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 | 北漂8年，我與圖書郵購時代一起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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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3日，久未聯繫的楊總給我打電話，寒暄幾句，他便告訴我：“餘斌走了，肝癌，9月份去世的，今天剛好3個月了。”
我愣住了，餘斌剛過50歲啊。掛了電話，我心裡空蕩蕩的，有種說不出來的落寞。
20年前，我和餘斌因工具書相識，算下來，他在工具書行業比我多堅持了10年。打開電腦，微信聊天記錄裡還有他在1年前發來的信息，文字和語音都存留着。
當時，餘斌還在賣紀檢的圖書和光盤，我說自己的庫房裡有一些學校管理方面的工具書廢棄着，“要賣得動就送些給你，隨便賣什麼價，反正沒本錢”。
餘斌問了下出版年代，就說“過時了”。
1
2001年，我從做教輔的圖書公司辭職，準備到社科院下屬的一家雜誌社做發行部主任。這期間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在北京做工具書銷售的餘斌。
餘斌個不高，精瘦，長着一雙和善的眼睛，高興起來就哈哈大笑，露出一口白牙。他抽一種名叫“華苑”的雲南香菸，遞我一支，我說自己戒了。
當時，餘斌從北京到武漢出差，是爲了參加一個圖書訂貨會。聊了一下，我發現他很健談，普通話不標準，但男中音裡透着溫柔和坦誠。他見識很多，唯一的缺點大概是說話喜歡刨根問底，但好在不是那種世故圓滑的人。
那天，我們相約去了訂貨會。餘斌看好一套做財務管理的工具書，這套書16開，精裝4本，定價1280元，進價只要160元。他告訴我：“財政部剛剛公佈了新的會計準則，這套書很及時，也很實用，肯定好賣。”
雖然同屬圖書出版行業，但我對工具書卻很陌生，那些定價幾百、上千甚至上萬的圖書，與我的生活和工作很遙遠。隨後，餘斌邀我去一趟北京，說要介紹幾個朋友給我認識，看能否和我們雜誌社合作下，“說不定還能弄點廣告”。
聽他這麼說，我動了心——我們雜誌社的主編本是社科院的研究員，有些書生意氣，接手管理工作後總感覺力不從心。因爲雜誌發行量不大，廣告量上不來，編輯幾個月不發工資也是常事。
可是這次北京之行，雜誌社合作和廣告都沒談成，倒是讓我第一次見識了工具書的市場規模。
在北京甜水園圖書批發市場3樓，整整一層樓的店鋪，全都是賣工具書的。歷史、繪畫、書法、文學、財務、法律、建築、管理……各行各業的工具書應有盡有。它們的封皮包裝都十分精美，內頁印刷有書寫紙、銅版紙、宣紙，形形色色，令人目不暇接。
因爲信息不對稱，當時工具書的市場空間很大，比如《毛澤東點評二十四史》之類的文史書就創造過銷售奇蹟。一些電信技術類、工程技術類、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等方面的工具書也不難賣，各級政府機構和相關部門、企業，甚至個人都有收藏和購買需求。
我跟在餘斌的屁股後頭，在樓上轉了一大圈，順便拿了些宣傳單塞進包裡，準備帶回去仔細研究。
回到武漢後，我的思路已經打開了不少，想到圖書訂貨會上餘斌推薦的那套財務書，就去和主編商量，準備試試“精準營銷”。
