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定會到來：疫情之下民辦園的自救與重啓
來源：中國青年報
5月8日，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龍山幼兒園的老師將圖書、玩具等消毒後放到操場擺出笑臉形狀進行晾曬。湖州市幼兒園於5月11日起分批覆學。
5月31日，河南鄭州，一家幼兒園已閉園近半年，遲遲不開學，老師們在園長的組織下，開始售賣營養餐。
6月3日，鄭州，一所民辦幼兒園內擺滿童裝，園長張東昇稱幼兒園已4個多月未開園，爲自救他將妹妹店裡的童裝拉來售賣，不少家長前來捧場。
一向熱鬧的幼兒園在疫情中變得安靜下來，像被按下了暫停鍵，停止了運轉。
這對於不少民辦幼兒園來說，是“難以承受之重”。有些民辦園就此倒下，也有些仍在努力“自轉”——賣麪點、燒烤來支撐幼兒園的日常基礎開銷；有些民辦園將線下教學轉到線上，或開始嘗試送教入戶，來努力維持教師隊伍以及生源的穩定……
教育部發布的《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現有民辦幼兒園共17.32萬所，佔幼兒園總數的62%；民辦幼兒園在園幼兒2649.44萬人，佔在園幼兒總數的56%。可以說，民辦幼兒園是我國學前教育的“半壁江山”。
困境
在堅持了一個月之後，錢蘇不得不把自己經營了5年的幼兒園關了。
錢蘇經營的是一所家庭式幼兒園，位於北京海淀區，規模不大，共有7名老師和30多個孩子。
疫情之前，錢蘇的幼兒園運營得還不錯。但疫情期間，“沒了收入來源，房租卻必須要交，一部分家長要求退費，還有老師的工資……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幼兒園前期的投入、口碑的積累、老師的培養，裝修和學教具等投入幾乎都白費了。”錢蘇說，尤其是花重金購置的學教具，“轉手時沒有人願意要，甚至連收廢品的都不想要，最後幾十萬元的教具就像廢品一樣賣掉了”。
錢蘇用“辛酸”兩個字形容自己在疫情期間的經歷。自己的幼兒園關閉以後，其他幼兒園和機構也都不招人了，當時的她還比較樂觀，以爲疫情在兩三個月內就會結束。爲了解決生計問題，她通過第三方找了一份超市銷售的工作：每週工作6天，沒有節假日，收入跟之前相比差了很多。
“我做了20年老師，教研、教學是我的長處，但在超市工作，我的專業沒派上用場。以前每天跟孩子打交道，心情很舒暢，保持着童真；而在超市工作，每天都會看到大人之間的爭吵衝突。”錢蘇說。
有段時間，錢蘇的工作是推銷一個軟件，如果每天的下載量不夠，整個部門都要扣錢。於是她每天追着顧客請他們下載軟件，沒少遭遇冷言冷語甚至人身攻擊。
被人叫了20年的老師，現在成了“大姐”，這個角色的轉換讓錢蘇很難適應。“從今年3月做到了6月，當時已經傳出幼兒園要開學的消息，剛好我的超市合同也到期了，我以爲能重新回學校，沒想到疫情又反覆了。這時我又失業了，無事可做，也沒收入，每天在家裡特別煩躁。”回想起那段時間的經歷，錢蘇忍不住哽咽。
疫情期間，英邁環球藝術幼兒園園長何敏發現，圈子裡幾乎每天都能聽說哪個幼兒園破產了、哪個培訓機構關門了，甚至還聽說有園長承受不了巨大壓力做出極端行爲。
而她所在的幼兒園也已“閉園”半年。這個位於北京西五環外的雙語幼兒園，有着兩層漂亮小樓、8間教室、1間食堂和1個辦公室。疫情前，園裡很熱鬧，有160多位小朋友在這裡玩耍、學習、成長。
雖未開園，但還需要維持基本的運轉，比如房租需要照繳，教職工的工資也要照發。何敏算了筆賬，一個月下來需要近30萬元的開銷。關於房租，何敏只能不斷向房東爭取期限，一拖再拖；而教職工的工資，在疫情初期還能勉強維持，但近兩個月由於壓力過大，幼兒園已開始按最低工資標準發放；加上因爲疫情本該入園的新生也都決定推遲入園，不僅沒有收入還需要退定金等……
