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掛職做論文 力圖還原基層官場生態
馮軍旗論文（圖片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報訊 “你總問人家是怎麼升上來的，這怎麼好講呢？”辦公桌的一端，縣委書記林慶生皺着眉頭提醒，“小馮，有些事情能說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說。”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馮軍旗沒有反駁，只是禮貌性地點了點頭。之前的兩年時間裡，這名掛職縣長助理的北京大學社會學專業在讀博士生，已經先後訪談了這個農業縣裡160個副科級及以上的幹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則是他的第161個訪談對象，也是最後一個。
這場談話結束後不久，馮軍旗便離開了這個縣城。2010年6月，他的題爲《中縣幹部》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並獲得了高度評價。
“道出了中國縣鄉政治的實情。”參與答辯的“三農”問題專家於建嶸說。馮軍旗的導師、社會學家鄭也夫則認爲論文“調查詳盡而紮實”。
依照學術慣例，論文中的人名與地名均應進行技術處理。馮軍旗將這個地方命名爲“中縣”，意爲“縣裡的中國”。（編者注：依據這篇論文，本報道中所涉及的市、縣、鄉鎮名及當地人名均爲化名）
事實上，這個位於中原腹地的農業縣只是中國2000多個縣中普通的一個，人口80餘萬，GDP排在省裡所有縣的40多位。馮軍旗在25萬字的博士論文裡，力圖在某種程度上還原這個縣乃至更廣意義上的基層官場生態。
他收集官員在年齡、學歷方面的造假證據；他披露中縣改革開放以來的虛假政績工程；他甚至蒐羅了這個縣1013名副科級及以上幹部的簡歷，尋找他們升遷路上的“奧秘”。
“政治家族”現象也在這樣的尋找中浮出水面。在這個每800人便會產生一個副科級及以上幹部的縣裡，他根據一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統計出了21個政治“大家族”（副科級及以上超過5人）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副科級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還試圖還原官場晉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貢體制”與“買官賣官”，並屢次接近“最爲隱秘”的紀委官員，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隨着部分章節被媒體摘引披露，這篇已經完成一年有餘的論文進入公衆視野。有評論稱：郡縣治，天下安，這份以1978年爲起點的基層政治研究，爲中國未來的改革路徑選擇，提供了一個真實而殘酷的考察樣本。
“您在這裡可算是個大官了！”
1976年，馮軍旗出生在河南駐馬店的一個村裡。在他的記憶裡，無論是鄰里糾紛還是紅白喜事，任村支書的父親都是村民們的“主心骨”。很小的時候，他便常常跟着父親看《人民日報》和《河南日報》。在一次作文考試裡，三年級的馮軍旗還因爲使用了“蒸蒸日上”這樣的詞，獲得了語文老師的表揚。
從那時開始，馮軍旗便漸漸產生了對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興趣。他最大的愛好就是泡在書店閱讀領袖人物傳記，一本518頁厚的《江澤民傳》，“兩個下午就能讀完”。讀研究生時，他的專業是世界史，碩士論文選題是“中世紀英國貴族的家僕世界”。
走進中縣，緣於2007年年初他和碩士導師劉新成的一次敘舊閒聊。在首都師範大學附近的一家餐館裡，劉新成無意中提及，自己有個朋友是中部某省一個縣的縣委書記。
正在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馮軍旗當即覺得，“如果能深入基層中國的政治羣體，這將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田野調查經歷”。
半年後，在劉新成和北京大學組織部的牽線下，馮軍旗順利地獲得了一個赴該省北山市的中縣掛職兩年的機會。按照規劃，第一年他將在西城鄉掛職副鄉長，第二年在縣政府掛職縣長助理。
後來他聽說，中縣願意接納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會學研究功底，幫縣裡“搞個關於信訪問題的調研，並給一些對策”。
導師鄭也夫也給了學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進行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上，他對幾位評審老師說：“對不起各位，現在還不能確定馮同學要寫什麼。”
2008年3月7日，馮軍旗帶着滿滿一箱子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材料，登上了開往中縣的列車。
“不要有任何定見，不要有任何框框，睜大眼睛多觀察，在實踐中發現事實，發現論文主題。”臨行前，鄭也夫再三交代。
車到站時，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馮軍旗的是縣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春雨貴如油，這是爲了迎接貴人啊！”副部長快步接過馮軍旗手中的行李，並將他帶到縣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鄉，接連兩週時間，鄉里領導班子的十幾個成員輪番爲新到任的副鄉長接風，酒量只有一兩的馮軍旗吐了半個月。有人偷塞給他兩盒“速效救心丸”和“丹蔘滴丸”，並解釋說，這是“官場必備良藥”。