當時，我們雜誌社和“中國總會計師協會”有合作，每月雜誌出版後，我們就要寄送幾百份給各個會員單位的總會計師們。得到主編的允許，我做了200份徵訂單夾在即將要寄出的雜誌裡，如果有人訂購那套財務管理圖書，每套書我給雜誌社300元的“管理費”，剩下的就是自己的。
雜誌發出去幾天後，我收到了反饋，有兩個單位總共訂購了4套。算下來，這個小操作讓我淨賺3000元。
從財務室結算出來，主編拉住我說：“你腦袋靈活，一定幫我把發行搞起來啊！”沒有發行量誰願意投廣告？可是沒有資金投入，發行工作也做不起來。對於雜誌社來說，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我權衡再三，準備辭職，去北京發展。
2
2002年3月13日，過完春節不久，我買了一張從漢口去北京西站的火車票。
我已經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商量好了，我先去北京看看情況，打頭陣。可到了臨出門的時候，妻子改變了主意，決定與我同行。她中專畢業後曾去北京工作過2年，比我更熟悉那裡。我們只好先上車，再補買了一張站票。
遠處的燈火依次後退，把故鄉越推越遠。車廂裡擠滿了人，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我讓妻子坐座位，自己爬到了椅背上，總算安置了下來。車裡有些悶熱，鬧哄哄的，妻子翻看了一會兒《讀者》，我們便聊起了到北京之後的計劃。
我和餘斌已經在電話裡商量好了，他辭去圖書公司的工作，再拉上一個做工服的王哥，我們3人合夥經營工具書，每人持1/3的股份。可到了北京我才知道，王哥的工服廠正在起步爬坡階段，非常忙，圖書這塊業務只有我和餘斌負責。
我們在清河“二炮”對面的消防大院裡租了一套兩居室，每月租金1400元。經營用的執照是王哥之前做註冊會計師培訓時註冊的，省去了很多時間。之後，王哥的朋友幫忙在清華大學郵局申請了一個信箱，方便收寄信件和包裹。等辦公桌椅、電話、傳真機買好了，公司的架子就算初步搭起來了。
我和餘斌決定先找幾種合適的圖書做經銷。我倆又去了甜水園，拿回了很多工具書的宣傳單，還拜訪了一些做工具書的書商朋友。
甜水園裡的一間圖書倉庫（作者供圖）
看了一圈，餘斌認爲市面上的書很多人在做，價格不好控制，“有些書看着新上市，感覺很好賣，其實私底下已經被人做過了，電話掃了一遍，郵購也做了，沒搞頭。我們找些新近出來的書，最好是正準備出來的書，搶個先機好賣點”。
我點點頭，贊成餘斌的思路。很快，我們就看中了一套圖書：銅版紙彩色印刷的“外科手術圖譜”系列。
這是一套非常專業的醫學圖書，包括普外、泌外、婦產科、神經外科、整形美容外科的知識。圖書主編很有名，印刷也很精美，因爲成本高，市面上纔出來幾種。
當時我們的公司剛起步，不敢包銷數量，折扣自然談不下來，但餘斌混行業時間較長，也曾在大的圖書公司待過，很多老闆願意給他面子。那位老闆說，等上量了，再給我們“少2個點”。
解決了貨源的事兒，就要開始賣書了，因爲公司剛起步沒招人手，餘斌對我說：“我們先自己打電話吧，看看效果如何？”
我摩拳擦掌，也想試一把。
2002年，電話營銷在國內已經很常見，但大多隻針對事企業單位領導，不像現在已經覆蓋了全社會。
我們在西單附近的一家店裡選了幾本南方省份的黃頁、全國醫療機構通訊錄、全國中小學名錄、全國政府機構名錄……一共花了幾千元錢。回到辦公室，我和餘斌開始設計話術。我大學畢業後當過工人、教師，後來做企業管理，但沒見識過電話營銷。餘斌之前主要負責圖書公司經銷商供貨、回款，也沒有真正實戰。所以，對於如何找人、找誰、怎麼打招呼、怎麼簡單介紹圖書、怎麼表達圖書賣點，怎麼郵寄、怎麼回款……所有的細節，我們都要一點點地摸索。
