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大國博弈與高超音速武器（金晨禕）

目前所說的高超音速武器，是指飛行速度大於5馬赫且在飛行過程中具備機動能力的武器，主要分爲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HGV）和高超音速巡航飛彈（HCM）兩類。（圖:shutterstock/達志）

縱觀歷史，新興技術曾多次改變國際關係的進程，也因此成爲大國博弈的必爭之地。在近年涌現的一批新興技術中，高超音速武器（hypersonic weapon）無疑是一顆耀眼的明星。從世界主要國家對高超音速武器高漲的研發熱情，到戰略學界對其變革潛力的激烈辯論，一股「高超音速武器熱」席捲而來。本文擬介紹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現狀，並結合新興技術影響國際關係的歷史經驗和大國戰略博弈激化的現實背景，分析當前「高超音速武器熱」背後的驅動因素及其帶來的現實挑戰。

一、 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現狀

目前所說的高超音速武器，是指飛行速度大於5馬赫且在飛行過程中具備機動能力的武器，主要分爲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hypersonic glide vehicle，HGV）和高超音速巡航飛彈（hypersonic cruise missile，HCM）兩類。雖然高超音速武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但直到21世紀初，美國和俄羅斯才帶頭按下了研發的「加速鍵」。經過20餘年的發展，當前高超音速武器領域呈現大國領跑、多國參與的態勢。

其中，俄羅斯、美國和中國具備獨立研發所需的人才、技術、設施等各方面條件，被視爲高超音速武器研發的「第一梯隊」。俄羅斯在起步上稍晚於美國，但現已建立起高超音速武器的海陸空「三位一體」體系，並在實戰部署和使用方面創下多個第一。2019年12月，由洲際彈道飛彈搭載的「先鋒」（Avangard）高超音速滑翔飛彈正式列裝，開始執行戰鬥執勤任務，俄羅斯由此成爲世界上首個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國家。2022年3月，俄羅斯使用「匕首」（Kinzhal）空射高超音速飛彈摧毀烏克蘭西部一處大型地下飛彈和航空彈藥庫，這是高超音速武器在實戰中的首次使用。俄羅斯還擁有「鋯石」（Tsirkon）海基高超音速巡航飛彈，主要用於打擊地面和水面目標。三款武器中，「先鋒」與「匕首」已確定是核常兩用飛彈。

美國是高超音速武器領域研發時間最長、基礎最好、投入最多的國家，在多軍種、多部門共同參與下，擁有較多的研發專案。目前，美國僅研發搭載常規彈頭的高超音速武器。鑑於核彈頭的爆炸威力可以在精度上彌補十倍乃至百倍的差距，美國的選擇對命中精度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

近年，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發多次遇挫。例如，曾被空軍寄予厚望的AGM-183A高超音速飛彈（ARRW）在2021年經歷三次測試失敗後，於2023年3月再次試射失敗。美國空軍已決定不在2025財年預算中爲其列支經費。2023年，美國陸軍主導的「暗鷹」高超音速飛彈（LRHW）兩次在飛行前檢查中發現問題並取消試射，導致其無法按原計劃在當年9月之前實現部署。受這些試驗失敗影響，美國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發進展明顯放緩。

東風-17彈道飛彈研製成功，標誌着中國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走到了前列，相關動向也愈發受到西方的關注。2021年10月，英國《金融時報》稱中國在當年夏天的高超音速武器試驗中，使用部分軌道轟炸系統（fractional orbital bombardment system，FOBS）助推可攜帶核彈頭的HGV，引起一些外國分析人士的猜測和炒作。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軍方的情報資料稱，中國在2023年2月進行了一次東風-27高超音速飛彈試射，飛彈在12分鐘內飛行了2100公里，極可能具備突破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能力。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試圖加入「高超音速武器俱樂部」。亞太正成爲高超音速武器研發最活躍的地區。印度除了本土化的「高超音速技術驗證飛行器」（Hypersonic Technology Demonstrator Vehicle，HSTDV）專案外，還與俄羅斯合作研發「布拉莫斯II」（BrahMos II）高超音速巡航飛彈，預計在2025-2028年具備初始作戰能力。