有段時間，她整晚整晚失眠，最害怕的就是電話鈴聲響，怕房東來催交房租，怕家長來退園退學費，怕老師說要走……“害怕的事太多了，怕有孩子沒老師或者有老師沒孩子，還有可能有孩子有老師沒房子，只能扛着往前走。”說着說着，何敏哭了，“太難了，真的”。
據位於北京的彩虹小鎮幼兒園園長王超瞭解，國家對於公辦園、普惠園有補助，有資質的民辦園達到一定標準也能拿到補助，而一些不在政府補助範圍內的民辦幼兒園就過得很困難。
“這種困難源於，幼兒園的現金流相當於0，沒有一份進項，但是每個月的房租、人工的支出非常大，所以這種幼兒園其實每個月都虧不少。我們園有50多個孩子、10多名教師，佔地1000多平方米，每個月的房租加上人工，要虧十幾萬元。”王超說。
今年2月之後，王超所在幼兒園開始緩發老師們的工資，因爲沒有現金流，“早期有些收到的學費，但當時房租要半年一付，加上每個月老師的工資支出，是沒有多少現金剩餘的。除非一些大型幼兒園，早先每年有很多盈餘，這段時間可以用來彌補一下”。
流失
就像一場洪水，突如其來的疫情也把幼兒園老師們的日子衝散了。
疫情暴發後，幼師徐琳琳所在的一家北京國際幼兒園不能開學。自寒假以來，她基本處於沒有工作的狀態，當然，也沒有收入。
“我快要在北京待不住了，心態也受到很大影響。”徐琳琳說，從大學畢業到現在，自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長時間沒有工作、“很閒很閒”的狀態，“也不知道明天會變成什麼樣”。
由於自己所在幼兒園一直沒有復學，徐琳琳乾脆辭職了。據她介紹，直到現在，那家幼兒園也沒有開學，無法給老師提供最低工資，大部分老師只能“自救”。
徐琳琳所在的幼兒園沒有線上教學。因爲“開展線上教學就面臨着給老師發工資的問題，而幼兒園沒有錢給老師發工資”。
而疫情最嚴重時，正好是一般民辦幼兒園收學費的時間節點，二三月份要收今年或半年的學費，但剛好遇到了疫情收不了學費，老師的工資也就沒法往下發。
遣散老師，對於民辦園來說也是一種無奈又可惜的選擇。
“我覺得挺對不起老師們的，但是確實沒法支付工資，就只能直接把他們遣散了。”錢蘇說。
錢蘇觀察到，那些還在堅持的園所也不容易，爲了留住好老師就一定要支付工資，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很多園所沒有實力再支付。“這些園所也只能支付老師的基本工資，至少也是減半了，能不能滿足老師的日常需求是個大問題，很多老師很可能就此改行做別的行業了。”
以錢蘇從事幼教20年的經驗來看，老師的流失是幼教行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培養一個主班老師至少需要兩三年時間，現在幼兒園的主力老師都是二十幾歲，正是一身本領的時候，但受到疫情影響他們可能就轉行了。幼兒園老師收入並不算多，但需要的技能很多，包括舞蹈、鋼琴等，這些老師在其他行業就業也是很容易的。大量優秀老師就這樣流失了，這對幼教行業、對家長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損失”。
除了經濟壓力，何敏說，自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穩住老師。“要做好老師的心理疏導、培訓工作，確保老師保持良好積極的心態，即使不能正常上班也能充滿正能量、不消極不頹廢，盡力確保他們不轉行”。
幼教行業裡的年輕老師居多，不穩定性本來就大。目前何敏所在幼兒園的教師隊伍還算穩定。
從疫情第一天開始，何敏所在幼兒園就開設了免費線上教學活動，主要是“讓孩子和老師有事做，同時穩定家長”。每天上午，老師們錄製教學視頻，到了下午就一起進行教研、培訓。後來，教研、培訓由一天一次改爲兩天一次，等到了五六月，何敏發現，有老師開始請假不參加了。
“日子久了多少會有些倦怠，一察覺到哪位老師的狀態不太對，我就去做思想工作。”爲了調動老師的情緒，何敏調整了教研形式，由老師自己策劃主題、自主組織等。