初到這個道路兩旁種滿高大楊樹的縣城時，一個月只有1000元補貼的馮軍旗衣着樸素，總穿着從北京的服裝批發市場買來的便宜貨。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點。”
馮軍旗爲此特意去縣城買了兩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說：“哎呀，馮博士你這個穿着纔像副鄉長嘛！”
“我就是在尷尬中一點點融入官場的。”馮軍旗自嘲道。
進入圈子後，鄉里的領導幹部們倒是大多樂於陪這位“從北京來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縣長助理，他迎來了一個秘書、一輛黑色的桑塔納3000轎車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這裡可算是個大官了！”一個下屬告訴馮軍旗。
在掛職的兩年時間裡，馮軍旗借“職務之便”，先後在縣鄉探訪了161個幹部，其中還包括1978年以來曾在中縣工作的26個老幹部。
最早吸引馮軍旗的，是大水鄉黨委副書記李書平與競爭對手馮南疆競選鄉長失敗的故事。根據李書平的講述，她通過曾任政府辦主任的公公做了縣委書記的工作，但對手卻將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鶴仙市政協主席那裡。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潛規則的重要性，認爲光從下面推就行了，沒想到還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腸子的李書平向馮軍旗抱怨道。
也正是從那時起，馮軍旗猛然意識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級及以上”的中縣，正是這1013名幹部組成了這裡的官場——他們本身就是論文最佳的研究對象。
“改革開放30年中，基層中國的政治精英是個怎樣的羣體，這個羣體的內部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他們內部又有着怎樣的政治生態和遊戲規則？”馮軍旗在論文的引言中寫道，“縣鄉幹部，作爲中國幹部隊伍中數量最大的一個羣體，其狀況直接關乎國家的穩定與改革的推進。”
“誰叫你說書記胡球整！”
馮軍旗面前，是一幅橫跨30年的官場生態圖。
在中縣，大大小小的幹部共有一萬餘名，金字塔的頂端是孤零零的30多個副處級崗位和4個正處級崗位。
一個老幹部對馮軍旗講：“這官場就像是一個蘋果，但一次只讓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蘋果的人並不多。
在中縣，提拔到副科級，意味着幹部檔案會從人事局移到組織部，“算是大小當上了官”。
正科級則是很多幹部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其在縣裡的難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級、省裡的廳級和市裡的處級”。
“走到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據馮軍旗統計，一萬餘名大小幹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終升到正科級。
有一次，他與一個科級幹部聊天，當問及年齡時，這個幹部脫口而出：“你問我檔案年齡還是真實年齡？”按照簡歷上的年齡倒推，這位幹部9歲就當上了民辦教師。年齡往往和崗位掛鉤，“這裡面差別太大了。在領導崗位，有車坐，有煙抽，有酒喝。不在領導崗位呢，上午縣城轉半天，中午回家吃乾飯，到了下午接着轉。”
相比於年齡“槓槓”，黨員身份更是爲官必不可少的基礎。在中縣，70%以上的縣領導在25歲以前就已入黨。
事實上，中央曾明確規定：“各級人大領導班子成員中應有適當數量的黨外幹部，並與擔任同級職務的黨內幹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縣的官場中，非黨員幹部普遍被視爲“政策官”。縣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馮軍旗抱怨：“你看我發表文章都自己出錢，沒有課題經費，電話費不報銷，也沒有專車，後來我就跟他們說，有活動開會就派車來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齡要合格，政治要過關，學歷當然也要過硬。
在中縣，各級黨校被很多幹部戲稱爲“文憑批發基地”。被稱爲“中專一代”的正科級一把手們，大多從這裡取得在職教育的本科文憑，爲升遷“掃除障礙”。
在整個金字塔結構中，一旦被提拔爲副處級甚至處級幹部，便意味着跨入了縣領導的序列，“是中縣政治裡精英中的精英”。
根據馮軍旗對中縣近10年來的副處級升遷軌跡觀察，不少縣委縣政府領導都是從鄉鎮黨委書記中產生，卻沒有一名是從縣直機關一把手中產生。
“這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縣鄉的某種政治變遷趨勢。”馮軍旗分析道，在計劃經濟時代，權力和資源還集中在縣直機關，比如商業局的財政就佔縣財政的一半以上。而隨着市場經濟的全面建立，鄉鎮經濟迅速崛起，“縣直一把手根本拼不過鄉鎮黨委書記”。
在中縣，崗位的不同直接決定了“權力的多寡”。