我們都明白，因爲信息收集和編印的時間長等原因，通訊錄上的很多負責人已經不在位了，找到新的負責人需要更多的技巧和耐心。最後，我們決定從醫院院長和學校校長入手——不同於經常調動的政府官員，這類領導通常比較穩定，而且他們高學歷，待人客氣，最起碼能說上話。
餘斌打了十幾通電話後，總算開了張，以8折的價格賣出了一套《名校管理規章制度全集》。首戰告捷，餘斌很開心——雖然對方要求我們先發書，確認實用纔會付款。
我第一次打電話猶豫了很久，不知道怎麼開口。我說普通話鄉音很重，餘斌特別叮囑我要強化訓練。他認爲語音、語調、語氣會影響客戶的感受，甚至會直接決定隨後幾秒或幾分鐘的營銷成果。後來，我也在實踐中發現，除了要做足“內功”、熟練各種場景的應對技巧外，好的心態和情感狀態也是業務員每天必備的。
打了十幾天電話後，我們漸漸找到了感覺，有了一手摸索出來的經驗，心中有底，纔去人才市場招聘業務員。業務員們按制定的流程接受業務培訓，很快就忙得不可開交。我和餘斌分工合作，他負責找客戶資源和圖書選題；我負責電話營銷、發貨和回款。
3
8月的一天，餘斌對我說：“我們去定州看看吧。”
定州是河北省的一個縣級市，離北京不過2小時的火車距離。當時，它是工具書的集散地，全國80%的工具書、禮品直銷都源自這裡。
上了火車，我們發現車廂裡有好多書商，餘斌一下子就找到了幾位熟人，大家聊得熱火朝天。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姓張的江西老表，文質彬彬的，他說自己以前是編輯，給別人打工，如今豁出去了，想自己單幹出書。
當時，張編輯的拉桿箱裡裝着幾捆宣傳單，介紹一套刑事偵查技術方面的工具書，他神情謙卑地說：“過去先發單子看看情況，書稿我自己來組編。”
後來我聽說，這書賣了1萬多套，張編輯掙了100多萬。此後，他又連續出版了很多工具書，銷量都很好，沒多久就在北京買了幾套房，併成立了專業的圖書公司，轉型出版比較小衆、專業化很強的教師用書和學校管理圖書。
在業內，張編輯算得上是轉型巧妙和成功的典範了。
在定州那些高大廠房改成的倉庫裡，成千上萬種工具書堆積如山，門口發宣傳單和提貨、發貨的人絡繹不絕。這場景，讓我大開眼界。
看我一臉懵，餘斌介紹說：“在定州，幾乎每家每戶都在打電話賣書賣禮品，老婆專打電話、老公專管發貨。”
“看不出來，這些農婦水平這麼高。”我不由得佩服，因爲我看到他們每個人的發貨量都很大，有些書的單筆訂購量就是幾十套。
“那些女人厲害得很，打電話水平很高，很會和縣長、市長、局長、企業老總們聊天，關係做得非常好。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單子，她們很容易做成，關鍵是還很少打折，她們幾乎都賣原價。”
當時，我正爲業務員出單難、整日跟客戶糾纏打折等事宜傷透腦筋。見識到這場面，我很想取點經：“那我們去找她們學習學習吧！”
“這都是人家吃飯的傢伙，不會告訴我們的。”餘斌有點鬱悶，“定州賣書的特點是‘快’。書還沒出來，憑着一張有圖書目錄的宣傳單，大家就可以搶着打電話，搶先佔領市場。”
“那我們幹嘛不自己出書呢？”我看着手裡的一大摞宣傳單，都是北京圖書市場看不到的品種，標題感覺很新穎，但內容同質化很嚴重。
“看起來簡單，做起來不容易啊。”餘斌嘆口氣，“我們目前實力，出書很難。好的稿子、好的編輯難找，書號至少幾萬，還有印刷費，隨便一套書投資至少幾十萬，甚至更多……”
