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毒與藥：“毒”的兩面性在中國傳統藥學中如何體現？
“毒”是中國傳統藥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 在中國醫學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現在它所承載的負面意思更復雜。 漢代的字書中出現了該字的一個重要釋義“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豐足，此解釋引申出廣泛的含義。 其他中國早期文獻中的“毒”也呈現多樣意涵，從有效的治理到“德”畜養萬物的力量，從猛烈的藥物到致命的毒物。 “毒”還被用來比喻刺耳卻有建設性的言語。 總而言之，“毒”的兩面性就在於它既可能帶來益處，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兩面性在中國早期的本草著作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它指向猛烈的藥力，藥物的治癒力正是由此而來。《神農本草經》裡建立的三品分類法把“毒”作爲藥物分類的主要標準。有毒藥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價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藥的藝術就是在不損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時期的本草著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經集註》，更詳細地描述了這些猛藥。它們遍佈於礦物、植物、動物和食物類藥物，並被賦予廣泛的醫療用途。到6世紀，中國傳統藥學已確立毒藥在治療中的關鍵作用。
本文選自《以毒爲藥：古代中國的醫療、文化與政治》，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
劉焱
《以毒爲藥：古代中國的醫療、文化與政治》，劉焱 著，朱慧穎 譯，光啓書局2024年7月版。
漢代的《史記》講述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將言語和藥物相比較，發人深省。它說的是，後來成爲漢朝開國皇帝的劉邦在京城打敗秦軍後，被奢華的秦宮引誘，想住在那裡。他手下的將領樊噲想勸他改變主意，但劉邦不聽。這時，謀士張良進一步責備劉邦沉湎於勝利的喜悅，認爲這隻會重蹈秦國的覆轍。張良讓劉邦聽從樊噲的警告，因爲“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最後，劉邦採納了張良的建議。故事的意思很清楚：難聽的話和猛藥相似，讓人難以接受，但最終還是會使人受益。
張良的這句話如今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毒藥”已被替換成了“良藥”。這個更替很能說明問題，表明“毒”的意涵在歷史上經歷了變化。今天，“毒”是英文單詞“poison”在漢語中的標準對應字。和“poison”一樣，“毒”這個字也讓人聯想到危險、傷害、陰謀。但是，“毒”在歷史上並不總是指向負面事物，它還有各種不同乃至相反的含義。這個字出現在古代中國各種醫學、哲學和制度文本中，雖然在這些早期的文本中確實能看到“毒”的負面意涵，但它也能指君王的優秀品行或者猛烈的藥物。“毒”的這種正面意涵在上面的故事中顯而易見，它指向藥物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它們能治療疾病的關鍵。這個“猛烈”的概念，即其不僅可以作爲毒物害人，而且可以作爲藥物治病的能力，是古代中國藥物治療的核心。因此，中國的醫者採用大量被認爲有毒的物質，並巧妙地用它們來治病。我們要理解中國傳統藥學，就必須掌握“毒”的兩面性。
這一將毒藥用於醫學的重要傳統起源於中國藥學的形成期，即漢代至六朝時期。在此時期，各種礦物類、動物類，尤其是草木類強勁物質被納入藥用的範疇。在漢代，“毒”成爲藥物分類的基準，漢代的藥學著作按照毒性將藥物分成三品，認爲有毒的藥物可以治療疾病，這是一個貫穿於整個帝制時代的治療原則。六朝時期，中國傳統藥學蓬勃發展，對毒藥的指定、鑑別與使用有更詳細的說明。至6世紀，“毒”在中國已成爲界定藥物、指導治療的核心標準。