好不容易盼到了北京市可以開園，用何敏的話來說，“簡直是看到了曙光”。老師們也幹勁兒十足，爲了迎接上級管理部門開園前的檢查，提前兩週就開始重新進行幼兒園的環境創設，把幼兒園打掃乾淨、消毒，開開心心地等待開園。結果北京的疫情出現反覆，“老師們的心情隨之沉浮”。
那些民辦園中沒有離開的老師，只能艱難地堅守。
何敏所在幼兒園的秦老師表示，疫情直接影響了班級正常開學，進而給自己的工作帶來了較大的不便，也產生了更大於常日的工作量，工資也受到了影響。“但是我們在努力克服困難，儘可能地爲家長、幼兒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每天錄播視頻發佈教學，同時定期語音或者視頻聯繫幼兒，安撫幼兒和家長，做情感鏈接工作”。
自救
面對這場波濤洶涌又突如其來的衝擊，沒人想坐以待斃，“自救”成了整個幼教行業的一致行動。
疫情期間，錢蘇加入的園長羣裡一直有人討論新的政策，也有老師分享一些改善方案，包括如何做線上教學。對於一些關停或轉讓的園所，羣裡的園長們也在互相幫助找渠道，包括學教具的轉手、存放等。
“大家是很抱團的，互相交換信息，這也是這個行業的溫度，在一起我們就不孤單了。我幼兒園的教具轉手也都是通過這個羣來做的。我們一直在互相幫助、互相扶持，一起想辦法自救，互相給了很多心理上的慰藉。”錢蘇說。
離開了超市的工作，錢蘇通過摩爾媽媽App——一個可以預約上門授課的APP平臺，成爲一位“到家”老師。有家長下單時她就去幼兒的家裡上課，終於回到了“老本行”，她感覺原來的快樂又回來了。
“如果上門到家老師的崗位能一直存在，我是希望一直做下去的。從長遠看，我想重新把幼兒園開起來，但是現在條件還不允許。”錢蘇說。目前她最想做的就是迴歸幼教行業，因爲幼兒園是自己的“心血”，“從當初創園，課程的設計、環境的佈置，包括招生到教師管理，都是自己一個人慢慢做起來的，只要有機會我一定把它再開起來。”在她看來，這就像經歷了自然災害而不得不顛沛流離的人們，最終還是要回到故鄉一樣。
如今，不少曾經的幼兒園老師開始通過互聯網平臺、幼兒園介紹等方式進行“到家教學”。這種疫情期間特殊的教學方式，一方面緩解了幼兒園老師們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減輕了家長們的負擔。
徐琳琳也在同一平臺上找到了一份到家老師的工作。每週5天課，每天上課約6小時，每小時150-200元，多的時候月收入近兩萬元。
從4月開始就從事到家老師工作的徐琳琳，現在的收入“可能比之前在幼兒園還高一些，寬裕了不少”，徐琳琳覺得，有了工作，每天跟孩子們在一起，就不太會糾結疫情的一些影響，“因爲大多數時間都是在上課或者跟孩子們相處，自然而然地就沒了那種消極的心態。尤其是孩子們也在影響着我，因爲跟他們在一起比較單純，不用想太多，慢慢心態就恢復了”。
如今，徐琳琳的工作狀態比以前好很多。現在的工作模式時間上更自由。“能夠休息和自由支配的時間比在幼兒園時多了一些，幸福感也比之前要強”。
爲了帶領老師們“自救”，何敏也經歷了不少波折。
之前看到網上有幼兒園賣包子、燒烤“自救”，加上有家長給她說“孩子想念幼兒園的小饅頭”，何敏一想，那何不讓老師做些麪點呢？幼兒園免費向老師提供麪粉、水、電等，老師們可以製作些可愛造型的麪點出售給幼兒園家長。
除了接幼兒園家長的訂單，老師們每天會多做出一些麪點來，搬個桌子，撐在校門口，路過的居民看了也會來買。賣得少時，老師們一天能掙200多元，多的時候有300多元。“錢雖不多，但老師們覺得大家只要每天在一起有事做、能開開心心的，也能很滿足了”。
但“麪點攤”營業沒多久，有天，突然來了幾位城管，二話不說就要把東西搬走。攤位前的老師愣了，一時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後來才知原來這次攤位向外多擺出了幾米。幾番爭論，這件事最後也就不了了之。後來，城管又來檢查了幾次，好在老師們經此一事也更爲警醒，攤位不會超出限制位置。
但後來麪點攤還是“關門”了，老師們又回到了教研、培訓的日常。