我嘆口氣，無話可說。當時我倆面臨的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比如業務員團隊不穩定，培訓上崗後，好的業務員出單多，也容易跳槽，導致客戶資源流失。而差的業務員除了消耗大額電話費外，還浪費了很多客戶資源。
從某種意義上講，買工具書的人全國各地就那些個，成功的關鍵在於能不能最早發現、最先成交他們。我們沒時間錯過任何一個潛在的客戶了，這次定州之行，使我和餘斌堅定了自己出版圖書的決心。
經過努力，我們相繼出版了《礦山項目可行性研究》和《新農村工作指導手冊》兩部工具書，最後的銷售情況一般，我和餘斌總結了教訓：因爲考慮農村系統單位購買力不強，我們的定價不到300元，定州做電話直銷的人嫌利潤空間不夠，就不願做。
最後，《新農村工作手冊》的銷量不到1千本，除去稿費、買書號和印刷、宣傳費，幾乎沒賺錢。
4
2003年北京爆發“非典”，公司裡的幾個電話營銷骨幹相繼離職，從前忙碌嘈雜的辦公室頓時顯得空蕩蕩的。餘斌陰鬱着臉，再沒發出爽朗的笑聲，我的心情也不好。
從市場反饋的信息看，工具書沒有好的選題、同類題材一窩蜂上、內容粗製濫造、印刷裝訂不合格、折扣也做亂了。種種亂象導致客戶不滿，電話營銷面臨着“洗牌”。
我坐在電腦前，查詢一些銀行和政府機關的地址、電話和負責人信息，把它們填寫在購買來的清華大學的信封上。一週後，徵訂信函的反饋回來了，傳真機開始接到銀行的訂購回執。有家銀行分行一次性訂購了10套書，每套定價798元，看着一分錢也沒打折的匯款憑證和蓋着銀行公章的訂購回執，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餘斌也很高興，但看起來一點也不意外，他端詳着訂單說：“這個搞法上不了量，抓着機會，賺點小錢可以。”
的確如此，這類準確率很高的通訊錄，市場上根本買不到，網上搜集的信息也寥寥無幾，只能作爲一種補充銷售辦法。
“那就做商函吧。”我提議。
“商函郵購”圖書是一個高投入、高回報，風險也極大的領域。這種銷售模式像大海撈針，找到目標客戶後，發函量能達到幾十萬、上百萬封，如果有千分之幾的訂單概率，就有錢賺；如果達不到，就是虧。
而且，做商函還得靠運氣。有人膽子大，靠這個賺了大錢，也有人因爲圖書選得不好或者信函出了問題，最後血本無歸。我和餘斌的經濟實力不足，也沒有賭一把的勇氣。
商函，我們做不起。
2003年底，公司已陷入工資發不出來的境地，我和餘斌商量把公司停下，退掉辦公室，減少費用開支。
當時，餘斌住在北京西北郊外靠近陽坊的一家農家小院裡，房子是他親戚的，不要租金，只需要他照看着就行。每天，餘斌騎車再轉公交來公司上班，路上要花近2個小時，非常辛苦。他老婆沒上班，在家打理家務，照顧兩個兒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壓力小很多。彼時，我的妻子在上地的一家IT公司上班，我們也沒有孩子，但30多歲了，沒房沒車沒存款，內心也會很焦慮。
許多做書的朋友都在北京買了房，有些甚至買了幾套。而我“北漂”創業幾年，房沒掙着，投資的1萬元本錢也沒收回來。哪怕是清河、西三旗一帶3000左右一平的房子，對我和餘斌而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
想着這一切，我的心情很鬱悶。後來，因爲在投資理念和發展方向上與餘斌、王哥發生分歧，我決定退出，重新註冊一個公司，專做圖書郵購。
明確了我的去意後，他們心裡自然很不舒服，但沒有說什麼。畢竟生活很艱難，我們需要新的方向和開始。