《本草中國》第二季（2019）劇照。
《神農本草經》中的毒藥
“毒”的兩面性在中國傳統藥學中如何體現？該問題將我們引向中國第一部藥學專著，約成書於1世紀的《神農本草經》。這部藥學經典的書名值得我們注意。“本草”一詞最早出現在漢代，既指藥物知識，又指記載此類知識的文本。正如英文單詞“root”（根）有比喻義，“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於草”（“本”用作動詞）或“根與草”（“本”用作名詞），它表明了草藥在漢代藥學中的顯著地位。中國的本草書類似於歐洲的一類藥學著作，這類著作通常稱爲“materia medica”，可以追溯至1世紀古羅馬醫生迪奧斯科裡德斯的奠基之作《藥物論》。這兩類書都列出了許多藥物，並說明每一種藥物的屬性、產地、外觀與用途。
那麼誰是“神農”呢？作爲《神農本草經》託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遠古之時開創農業、造福子民的聖人。他還被認爲發現了有用的藥物，這爲他贏得了中國傳統藥學創始人的名號。西漢《淮南子》記載，神農遍嘗百草，爲其子民鑑別合適的藥物，一日而遇七十毒。這個故事表明，日常經驗和試錯的努力在古代中國藥物知識的積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神農的醫學身份在漢代已經牢固確立，當時的文獻把他和其他幾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如黃帝、雷公，視爲遠古時期掌握了純正的醫學知識的聖人。因此，將一部書託名神農，展現了一種從想象中的輝煌過去找尋失落的藥學智慧的理念。
然而，《神農本草經》真正的作者並不爲人所知，它可能是由漢代一些專司藥事的官員編撰而成。身爲“本草待詔”，他們在宮廷有需要時應詔進宮，平時待命。漢代文獻常常把這些知識淵博、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專業人士與“方術”之士相提並論。“方術”一詞涵蓋了各種不同的奇技秘術，如觀星、風水、煉丹、占卜等。本草待詔或許會和這些術士交流藥物知識，並將其納入本草書寫中。
作爲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藥物著作，《神農本草經》是中國傳統藥學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之後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恪守其對藥物進行分類和界定的基本框架，並仰仗其經驗知識指導醫學實踐。我們幾乎不知道該書如何形成、來源爲何，只知道它總結了已積累幾個世紀的藥物知識。證據主要來自漢墓出土的醫書，其中有兩組醫書尤其具有啓示性。第一組是從湖南馬王堆（約封墓於公元前168年）長沙國丞相利蒼之子利豨墓中出土的醫方集，這批帛書包含近300個醫方，主治52種疾病。據保守估計，該醫方集用到了200多種植物藥、礦物藥和動物藥，供內服或外用。其中有70多種藥也出現在《神農本草經》中，這暗示漢代的本草書可能從方書中汲取藥物知識。
第二組醫書表明了《神農本草經》成書的不同路徑。這批竹簡出土於安徽雙古堆（約封墓於公元前165年）當地一個貴族的墓中，上面列出了100多種藥物，每一種都旨在治療一種疾病或產生某個神奇的效果，如“疾行”“輕體”，後者可以使身體翻山入雲。有鑑於竹簡的開頭出現了“萬物”一詞，可以說這些竹簡呈現了一種早期的博物學，其目的是指認天下萬物可能的用途。因此，漢簡《萬物》逸出了醫療範疇，列舉了諸物在漁獵、製衣、製作燃料等其他方面的用途。這批竹簡殘破不全，囊括了五花八門的信息，但它們爲我們理解中國本草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證據，揭示早期的本草書寫將藥物知識納入了更廣闊的博物學討論中。