澳大利亞從2007年起和美國共同開展「高超音速國際飛行研究實驗」（HIFiRE）專案。2020年，美澳宣告在HIFiRE專案的基礎上開展新的「南十字星綜合飛行研究實驗」（SCIFiRE）專案，重點研發吸氣式高超音速飛行器。日本正推進HGV和HCM的研發工作，計劃於2030年前部署高超音速武器。朝鮮自2021年以來多次宣佈試射高超音速飛彈，韓國也在加速研製「海科」（Hycore）高超音速巡航飛彈。

在歐洲，歐盟及其成員國曾啓動數個高超音速技術的研究專案，但總體投入有限，在推動軍事應用方面也並不積極。2023年6月，法國宣佈完成V-MAX飛彈的首次飛行測試，成爲首個掌握高超音速技術的歐洲國家。法國還在推進一項搭載核彈頭的高超音速空射巡航飛彈研究計劃。2023年7月，英國國防部宣佈啓動「高超音速團隊」（Team Hypersonics）計劃，將投資10億英鎊，聯合工業界和學術界儘快發展高超音速打擊能力。英國制定了購買、合作和研發的「三步走」戰略，即通過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購買HGV，加入現有或新的國際HGV或HCM研發專案，以及獨立開展HCM研發。

可以看出，許多處於「第二梯隊」的國家將國際合作視爲獲取高超音速武器的重要途徑，這與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技術難度和高昂成本有密切聯繫。

二、「高超音速武器熱」的驅動因素

世界各國重視高超音速武器的背後，是對這一新興技術有形及無形價值的挖掘利用，受到安全和政治因素的雙重驅動。

一方面，作爲一種武器裝備，高超音速武器的軍事安全價值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肯定。首先，發展先進武器是提升軍事實力的關鍵手段，也是各國的一種本能追求。在新一輪世界軍事革命中，高超音速武器承載着打造「不可攔截」武器的期待。它極快的飛行速度，給追蹤和攔截帶來巨大的技術挑戰；高速度與高精度的結合，將進一步提高毀傷效能；非彈道的飛行軌跡和較低的飛行高度，意味着受地球曲率限制，陸基和海基雷達存在一定探測盲區；可變的飛行軌跡和打擊目標，使準確評估攻擊情況並儘早實施攔截難上加難。

綜合來看，高超音速武器不僅彌補了彈道飛彈有速度無機動性、巡航飛彈有機動性無速度的「缺憾」，而且高度契合對重點防禦、高價值和時間敏感（time-sensitive）目標的打擊需求，成爲獨具優勢的進攻利器。

其次，高超音速武器與國家安全戰略和防務政策的緊密結合，會進一步調動研發積極性。也因如此，高超音速武器被賦予的任務隨着具體需求的變化而變化。美國開始大力推動高超音速技術武器化，是因爲小布希政府在發動「反恐戰爭」和對抗「流氓國家」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可以進行遠距離精確快速打擊的常規武器。

在歐巴馬時期，美國愈發感到所謂中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的威脅，強調其必須擁有在衝突開始後對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及監視與偵察（C4ISR）系統和綜合防空和飛彈防禦系統（IAMD）發動快速打擊的能力。具備相應能力且無需進行前沿部署的高超音速武器再次成爲理想的選項。

對俄羅斯而言，維持對美國的核威懾能力是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首要驅動因素。在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後，俄羅斯着重研發可攜帶核彈頭的高超音速武器，希望增強覈報復能力，避免俄美「相互確保摧毀」變成美國對俄羅斯的單方面「確保摧毀」。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俄羅斯極爲重視高超音速武器的威懾潛力，不僅在戰場上投入使用，還在戰場外多次試驗，頻繁藉其展示自身的實力和決心。