臘月廿八，妻子要回武漢過年，我讓她先走，準備一個人留在北京，好好計劃下開年怎麼搞。妻子走後，屋子空落落的，房間的一角，我們自制的醃雪裡蕻靜靜地等在那裡。風使勁吹在窗玻璃上，進不來，嗚咽着，我呆呆地坐電腦前。一隻蟑螂跑出來，從我的鞋邊穿過，又很快躲進暖氣片下面，我都懶得出手收拾它。
餘斌打來電話，問我回家不，“不回去就到我家一起過年”。
我表示感激，說一定過去。我們共同創業，經歷了失敗，心裡有些不愉快，但大家能相互理解，這是一種肚量。此後多年，我們一直是無話不談的朋友、兄弟。
5
我的公司開張後，我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做商函生意的李總。
李總是浙江人，瘦瘦的，文靜秀氣，多年來在北京做商函打印——將打印好的信封連同發函人做的徵訂單宣傳單一起送往熟悉的監獄進行封裝，然後用卡車運到鄰近的河北某市縣郵局“過戳”。這一條龍的服務，經過多年經營，李總運作起來得心應手，也贏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做圖書郵購商函，第一步就要根據圖書品類搭建數據庫——就是把可能購買這類圖書的單位，從企事業單位名錄庫裡調出來，按省份、從業人數、單位規模等進行分類排列，然後根據需要進行選擇。
這份名錄是國家統計局經濟普查後做出來的，因爲時間滯後，負責人、單位地址會有一些變化，但不影響發函。李總要求我把退回的信件交還給她，她再根據郵局給的退函理由，修改、調整資料庫。但這個工作量很大，我估計她只是走走形式。
由於商函量大，郵局通常會給一定的折扣。印刷品不超重，郵資按6毛一封計算，如果數量大，甚至可以得到2毛多甚至1毛多的優惠價格。可是北京郵政因爲公務和政府公函量很大，業務飽和，不願降價，大批量的商函就被河北地方郵局以優惠價格競爭走了。
一次，我隨李總的姐夫去了河北邢臺一家區級郵局。“過戳”是機械自動的，1個小時可以過7000多封信，幾臺機子同時開工，場面非常壯觀。李總姐夫說：“這還是小郵局，機子少，人手少，過戳慢，你沒見過市級大郵局，那才叫快，連分揀都是全自動的！”
我曾經一次發函10多萬份，自己感覺量還挺大的，到這裡一看，才知道自己是小巫見大巫，泥鰍進了大海。
我財力不足，資源有限，人手也不夠，做圖書郵購只能小打小鬧，每次的發函量只有幾萬、十幾萬。
一次閒聊中，李總告訴我，她有個客戶一邊出書一邊做郵購，發函量很大。據說，這人把徵訂單的分類做得很細緻，圖書也都是精挑細撿的，所以徵訂效果很好，高峰期每天的傳真回單都在10萬元上下，“一年就只做幾次，賺上幾百萬，不成問題”。
小小的一封“商函”，看起來不起眼，但真正做了這行才知道，裡面也有一片天地。
但是想模仿別人的路數並不容易——就拿做徵訂單來說，各行各業對圖書的需求都不同，我們要將技術、專業和文史、黨政等工具書進行合理搭配——“選書”是做圖書郵購的“核心”，選題對路，才能贏得訂單；另外，徵訂單上還要簡單介紹圖書的內容，把目錄按篇章做出來，便於客戶按需選擇；最後還要花心思編些廣告語，刺激客戶購買。
一份精心搭配的圖書徵訂單（作者供圖）
最開始，大家只往商函裡放黑白宣傳單，後來爲了突出重點、加強宣傳效果，就開始做彩色宣傳單。有人做4開或者8開的，有人用銅版紙，正反面彩色印刷，非常醒目……
業內競爭越來越激烈，成本越擡越高，賺錢卻成了一個未知數。
6
一般來說，商函發出去，我們就等着接電話、收傳真了。因爲大多客戶是公款消費，有些人不還價，直接填了單子，蓋了公章就發傳真過來；有些人卻喜歡打電話來刨根究底，最後問能不能優惠；還有些人會使勁砍價，然後要求原價開票，從中吃點回扣……