我們有必要在考察《神農本草經》的內容之前，瞭解一下漢代醫書編纂的大背景。漢代的所有醫學文本均已佚失，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簡牘殘片，包括上文提到的那兩批出土醫書，是這一時期唯一的直接史料來源。但是，《漢書·藝文志》保存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皇家圖書館書目，著錄圖書30多類，近600家。該書目的創建是西漢末年一場“經典化”運動的結果，當時，幾名宗室學者系統地收集整理古今著作，以重新確立文本的權威，指導帝王治國。和醫療有關的書目列在最後，歸在“方技”類中，“方技”類又進一步被分爲四種：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其中“經方”和藥學知識關係最大。雖然經方類的11部書均爲方書，但它們依賴於對每種藥物的瞭解來提供有效的處方。本草書並沒有出現在書目中，在西漢末年這樣的藥物知識很可能依然是零星的、散落的，夾雜在方書和博物學著作中，直到東漢時期纔在獨立成書的本草著作中系統化。
現在我們來仔細看看《神農本草經》。該書有一個簡短的序錄，介紹其書寫架構和藥物療法的基本原則。書的正文記述了總計365種藥，對應一年的365天，展示其天地感應的思維架構。重要的是，《神農本草經》把這些藥物分成三品，開篇即將這三品界定如下：
這段話揭示了中國傳統藥學的兩個核心特徵。首先，藥物被分成上中下三品，“毒”作爲定義三品藥的標準而引人注目，這一以“毒”爲中心的藥物分類法是中國傳統藥學的基礎，成爲後世本草書寫的準則。其次，毒指向一種具有治病價值的猛力，而非應該不惜一切代價躲避的東西。正是因爲有此療愈力，大多有毒的“下藥”被用來治療各種疾病。“毒”的兩面性在《神農本草經》中得以顯著體現：因爲它不僅能使人受益，而且能造成危險，所以病人只能在短期內謹慎地服用毒藥，病好了就該停藥。文中暗示，如果使用得當，有毒藥物可以治病；如果使用不當，它們就會造成傷害。
《本草中國》第二季（2019）劇照。
雖然毒藥是有用的治病之物，但《神農本草經》把大多數毒藥歸入下藥，認爲它們不及中藥和上藥。中藥不是用來治病，而是用來強身健體，避免生病的。這一目標和漢代發展起來的一種醫學哲學相吻合，如《黃帝內經》中的一句格言所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預防疾病的發生總是比得病後治療要好。
此外，無毒的上藥用於實現一個更高的目標：延年益壽，這一願望與中國的“養生”思想產生共鳴。這個古老的傳統建議人們常年攝入滋補藥物，如茯苓、松脂、雲母等，並結合身體運動、呼吸吐納和靜思冥想，以達到長壽的目的。這些方法旨在補氣、祛除會讓身體衰亡的內毒，因此，無毒藥物能“輕身”，淨化身體的毒素。與此同時，有毒藥物以其特有的“厚”使身體充滿活力，以便與疾病搏鬥。毒藥雖然能有效治療疾病，卻會阻礙人們實現更高的目標―健體延壽。
《神農本草經》的正文詳細描述了365種藥，包括礦物藥、植物藥、動物藥和食物藥，註明了每一種藥物的味、氣、主治、功效、產地，有時還有別名。頭兩條，即味和氣，是中國傳統藥學裡定義藥性的基本概念。每一種藥物都有下列五味之一：辛、甘、酸、苦、鹹，這些味道不一定和我們今天的味覺體驗一致，而是五行學說中的抽象概念，此學說把藥物的味道與身體的特定器官相對應：辛入肺，甘入脾，酸入肝，苦入心，鹹入腎。這種對應性爲醫家開方用藥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此外，“氣”在《神農本草經》中指藥物的熱度，如寒、溫或平，每一種“氣”指示藥物引起的相應的身體感覺。例如，溫性藥會使身體覺得熱。“氣”的這一定義涉及藥物的物質性，它和我們熟悉的周身循環之“氣”這個概念有關，卻又不同。
《本草中國》第二季（2019）劇照。
儘管《神農本草經》在序錄裡概述了以“毒”爲中心的藥物組織架構，但它並沒有註明365種藥裡的每一種藥是否有毒。在中國傳統藥學的形成期，此類知識很可能尚未系統發展。直到5世紀末，隨着該書的一個重要注本的產生，對毒藥的詳細闡述方始出現。
《本草經集註》中的毒藥
大約成書於500年的《本草經集註》是中國藥學史上的一部關鍵文本。它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倍的藥物，並補充了更多關於藥物外形、產地、效用的信息，大大擴充了藥物知識。重要的是，它指明瞭730種藥中大多數藥的毒性，並詳細論述了中國傳統藥學裡一些常用的有毒藥物。該書也闡釋了炮製、使用這些毒藥的各種技術。因此，要研究中古中國毒藥的理念和應用，《本草經集註》是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草經集註》成書於中國政治分裂的時期。從4世紀初至6世紀晚期，匈奴、鮮卑、羌等遊牧民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漢人則在黃河以南地區相繼建立了一系列政權。儘管政治動盪，但由於醫學世家的崛起和宗教醫療的繁榮，特別是南方的一些門閥望族編寫了頗有影響力的醫學著作，因而該時期的醫學活動蓬勃發展。在漢代，醫學知識主要由師父傳給他精挑細選的徒弟，但在這個新時期，醫學主要在世家大族內部傳承。而且，這一時期佛教和道教的迅速發展大大豐富了治療手段；不同宗教信徒用藥物、禁咒、冥想等方法治療病患，並試圖實現身體的躍升。特別是江南地區興起的道教煉丹術，以其利用強勁礦物質的豐富經驗，影響了當時藥學著作的撰寫。