馮軍旗擔任縣長助理時，協助分管的部門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機常提醒他：“馮縣長，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實權的部門！”
有些幹部認爲，有權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縣，財政局是公認的“富衙門”，幹部們普遍不願意外調去“追求進步”，一些人寧願做股長，也不願意去別的局做副局長。在一次幹部調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長的財政局黨委委員就大倒苦水，說某領導把他踢出財政局，是“往死裡整他”。
在論文中，馮軍旗根據縣領導們的簡歷歸納出了一套“政-黨螺旋晉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徑是“副鄉鎮長-鄉鎮黨委副書記-鄉鎮長-鄉鎮黨委書記-副縣長-縣委常委-縣長-縣委書記”。
“簡單說，就是先在政府系統歷練，然後晉升入黨委系統，周而復始，最終使得黨委系統成爲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馮軍旗總結道，“打個比方，如果縣長接任不了縣委書記，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頂了。”在中縣，管這叫做“沒幹成”。
而在受訪的一些幹部看來，只有能幹到縣委書記，“那纔算真幹成”。
“有人戲稱，只有縣委書記算官，別的都不算官。”2008年馮軍旗初到西城鄉的時候，每逢時任縣委書記視察，鄉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列隊歡迎。有旁觀者感慨：“咱們中縣的皇帝來了。”
馮軍旗曾遇到過一個叫張南國的中縣公療醫院前院長。一次在路上看到爲農業開發計劃而栽的蘋果樹，張院長隨口說：“陳書記真是胡球整，咱們縣氣候能長蘋果嗎？”幾天後，這句話傳到了時任縣委書記陳遵義的耳朵裡，陳當即叫來衛生局長，限他在3天內免掉張南國。
後來，張南國到衛生局長家，痛哭流涕地詢問爲什麼免其職務。衛生局長痛斥道：“誰叫你說書記胡球整！”
“政績有了，提拔了，走了，幹部和老百姓怎麼辦？”
是什麼決定了幹部的晉升？這是馮軍旗最常拋出的問題。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爲纔有位。
1978年以來，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一種全新的政績型幹部任免機制取代了過去以政治表現作爲衡量標準的晉升機制。中縣也隨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績考覈體系，每年年初，縣裡會把任務分解給各個鄉鎮和縣直單位，年終召開表彰大會。
“從省到市再到縣，政績考覈目標層層承包。”馮軍旗在論文中這樣分析，“這固然是30年來地方大發展的重要動力，其引發的問題也是全局性的。”
在論文的一章中，馮軍旗將筆墨着重放在了對假政績與政績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紀90年代初中縣縣委書記陳道白的事蹟最爲典型。
當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業立市”戰略。爲響應上級領導，陳道白提出鄉鎮要大辦企業，村村冒煙。在強勢行政指令下，中縣縣直所有單位都分配了辦廠任務，連縣委幼兒園都分配了16萬元的產值。
各個鄉鎮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並稱之爲工業小區、工貿小區。但實際上，除了一些用於接待觀摩的廠區有設備外，其他都是空場空院。一位老幹部總結道：“遠看霧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產值要多高有多高。”
經過那兩年的“村村冒煙”工程，全縣背上了4個億的債務。一位政法委的領導有一年曾做過統計，上訪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業立縣”時期造成的。
陳道白在任期間，一位叫劉石田的鎮黨委書記曾公開表達不滿：“你這樣做，政績有了，提拔了，走了，幹部和老百姓怎麼辦？”
接下來，劉石田的華生鎮成爲當年的落後鄉鎮，他本人也辭職，回到縣城做了教委主任。
“當時給華生鎮下達了一個多億的工業產值，怎麼可能完成？除非給修鞋的攤派100多萬！要完成上級任務，就需要坑老百姓，我當過農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馮軍旗面前，劉石田甚至幾度哽咽。
馮軍旗瞭解到，陳道白後來晉升爲北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的繼任者李朝中在接受馮軍旗的訪談時稱：“如果我再繼續折騰，後果不堪設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養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後來轉任北山市發改委主任，等於平調。
“可以這麼說，大部分官員的政績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馮軍旗一字一頓強調道，“但我只觀察假的，至於好的，宣傳部門已經說得夠多了。”
在調研期間，一個問題始終困擾着這個年輕的學者：假政績層出不窮，地方經濟怎麼發展？
一個退休多年的老幹部意味深長地講過這樣一句話：“只要大環境穩定，經濟自己就會發展起來，官員們折騰一下當然沒太大關係了。”