反正人上一百，種種色色。
我做學校圖書時，碰上一個客戶，他說自己在青海西寧做圖書批發，一所學校收到了我們的徵訂函，看中了一些圖書，準備訂些，但只在他們那裡拿貨。
我別無選擇，只好和他談下最低的折扣，最後這批書的總價是7000元。隨後，這位批發商也傳真過來銀行的電匯憑證，他說教師節快到了，學校急着要書，因爲路途遠，希望我們儘快發貨。
當時，銀行的電匯需要3個工作日纔可以查詢是否到賬，又因爲是週五下午，我們沒辦法，只好安排打包發貨，並付了運費。週二下午我去銀行查詢，書款沒到賬，這時貨已經到了西寧，我給客戶打電話，他信誓旦旦地說款子確實已經轉了。我雖然不放心，但還是沒阻止他到貨運站提貨，我想：“都是做書的，算是文化人吧，不至於騙人。”
可到了週四，錢依舊沒有到賬，我打了幾個電話，客戶終於回覆，說錢被銀行退回去了。打電話再問，他就不接了。
我找了朋友對接西寧圖書批發市場，發現確實有這麼個人，不過他不是做批發的老闆，只是一個做圖書直銷的業務員，居無定所，沒法找人。這個事折騰了很久，最終書款一分錢都沒收回來。
時間長了，業務多了，這類事時有發生，也就見怪不怪了。
後來，我又碰上一個客戶，他是某工商局的辦公室主任，用公款幫局長買了6000多元的工作用書。收到書後，他東拉西扯，一會說發票沒找到，一會說領導出差籤不了字，就是不付款。
我一直認爲，一個人願意買書讀，素質一定不會太差，至少不會爲了幾百、幾千的書款賴賬。但多次催款無效後，我只好打印催款函，給他發掛號信。可催款函都寄了幾回，依然沒有迴音。
半年後，這位辦公室主任調到另一個單位做領導，我們打電話追過去，他要我們找原單位討要。後來，我們輾轉找到他原單位的財務，對方卻說他早就報銷了書款。
我的妻子是個不受氣的性格，她一般不摻和我的生意，後來她得知此事，直接打電話給那人一頓海罵。那人估計也沒料到這場面，聽了一會兒臭罵才明白咋回事，連忙掛了機。
“生意嘛，總有些壞賬死賬的。”這種事情遇多了，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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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郵購這種生意，說到底賺的是信息不對稱的錢。當電商平臺開始普及，更多的人開始選擇網上購買圖書，圖書郵購的業務就開始直線下滑。
這個賬傻瓜也會算：一套798元的圖書，我們因爲各種成本，售價必須6折以上，但網上的營銷成本幾乎可以忽略，加價10元就可以成交。剛開始我們還跟客戶強調，說網上的東西質量不可靠、來源不清白、都是盜版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說話的底氣越來越不足，客戶也越來越見多識廣，砍起價來直接到骨頭，賣與不賣都難受。
因爲國家管控，郵資也開始漲價。客戶見多了各種各樣的圖書郵購單，購買意願不斷降低。圖書選題也沒什麼新意，可供選擇的書已很少出版，業內許多人選擇放棄或改行。
我明白，圖書郵購這一行已經快走到頭了。
2010年，淘寶聚划算開始上線“開團”，一些做工具書的人盯上了這塊。他們賣一套書只掙10元，一次開團銷售3000套，利潤3萬，前後也就幾天的事。