“這期間對老師來說正好是一個比較好的學習成長期。”之前，王超也琢磨過賣燒烤、包子等“自救”方式，但她考慮到這些和老師的專業並不特別相關，並且賺的錢對於整個支出也是杯水車薪，所以便沒有去做，而是每週都對老師進行培訓，引領老師開展系列成長課程。
此外，王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有的家庭因父母精力有限，希望老師能過來陪孩子，所以6月開始提供了入戶辦學的服務，會增加一些收入。
同樣，關了“麪點攤”後，何敏所在幼兒園的老師也開始“送教上門”，“有需求的家庭會請老師上門‘帶娃’，有時會有兩個家庭‘拼單’請一位老師去”。
紓困
早在疫情暴發初期，北京城市學院校長劉林就進行了一些關於民辦園生存的調研，並在多個場合呼籲把民辦園，特別是普惠性民辦園納入疫情期間國家特殊政策支持對象範圍，因爲它們在疫情期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當時我聽到一種聲音，‘快救救我們民辦園吧，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劉林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教育系統中，受疫情影響最大、困難最多的兩部分就是民辦幼兒園與培訓機構。
但與培訓機構相比，“民辦幼兒園受到疫情衝擊後的生存問題，對於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來講後果更嚴重，因此，政府和有關部門首先要釆取特殊措施‘救幼兒園’，對培訓機構則在後期納入了對民辦非企業機構、中小微企業的支持範圍中。”劉林說。
“民辦幼兒園還將面臨相當長的困難期。由此導致的民辦園虧損、破產、停辦，也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在北京市北海幼兒園園長柳茹看來，一方面，會有一批幼兒教師面臨失業、轉行，如果老師流入其他行業，那以後就很難再回流了，沒有了隊伍，就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另一方面，會有一部分幼兒無園可上，進一步加重“入園難”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很直接的影響，必須加以重視和有效解決”。
今年全國兩會，“幫助民辦幼兒園紓困”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少專業人士認爲，爲民辦園紓困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
早在今年4月，教育部辦公廳就各地做好疫情防控期間民辦幼兒園扶持工作發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把爲民辦幼兒園紓困解難作爲當前一項緊迫任務，聚焦民辦幼兒園在疫情防控期間面臨的突出問題，區別不同類型民辦幼兒園，採取有效措施支持化解民辦幼兒園面臨的實際困難。
這段時間，不少省市都針對扶持民辦園生存發展推出了相關政策。
例如，北京制定了《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支持民辦幼兒園穩定發展的通知》，規定凡是經區教委認定且符合市級財政補助條件的普惠性幼兒園，一次性撥付2020年1—6月的生均定額補助，切實減輕疫情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運轉帶來的壓力，目前已對800餘家普惠性幼兒園撥付資金10億餘元。
在租金減免方面，北京、上海、浙江、雲南、四川、重慶等地對租賃國有或集體經營性房產的民辦幼兒園減免疫情防控期間租金，並鼓勵其他各類出租主體減免租金。如成都對承租市級行政事業單位自有國有資產類經營用房辦學的，減免1至3個月租金；承租市級國有企業經營性物業的，2月至4月租金全免，五六月租金減半；承租非國有資產經營用房的，由縣級搭建平臺，促進業主與幼兒園舉辦方協商解決租金問題，政府對減免租金的業主給予表揚或獎勵。