《本草經集註》的作者陶弘景，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附近人士，出身士族。陶弘景學識廣博，20多歲即以能文善書聞名。因爲家庭的影響和個人的志向，他還精通醫學。據他自述，他家數代行醫，父祖均熟諳方藥，靠一部《範汪方》醫治了百千人。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陶弘景自己也行醫，但其家人治病療疾的活動很可能有助於他研習醫學。根據《隋書·經籍志》所錄書目，陶弘景編撰了八部醫書，包括本草、方書和煉丹著作，所有這一切表明他有豐富的醫學知識。
陶弘景年輕時就對道教著作感興趣，他所生活的江南地區是新興道派發展的沃土，5世紀時對社會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492年，在南齊朝廷當了十多年小官後，陶弘景決定棄官歸隱離京城不遠的茅山。在那裡，他一心修習冥想和煉丹術，並編撰道教著作。也就是在這段隱居的歲月裡，陶弘景完成了《本草經集註》一書。
顧名思義，陶弘景的這部書以《神農本草經》爲基礎，但對其結構和內容都作了重大改動。該書以一長篇序錄開始，其中陶弘景不僅評註了《神農本草經》簡短的序錄，也詳細說明了藥物的炮製法，列舉了治療主要疾病和解不同類型毒的藥物，以及各式各樣的組方配伍法。他在序錄起始即闡明瞭編撰這部藥學專著的動機，指出在《神農本草經》問世後的幾個世紀裡，醫書作者們不是對該書進行編輯，就是撰寫獨創的藥學著作，由此造成了許多舛錯和混淆，使行醫者誤入歧途。爲了糾正此種混亂局面，陶弘景精研他能看到的所有藥學著作，在此基礎上編撰了這部新的本草書。因此，《本草經集註》反映了陶弘景彙編、整合藥學知識的努力，這種藥學知識結合了經典醫書的智慧和當時對醫藥的新認識。
《本草經集註》共載藥730種，一半（365種）抄自《神農本草經》，另一半來自陶弘景所言的“名醫副品”，指的是從漢代到當時的醫家對藥物的增錄。每一個藥物條目包含三層書寫：第一層是《神農本草經》原文，用紅色大字如實抄寫。第二層是漢以後醫家們對此藥物的評註，用黑色大字書寫。重要的是，這一層書寫指明瞭藥物有毒與否。雖然我們無法知道此種說明的具體出處，但是陶著首次將此類知識系統地納入本草書寫。第三層則是陶弘景自己的註釋，用黑色小字寫在每個條目的最後。
通過建立這種包含若干層次的書寫模式，陶弘景開創了爲本草書作注的悠久傳統。他並未修改《神農本草經》這部漢代經典，而是保留了它的內容，並且增補了來自其他醫書的信息以及他自己的評論。爲了區別這三層書寫，他用了不同顏色和不同大小的字。因爲原書早已失傳，我們無法確知陶弘景編撰此書時用的是什麼書寫材料。雖然東漢已發明紙，但是直到5世紀紙才成爲宮廷的常規書寫材料，而它傳播到社會其他階層可能就更慢了。因此，陶弘景完成《本草經集註》的時間是中國書寫技術發展的過渡期，當時紙逐漸取代了簡牘這種早期的書寫材料，陶弘景有可能使用兩者之一作爲載體完成其本草書寫。
雖然《本草經集註》原書已不復存在，但是該書現存的7世紀紙質寫本的一小份殘片，讓我們對陶著的原貌有了具體的認識。
該文書20世紀初出土於吐魯番地區，有可能是唐代皇家圖書館的官方抄本。它包括四種動物類藥：豚卵、燕屎、天鼠屎（即蝙蝠屎）和鼴鼠。每一個藥物條目下面是朱書《神農本草經》原文，墨書部分則爲陶弘景增補的內容（大字）和註釋（小字）。關鍵的是，藥物是否有毒的信息用墨書，表明該知識並非出自《神農本草經》原文，而是後世本草書加入的。這種獨特的作注方式在陶氏之後得以延續，後來的本草著作如法炮製，增補新的藥物，並在已有的藥物條目後層層疊疊地作注。有賴於此種格式，儘管《神農本草經》和《本草經集註》等早期本草著作的全本均已散佚，但是它們的內容因爲保存在後世的本草書中而得以再現。
《本草經集註》寫本殘片，上面提及四種動物類藥，《以毒爲藥：古代中國的醫療、文化與政治》插圖。
