士”。
不僅是菲律賓,各路爆料顯示,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的大學,都存在“水博”的現象,甚至可以用中文寫作、中文答辯,學生只是“換了個地方讀書”。
“但任何地方的高校,都可能存在注水的博士,而東南亞也不只是生產‘水博’。”林均說。
正如上文提到的,馬來西亞、泰國的幾所國際排名不錯的公立大學,都是寬進嚴出的政策,博士學歷是很難“水”出來。
林均和大華都是少數能順利畢業的佼佼者了,大華畢業於馬來西亞公立前5的大學,他們學院每屆博士有兩三百人,能拿到學位證的只有3-5個,畢業率低至恐怖的2%。
“可地域就是原罪。”林均一語道破,在看客們眼裡,“東南亞”就是一個自帶廉價標籤的詞,因爲經濟發展水平不如中國,哪怕學校並不很差,大衆也會默認那裡培養出來的博士很水。
他甚至看到過這樣一條評論:澳博英博美博也有水的,但人家起碼有錢,你們東南亞留學生有什麼?
每次他想說些什麼,總有槓精來鬧事:“裝啥呢?真有水平你咋不去新加坡呢?”
林均承認,當初他的學術水平確實夠不上歐美頂尖名校,又沒能力自費上一些好大學,只能退而求其次來到了馬來亞大學,但四年博士生涯,他的成果有目共睹,“拿前日之劍,斬今日之人”,未免太吹毛求疵。
不過他現在已經懶得爭辯,因爲他已經決定留在國外任教了。但林均有揮手說再見的資本,芊芊這種還要回國的,可就沒那麼輕鬆了。
“我以前有一個鐵飯碗,現在你告訴我,辭職讀完博之後,還不如從前?”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