到了縣政府後，馮軍旗詢問一位同事什麼時間做採訪最合適。對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爲大部分領導從中午11點多就開始聯繫喝酒的地方，喝過酒後回家睡覺或打麻將，到了晚上繼續喝。
“馮博士，中縣的官場很複雜，能力做參考，關係最重要。”比馮軍旗年長几歲的這個幹部提醒他。
一次，計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門的一把手，馮軍旗前去祝賀，發現他的辦公桌上擺滿了羅盤、地球儀、銅牛等禮品。
“你怎麼搞這麼多這個？”他納悶地問。
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們的一點心意。”
後來，馮軍旗才知道禮物各有寓意：羅盤象徵掌好舵，地球儀象徵前途遠大，銅牛則象徵穩健及對麻煩製造者的威懾。
每逢中秋或春節，縣領導們便搖身一變成了送禮者，去市裡，去省會，甚至去北京。
在馮軍旗看來，酒與禮都只是“常規動作”，真正的關係運作往往發生在晉升之際。
“馮博士，一頂草帽都要幾塊錢，更何況一頂官帽？”一位幹部直言不諱。
在中縣，民主推薦制度自2002年開始實施。在這種制度下，所有具備晉升資格的人都可能成爲被推薦對象，票多者升官。
這種方式被馮軍旗視爲簡單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規則禁止拉票，潛規則卻默許拉票，拉票甚至被視爲追求進步的信號，如果幹部不拉票，反而會被認爲沒有想法”。
每逢投票，縣裡商店的菸酒經常斷貨。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馮軍旗，送紅包的標準，正科級1000元，縣領導2000元，“除了一些關係鐵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費用往往出自公款。馮軍旗聽說，曾有一個富裕的鄉鎮在連續3年出了處級幹部後，“留下了幾百萬的財政窟窿”。最誇張的例子是，一個連拉了3年票的鄉鎮黨委書記，除了金錢的消耗，疲於應酬也讓他恐懼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樓自殺，因爲身體實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讓馮軍旗震驚的並非金錢構築的關係網，而是一張由血緣與姻緣構築的政治家族網。
最先闖入視野的是一個叫張泰康的人。馮軍旗聽說，這位曾經的中縣縣委副書記擁有一個龐大的幹部家族：妹妹曾任副縣長，妹夫曾任縣衛生局局長，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長，而他們的子女、女婿更是一個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關關長、北山市旅遊局局長、北山市人民醫院院長、武陵區副區長、中縣新華書店黨委書記、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區工商局副局長。
在深入調研後，一個被馮軍旗稱爲“政治家族”的譜系表逐漸浮出水面。在這個副科級及以上幹部僅有1000多人的農業縣裡，竟然存在着21個政治“大家族”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在這個龐大的“政治家族”網絡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潛規則變得清晰可見。
比如，官位有“世襲”。張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後任白閣鄉黨委書記，張氏家族的另一成員張得彬及其內弟高玉溪曾先後任中縣縣委組織部副部長。
比如，凡是副處級及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至少擁有一個副科級以上職務，正科級亦不鮮見。
比如，政治家族之間並不割裂，往往以聯姻或者拜乾親的方式不斷擴大，“幾乎找不到一個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規則是幹部子弟的“不落空”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中縣的強勢單位從最初的計劃經濟壟斷單位變成了政府機關，不變的是，幹部子弟們的工作會隨着單位盛衰而流動。一位老縣長曾這樣比喻：“這是豬進莊稼地，啃了苞谷啃紅薯，啃了紅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縣醫院曾是中縣最好的單位，被稱爲標準的“窩子兵”。有一次醫院裡的兩個老醫生打架，每一方的親戚和關係戶都上來幫忙，這場“單挑”最終變成了“百人大戰”。
“按照紀律處分條例，咱倆都應該受處分，在座的，誰不受處分？”
按照最初的設想，關於中縣幹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關係”這一章，但在縣政府早餐會上經歷的一幕讓馮軍旗改變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辭職算了。”早餐桌旁的縣長抱怨着，把頭轉向常務副縣長，“按照紀律處分條例，咱倆都應該受處分，在座的，誰不受處分？”
一旁的馮軍旗不動聲色，但已決定繼續研究中縣官場上的“摘帽”之道。
在對1993年以來中縣被查處的正科級及以上幹部名單進行統計後，他發現經濟問題佔了幹部問題的一半以上，但蹊蹺之處在於，其中卻沒有一起涉及跑官賣官問題。
馮軍旗在論文中分析道：“這說明紀委辦案有個問題區隔，有些問題是一定要查處的，有些問題則是官僚共同體內默認的潛規則，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規避。”