除了指明每一種藥物是否有毒，陶弘景對《神農本草經》的組織架構也作了重大改動。其著作以四卷本《神農本草經》爲藍本，這個底本包括序錄和分別述及上、中、下藥的三卷。陶氏重新整理了《神農本草經》，創建了兩個新版本。第一個版本共三卷，捲上爲序錄，中、下二卷則載藥各約365種。第二個版本名曰“大書”，分爲七卷：首卷爲序錄，卷2爲玉石，卷3至卷5爲草木，卷6爲蟲獸，卷7爲果菜米穀和“有名無實”，後者爲 僅有藥名而不復使用的藥物。雖然陶弘景沒有發明根據自然屬性將藥物分類的方法——這一理念可上溯至漢代——但其著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將此種體例確立爲本草書的基本結構。
除了改變卷數，《本草經集註》把藥物從365種增加到730種，多了一倍。
總的說來，草木在其中比重最高，一半以上的藥物屬於草木，表明草藥學在陶氏的時代佔據了重要地位。其次是蟲獸（20%）、果菜米穀（14%）和玉石（12%）。各類藥在上、中、下三品的分佈大致均衡，但下品藥略多。
藥物在《本草經集註》中的分佈，《以毒爲藥：古代中國的醫療、文化與政治》插圖。
那麼毒藥在《本草經集註》中的分佈是怎樣的呢？陶弘景繼承了《神農本草經》中以毒爲依據的三品分類法，根據毒性將四類毒藥的每一類分成上中下三品。陶氏除了指明每一種藥物是否有毒，還根據藥物的猛烈程度建立了更精細的區分：將毒藥分爲“小毒”“有毒”和“大毒”三種，暗示他對這些毒藥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有毒藥物在《本草經集註》中的分佈，《以毒爲藥：古代中國的醫療、文化與政治》插圖。
總體而言，全書494種藥物中，大約五分之一（22%）被定義爲有毒。和《神農本草經》對“毒”的定義一致，這些藥物中的大多數爲下品藥（71%），只有8種爲上品藥（7%）。此外，有毒藥物在四個自然類別中的分佈是不均衡的。草木類有毒藥物最多（56種），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有毒藥物是草藥。但是就比例而言，蟲獸類有毒藥物的百分比最高―差不多三分之一（30%）的動物藥都有毒。這兩類佔有毒藥物的大多數（84%）。相比之下，果菜米穀類包含的有毒藥物最少（8%），可想而知，這是因爲這些藥物大多數溫和，可以長期服用。
這些藥物大多歸屬中品而非下品，偏離了以“毒”爲依據的分類原則。除了治療特定的疾病，許多有毒礦物質也被賦予了昇仙的力量，這是中國煉丹術夢寐以求的目標。很可能正是這個高遠的追求提高了這些礦物藥的價值，使其從下品升入中品。
草木類包含了大量有毒藥物，大多數爲下品藥。幾乎所有“大毒”的藥都被放在下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附子類藥物。陶弘景在書中列舉了4種此類藥物（天雄、烏頭、附子和側子），並特別稱讚附子爲“百藥長”。這並非誇張，因爲附子是中國傳統藥學中最常用的藥物之一。它也是一種致命的毒物，在古代中國常用於謀殺。因此，正確的炮製是使用這種強勁草藥的關鍵。其他有毒植物包括：巴豆，這是生長在巴蜀地區、一種大戟科巴豆屬常綠喬木的果實，可用作強力瀉藥；鉤吻，生於南方的一種有大毒的馬錢科鉤吻屬蔓藤，既能殺人又能治病；半夏，一種天南星科半夏屬植物的塊莖，夏天採挖，故得名；莨菪子，一種茄科天仙子屬致幻植物的種子，既能誘發又能治療癲狂。陶弘景指出了這些藥物的多種用途，如溫中、破淤、消腫、健行。
蟲獸類毒藥也多種多樣。蛇出現在這類藥中不足爲奇，它們的膽因爲能治病尤其受到珍視。另一個重要的蟲獸類藥物是牛黃，即牛的膽囊結石。這味藥位列上品，有小毒，用來治療癲狂，並可輕身延壽。在陶弘景的時代，其高昂的價格和假冒品的泛濫表明牛黃是大受歡迎的藥物。蟲獸類毒藥裡最神秘的一種莫過於鴆鳥毛，即鴆鳥的羽毛，陶氏稱它有大毒，能有效治療蛇毒。這種羽毛毒性極強，被它沾過的任何酒都能在頃刻間使人斃命。事實上，鴆酒如此臭名昭著，以至於成了毒藥的代名詞，成語“飲鴆止渴”即爲明證。然而，我們不清楚鴆鳥究竟是什麼動物。
最後，果菜米穀類包含了幾種重要的有毒藥物。其中之一爲麻蕡，即大麻類植物的籽實。它被列入上品，能治五勞七傷，驅寒氣，散膿，久服則可以輕身、通神明。然而，多食令人“見鬼狂走”——這是強烈擾亂心神的跡象。另一種有毒藥物是酒，作爲一種大熱的物質，它常用作激發藥力的溶劑。和麻蕡相似，酒也能使人“體弊神昏”，這是許多人都熟悉的效力。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原文作者：劉焱；摘編：何也；編輯/：李永博；導語校對：盧茜。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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