同時，一部分人開始在全國大中城市做圖書展銷，他們租賃一個場地，擺放各種各樣的圖書，售價很低。見慣了高價圖書的老百姓對這種面對面可以觸摸的銷售模式非常接受，很快工具書市場呈現出一段波峰，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買書的人本就是小衆，工具書的受衆更是一部分特殊羣體。
那天，我去一位朋友家裡談事，在他家小區外面的空地裡，有人正在展銷圖書。有的是5元、10元一本，有些是3元一斤，買書的人不多，看我走近，老闆連忙過來打招呼。
一陣風吹過，一片枯黃的梧桐樹葉落在精裝的《資治通鑑》的包裝上，我撿去樹葉，老闆說：“這書要不要？只賣60元。”
這可是精裝6卷本的書，我們郵購不會低於500元啊！我心裡一驚，回頭把這事告訴做藥品生意的朋友，他大笑：“只怪你們賺錢太黑了。”
我無話可說，也許他說得對。
2010年年初，我考慮再三，準備將北京的房子退租。年前，我已在武漢買了一套三居室，房價不到5000，而餘斌還住在西北邊靠近陽坊的農家小院裡。
我們一起“北漂”多年，都沒在北京買上一套房子。才幾年的時間，我所在的北五環外的西三旗，房價從4000已經漲到了40000，離我們的夢想越來越遠。
臨走前，我去向餘斌辭行。那天，陽光透過薄薄的雲層撒進大院，照着院裡的十幾只柴雞，它們毛色鮮豔，叫聲響亮。餘斌買玉米餵養它們，所以個個長得肥碩健壯。
餘斌燒了拿手的貴州辣子雞，我們一起浸在夕陽裡，喝着二鍋頭。餘斌說：“你回去吧，好好陪陪孩子，我是走不了的。”餘斌的老家在湖北洪湖市，他還是滿懷希望：政策一定會好起來的，孩子們就可以在北京考大學了。
餘斌的兩個兒子在北京上學，作業不多，他們跑進跑出，日子雖然艱辛但很溫馨。這時候，我與一起北漂的妻子已離婚3年，孩子寄養在武漢的父母家，也上了幼兒園。從前沒離婚時，趕上節假日，我常和妻子一起到餘斌家聚餐、打牙祭，如今再看，已是物是人非。
“我已經不想繼續在北京做個邊緣人了，回武漢我也是有房有車的人了。”我有一種放棄的失落，也有一種對未來莫名的期待。
8年北漂，這就是屬於我的句號。
2017年10月1日，餘斌回武漢看望兩個兒子，給他們一人買了一件波司登羽絨服。兩個小夥子高大結實，陽光帥氣，完全不似父親那般乾瘦精明。他們回老家上的高中，最後考取了武漢的職業學院，終究沒能在北京參加高考。
得知餘斌在武漢，我找了一家四川酒樓，和他一起喝酒敘舊。餘斌說，他在重慶和天津都買了一套房，老婆跟着親戚做進口食材的商超供貨，生意很好，收入也不錯。說完，餘斌點燃一支菸，露出一口白牙：“其實，工具書還是有市場的。”
放眼北京的工具書市場，自從電話營銷和郵購圖書不景氣以來，境況一片衰敗。但這一切，似乎與餘斌的生活很遙遠。他很少去甜水園了，只在很專業、很細分的那一塊市場裡精耕細作。
餘斌仍用手抄信封，賣些圖書和光盤給大專院校的紀檢部門。他說每年的學習主題和內容都在更新，這些部門要不斷學習，“回頭率很高，混混生活不成問題”。
可是隨着微博、微信和各類公衆號的興起，人們的閱讀習慣已經徹底發生改變，更習慣於簡單、廉價的碎片化閱讀。那些大部頭的工具書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裡，連做擺設和裝飾的需求也大打折扣，甚至無處安身。
我想，對於餘斌來說，也許查查資料、抄抄信封、做點郵購買賣，不僅僅是一種生存方式，更是一種對信仰的堅守和對某段時光的懷念吧。
作者：湖中島
編輯：羅詩如
題圖：《編舟記》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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