規避之處不止於此。馮軍旗曾經搞到一份2005年縣計生委主任賈本聲的受賄案交待書，賈在其中披露了一條自縣計生委至省計生委的“上貢”通道。然而在中縣紀委的最終落實中，只認定收，不認定送，對於超出職權範圍的上貢利益輸送不認定。
“一邊是黨規黨紀的日益完備，一邊是各種潛規則的盛行。”馮軍旗坦言，“這就意味着大家都處於‘非法化’的生存狀態，紀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門技術。”
他很清楚，“紀檢監察領域太複雜，我看到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實際上，馮軍旗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關部門能接納他到市或者縣一級的紀委掛職，進行反腐敗研究。
據他的觀察，自1978年以來，紀檢監察部門的官員作爲治官之吏，對幹部仕途的影響變得愈發舉足輕重。
馮軍旗記得，一次聚會上，計生辦主任端起酒杯專門敬坐在對面的紀委幹部，“計生工作要搞好，和紀檢部門搞好關係是必修課。”
另一次，省紀委一個普通的處長來視察，縣委書記親自率人接待。“換了其他部門，就算是個副廳長，縣委書記也不一定見。”畢竟，所有官員都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哪些幹部會成爲紀委查處的目標。
有人曾戲稱，這是“隔牆甩磚頭，砸着誰是誰”。一位紀委領導告訴馮軍旗，查處目標大概可分爲3種，一是貪腐問題嚴重，二是重大責任事故，三是處處結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個共同的前提是，領導不“保”或者無法“保”。
在經濟問題之外，日益被人們詬病的幹部作風問題卻成了紀委的冷門項目。
事實上，在中縣1950~1978年查處幹部的檔案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作風問題。而近年來一個有趣的演變趨勢是，實際發生越來越多，但被查處的越來越少。自2005年以來，中縣沒有一名幹部因爲作風問題被查處。
在調研中，有一件關於作風問題的糊塗案，讓馮軍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門鎮人大副主任狀告鎮長將其強姦，司法機關最終的判定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此案的一位證人對馮軍旗抱怨道：“鎮長竟然敢強姦人大主任，這把人大放在什麼位置了？”
“確實失落過好一陣，不然爲什麼那麼多人想當官？”
兩年的調研讓馮軍旗深感困惑，“越是與幹部晉升有關的制度，越是失靈和異化。明規則與潛規則並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對一個鬱郁不得志的縣委黨校副校長印象深刻。這個“明顯被邊緣化”的幹部痛恨腐敗，還常在公開場合抨擊官場弊端。在私下，幹部們不屑地稱他爲“聖人蛋”。
這讓馮軍旗想起已經退休的老父親。年少時，做村支書的父親和村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是常事，有時爲了幫村民挑糞要走上十幾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縣，一到晚上，村幹部會回鎮上的家，鄉鎮幹部會回縣城的家，而縣領導則回北山市的家，“中縣成了空城”。
中縣曾出過一任“官聲不好”的縣委書記。他離任後不久，民間便盛傳其已去世。後來這位前書記特意回了中縣一趟，以此證明自己還活着。
2009年春節前夕，馮軍旗在縣政府值班，連續4天縣政府大門都被上訪羣衆圍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間的距離的確在變遠，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員任免機制不無關係。”當地一位幹部告訴他。
當然，這些問題並不會影響這個縣高歌猛進的發展。去年，一家五星級酒店剛剛完成盛大的奠基儀式。不遠處的一座電影城也已經開張營業，它有個響亮的名字——奧斯卡。
馮軍旗錯過了這些盛況。2010年5月，由於導師臨時組織同門論文交流研討，他甚至還沒來得及和中縣的幹部們辭行，便匆匆趕回北大。而按照這裡的傳統，送別掛職官員時，幹部們通常要分列兩排，讓掛職者在熱烈的掌聲中離開。
回京後，馮軍旗帶着在中縣完成的博士論文參加了畢業答辯。
“作爲中縣幹部曾經的一員，我確實應該唱一曲中縣的讚歌，但歌功頌德不是學術研究，於現實無補，於改革無益。希望中縣的幹部們能理解我的研究。”馮軍旗這樣表示。
在打印版的論文扉頁上，只寫着一句話：“獻給中縣幹部。”
此時的馮軍旗，已不再是中縣的幹部，也沒有了專車與秘書。敞亮的三居室變成了10平方米的集體宿舍，印着燙金大字的菜單變成了學生飯卡，“馮縣長”也變回了“馮同學”。
“確實失落過好一陣。”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爲什麼那麼多人想當官？”
實際上，博士畢業後，他放棄了進入某省文化廳的機會，“如果是組織部，也許我就去了。”
如今，馮軍旗在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員。
他騎一輛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車上班，每當有黑色桑塔納3000轎車從身邊飛馳而過時，他就會想起在中縣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