但柳茹認爲，還要進一步完善管理體制和政策保障體系。“民辦園問題的解決涉及多維度的問題，徹底解決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議全面調研幼兒園受疫情影響的情況，進而完善相關管理體制和政策保障體系，明確責任主體，細化管理職責，從而確保各類型幼兒園規範、可持續發展”。
重啓
如今，各地幼兒園陸續明確了開學時間，民辦園的園長和老師們終於看到了曙光。
近日，何敏的幼兒園已經開始忙碌起來——以往招生都不用愁，不用出校門就有娃家長來報名，現在何敏正帶着老師一起搞招生宣傳活動。
何敏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很多教育機構或者相關的一些教育行業已轉型爲線上經營，但是幼兒園卻無法真正轉型，“幼兒園最大的功用除了‘教’還有‘育’，用家長的話來說就是得幫我養育孩子，如果不能養育孩子，那還不如自己在家帶孩子了。所以幼兒園的主營業務和方式是改變不了的，只能期待儘早開園”。
而對於徐琳琳來說，幾個月的失落、焦慮、探索，讓她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向。
“對於幼兒的家庭來說，線上教學不太能滿足家長和孩子的需求。”徐琳琳觀察到，年輕家長平常需要上班，可能跟孩子接觸的時間還不如幼兒園裡的老師多，所以在疫情期間很多家長都會覺得自己帶不了孩子，有些家長還會跟她說，能不能週六週日也上課。
“有一些家長明確表示，即使幼兒園開學之後也想在空餘時間通過這種形式讓我上門輔導，給孩子們做一些提高，所以我也會考慮以全職或兼職的方式做這個工作，因爲收入比較不錯，時間上也好掌握。”徐琳琳說。
當全國各地開始全面恢復教學秩序，對於經歷了一次殘酷洗牌的民辦園來說，談未來仍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錢蘇看來，儘管現在有些地區已經逐漸開園，但家長敢不敢送又是一個問題。開園並不代表幼兒園能恢復以前的收入，很多家長還是會持觀望態度，民辦園能不能撐下去依舊還是個問題。
“教師流失以後孩子們又要面對新的老師，跟老師的磨合又需要很長的時間。對園所來說，新老師需要重新培訓，這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錢蘇認爲，從各方面來說，民辦園可以說是重新開始了，“僅僅開園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王超表示，還是希望政府能夠多給一些政策或者資金支持，幫助民辦園度過難關。“可能後疫情時代會比較難過，後續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不像說餐館關了，在家做飯是可以解決用餐問題的，但如果疫情結束之後一切如常了，孩子不上幼兒園是不行的”。
讓王超感動的是，疫情期間絕大多數教師自願堅守，並且沒有家長提出退費。有家長考慮到現在的情況還特意來找王超談這件事，希望在資金上給幼兒園一定的支持，“他們心疼我，覺得我壓力太大了”。有的孩子預交的費用沒有用完，但家長也沒有提出來要退款，因爲家長也覺得幼兒園現在很困難。
對王超來說，當時退後一步的幾個選擇都會相對輕鬆，但因爲家長和老師的無條件信任，讓她決定選擇面對更多困難和不確定的堅守。
“雖然能感到壓力，但我要保證自己不被壓力干擾，因爲疫情終歸會過去，不是嗎？而且幼兒園一直是剛需，所以我自己的狀態目前還挺好的。”王超說。
的確，幼兒園是“剛需”——即使困難的時間再長，春天也一定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