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深,誰是中國”新質生產力“第一城?
文|雲木
新質生產力,正在成爲大國博弈的焦點。
日前,美國總統拜登尋求限制向中國傳輸所謂“敏感數據”,涵蓋基因信息、人臉識別、位置信息等。
隨後,拜登再次發表聲明,表示中國汽車“可能會充斥美國市場”,聲稱智能網聯汽車會收集相關敏感數據,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要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
無獨有偶,近日,美國、英國、法國等10國就6G達成共同原則,通過抱團發展開展“科技競賽”,意在爭奪對6G標準的“主導權”。
同時,已有45年曆史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續簽被持續拖延,《自然》雜誌發表社論直言“終止中美科學協定將是危險的愚蠢之舉”。
無論是以數據安全還是產業安全爲名,指向的都是我國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從生命科學到新能源汽車再到6G、人工智能等,不一而足。
這些產業,幾乎都屬於新質生產力的範疇。可見,大國博弈正從傳統的經貿領域,向着更深層次的產業、科技領域蔓延。
就此而言,培育新質生產力,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堪稱影響未來的“國運”之戰,誰能擔起這一重任?
01
新質生產力,越來越重要了。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列爲年度政府工作之首。
自去年“新質生產力”概念提出以來,從國家到地方紛紛展開佈局,搶灘核心科技和未來賽道話語權。
作爲中國工業第一大市和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深圳一直都是大國博弈的中心地帶,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中心,正在成爲培育新質生產力的主陣地之一。
數據顯示,深圳2023年GDP總量達3.46萬億,其中全口徑工業增加值達1.18萬億,連續兩年蟬聯中國工業第一大市。
深圳趕超上海晉級工業第一城,主要得益於新興產業的貢獻,尤其是新能源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等產業的迅猛發展。
在未來產業上,深圳與京滬齊頭並進,成爲我國培育新質生產力的主陣地之一。
根據規劃,深圳正在培育20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羣和8大未來產業,其中合成生物、區塊鏈、細胞與基因、空天技術等四個未來產業處於擴張期。
這些產業,雖然部分已有規模優勢和領跑優勢,但無一不是國際科技和產業競爭的熱門領域,面臨重重卡脖子的限制,其成敗關乎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大國博弈的未來。
在6G和人工智能領域,美國以產業安全、信息安全爲由,極盡遏制之能事,如何破解“卡脖子”限制,就成了擺在深圳等主要創新城市面前的一道難題。
在生物科技領域,深圳不乏以華大、邁瑞醫療爲代表的龍頭企業,且形成了深圳國家基因庫、合成生物大設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但在日益逼近的科技“脫鉤”面前,如何突破也成了關鍵。
早在10多年前,我國就開始佈局建設屬於自己的基因庫,如今深圳國家基因庫已成爲全球一流的生物數據平臺,無論生物樣本庫、基因測序數據還是生物信息數據庫都達到國際第一梯隊水平。回顧當初這個決定的做出,可謂高瞻遠矚,未雨綢繆!
這在平時或許還不那麼引人注目,但在關鍵時刻,尤其是科技“脫鉤”風險日益高企的當下,一旦國際數據庫和數據跨境流通受到限制,從基礎科研到產業應用再到國家基因數據安全,都難免遭受衝擊。
所以,在關鍵產業鏈條推進核心技術國產化,在覈心領域打造自主可控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爲過。
這一切,既需要前瞻性佈局,更需要源源不斷的投入。
02
工業第一大市,離科技第一大市有多遠?
前不久,“北京VS深圳,誰是中國科技第一大市”的討論引發關注。兩者都集科創“雙中心”定位爲一體,在全球科技集羣中都位於第一梯隊。
與北京相比,深圳的優勢在於製造業強大、企業創新力強勁、民營經濟發達,但高等教育薄弱、重大科技平臺匱乏、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不足,卻成了長遠發展的束縛。
在打造千億級乃至萬億級產業集羣方面,深圳無疑有着突出優勢,但在以新質生產力爲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究其原因,新質生產力不同於傳統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多數都屬於從0到1的源頭創新,以原創性和顛覆性爲特點。
這就離不開新型科技舉國體制的助力,有賴於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全方位整合,高校及科研院所,國家實驗室、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重大科技平臺的角色至關重要。
在這方面,北京聚集了全國1/4左右的雙一流大學、1/4左右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擁有29個大科學裝置、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交叉研究平臺,研發強度尤其是基礎科學投入一直穩居全國第一。
與之對比,在科創“雙中心”定位助力之下,深圳正在拼命補上大學和科技基礎設施的短板,但仍不足以支撐科技強市的未來。
數據顯示,目前深圳僅有1所本土雙一流大學、1家國家實驗室、13家全國重點實驗室,而整個廣東省目前已打造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10個,地市擬建和在建重大科技基礎設施19個,與北京仍有一定差距。
其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是深圳打造科技強市最不容或缺的一環。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強化基礎研究系統佈局,集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社會創新資源,加快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體系化佈局等。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往往都是“國之重器”,被譽爲“超級平臺”和“科技利器”,有着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人才“磁吸”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
深圳國家基因庫,就是深圳最早建成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之一,早在2011年獲得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批覆,並在2016年建成運營,成爲我國第一個、全球第四個國家級基因庫。
作爲支撐生命健康等前沿產業的重要科技基礎設施,深圳國家基因庫自建立以來,面向科研單位、高等院校、醫療機構、生物企業開放,不僅解決了生命科學數據孤島問題,還發揮了支撐核心科技攻關的關鍵作用。
根據公開報道,深圳國家基因庫自主研發了全球最大時空組學數據庫、全球領先的細胞組學平臺、發佈自主可控的種質資源庫等,建設水平和服務能力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從基因庫生命大數據平臺的官網瞭解到,該平臺還支撐科研項目5228項,累計支撐SCI及核心期刊文章發表1459篇,其中包含頂級學術期刊及子刊(CNNS)百餘篇,爲我國精準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極端環境科學等前沿領域的技術突破提供了強大助力。
一流的科技平臺,還是引領國際科技競爭合作的推動者。
目前,深圳國家基因庫已成爲國際標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代表中國推進生物技術國際標準,併發起成立 “一帶一路生命科技促進聯盟”,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
對於深圳來說,無論對於搶灘全球生命科學話語權,還是提升醫藥健康等核心產業在全國乃至全球的地位,都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
遺憾的是,在深圳,這樣的重大科技戰略平臺還不多,且面臨財政投入不足的尷尬,要形成體系化的戰略科技力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03
新質生產力的突破,需要新型科技舉國體制的支持,也離不開充沛的研發投入。
2022年,我國共有5個城市研發支出超過900億元,其中深圳以1880億元位列第三,僅次於京滬。
而從研發強度(研發投入/GDP)來看,深圳達到5.81%,超過上海,位居全國第二,達到國際發達城市水平。
不過,深圳的研發支出,90%以上都來自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佔比僅爲5%左右,而北京來自後者的高達50%以上,上海、廣州、西安等地也達30%以上。
這種模式,給深圳帶來前所未有的企業創新活力,但也埋下了兩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其一,深圳產業創新活力一流,但與新質生產力更爲密切的基礎研究相對薄弱。
衆所周知,企業以產業創新和商業創新爲主,集中於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而基礎創新更依賴於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體系化戰略科技力量作爲支撐。
這從研發支出也可見一斑。2022年,北京研發支出中,基礎研究經費高達470.7億元,而廣東全省爲239.6億元,深圳佔廣東比重不到一半。
由於基礎科研的相對不足,深圳雖然在全球頂級科技集羣中名列前茅,但在《自然》雜誌發佈的2023年全球科研城市中,僅位列第19名,未能躋身前十,不及武漢、合肥、杭州等地。
其二,與京滬相比,深圳研發支出主要來自企業,財政支出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根據最新預算報告,2024年深圳全市安排科學技術支出364.1億元,不及去年的412億元,而北京、上海分別高達533億元、633億元。
雖然深圳與京滬財力有一定差距,但作爲工業大市和科技大市,培育新質生產力、打破卡脖子限制當屬首要任務,科技投入無疑是重中之重。
可資對比的是,同爲工業大市,蘇州總財力不到深圳6成,但科學技術支出卻達到280億元,達到深圳的3/4。
一個令人擔心的現象是,如果科技經費未能隨着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科技進步而大幅增長,導致一些重大科技設施投入減少,影響的不只是一兩家平臺,更會波及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培育。
日前,深圳發改委公佈2023年部門預算,其中用於創新能力建設和高新技術發展業務預算2.7億元,較2022年減少4515 萬元,主要原因是壓減深圳國家基因庫運營經費預算規模。
背後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但國家基因庫是深圳乃至廣東爲數不多的生命科學領域的超級科技平臺,既關乎我國基因數據的安全,也關乎深圳及更多廣東相關產業的未來,應當給予更多重視。
目前,未來生命健康已成爲廣東重點佈局的五大未來產業之一,而深圳的“20+8”產業體系,與生命健康相關的佔了1/5左右,無不需要以國家基因庫爲代表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支撐。
當然,作爲新興城市,深圳有大量的教育、醫療等民生短板需要彌補,用錢的地方很多。
但作爲享受二級財政優勢的計劃單列市,可支配財力遠高於廣州等地,科技投入並非沒有空間。
04
中國頭部城市的競爭,已經從傳統的大項目大產業之爭,變成了新質生產力之爭。
當大國經濟從高增長模式步入高質量發展,從傳統要素驅動、外貿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質生產力的作用就愈發凸顯。
新能源汽車是先行者。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不僅攪動了全球的汽車產業格局,還爲我國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搶得先機。
然而,僅有一個新能源汽車產業還不夠,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6G、量子信息、空天科技、低空經濟等更多前沿領域,仍有相當大的追趕空間。
面對核心技術“卡脖子”、科技脫鉤等風險的存在,培育新質生產力,是不得不打的硬仗,也是以深圳爲代表的工業大市、創新強市必須用於挑起的大梁。
40多年前,深圳藉助“三來一補”發展工業和外貿,迅速從“小漁村”蛻變成爲世界工廠。
20多年前,深圳率先開啓“二次創業”,全面佈局高科技產業,讓“深圳,你被誰拋棄”的質疑煙消雲散。
如今,大國博弈、科技競爭和城市競爭又到了新的關頭,深圳能否抓住發展新質生產力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在國際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