但是，許多國家尚未明確高超音速武器在國防政策中的定位，對它們而言，開展高超音速武器研發存在着對衝未來不確定因素的考量。歷史上，新武器的出現或既有武器的創新應用曾多次產生猝不及防且遠超預期的效果，爲其擁有者帶來顯著的戰術乃至戰略優勢。

例如，二戰時期，雷達成爲英國在不列顛空戰中以弱勝強的關鍵法寶，以航程長、機動性強聞名的零式戰機說明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保持了近一年的制空權優勢，美國「曼哈頓計劃」的產物原子彈更是直接開啓了新的時代。冷戰時期，蘇聯於1957年成功發射世界上首顆人造衛星，在太空競賽中領先於美國，並且理論上擁有了在1小時內將氫彈投到美國本土的能力。對美國而言，這不僅是巨大的外部安全威脅，而且在國內引發了極大的焦慮和不安。因此，爲了避免在變革來臨時束手無策，即便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前景還存在一些爭論，有能力的國家也會抱着防患於未然的心態着手研製。

另一方面，因其「高精尖」的形象，高超音速武器日益成爲大國博弈中的一種政治資產。首先，「高超音速武器俱樂部」被視爲大國和強國的俱樂部，取得入場券是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證明。從技術角度看，之所以將5馬赫作爲飛行器分類的一道標準，是因爲在此速度之上將出現一系列複雜而不易克服的物理效應，大幅增加飛行器研發的難度和成本。

邁過這一難關後，還將面對防熱材料研製、氣動外形佈局設計、特殊環境下的導航與控制等諸多科學和工程問題。能夠在反覆嘗試摸索中解決這些難題，意味着一國在科技、工業、財政等各方面都擁有不俗的實力。2020年9月，印度自主開展的「高超音速技術驗證飛行器」專案成功進行了一次超燃衝壓發動機技術測試，驗證了多項關鍵技術。印度國防部長辛格表示，這是印度實現自力更生、減少對外國技術依賴道路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印度總理莫迪在社交媒體發文時直言，「當前只有極少數國家擁有這種能力。」此外，現階段的硬實力之爭意在爲將來的軟實力之爭提前佈局。只有先擁有高超音速武器，纔可能在未來相關的規則制定中擁有足夠的話語權。

其次，隨着科技創新成爲大國博弈的主戰場，高超音速武器等新興技術對國際格局演變的指示意味愈發濃厚。部分國家擔心，在高超音速領域落後將有損其國際威望。近年來，美國高級官員頻繁鼓譟中國和俄羅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領先於美國，並稱美國必須快速迎頭趕上。在這種落後的焦慮感和追趕的緊迫感背後，軍事安全方面的考量並不突出。一方面，從實際部署和使用方式看，高超音速武器離真正成爲「遊戲規則改變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學者認爲，如果考慮到美國在高超音速研究領域的歷史積累，以及其發展路線對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國在高超音速武器競爭中落後」的說法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美國並未處於非高超音速武器不可的境地。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發佈的報告指出，在抵消潛在對手的A2/AD能力方面，高超音速飛彈和配備機動彈頭的彈道飛彈都具有美國國防部所需的速度、精度、射程和生存能力，而獲取和部署高超音速飛彈的成本要高出三分之一。

美國政府更擔心的是，美國高超音速武器的屢次試驗失敗和中俄取得的顯著進展會形成鮮明的反差，這或將傳遞有損美國「霸權」地位的消極信號，嚴重時可能招致民衆的不滿、在野黨的攻擊，並動搖盟友夥伴追隨美國的決心。因此在美國看來，競爭對手能夠做到的，美國也需要做到。

同時，大國以高超音速武器爲「棋子」，在地緣政治「棋盤」上合縱連橫的意圖日益明顯。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俄羅斯與印度合作的「布拉莫斯II」高超音速飛彈成爲兩國防務夥伴關係走向的重要指向標。由俄印合資創立的布拉莫斯航空航太公司負責推動「布拉莫斯II」飛彈專案，該公司負責人於2023年2月接受採訪時稱，西方制裁從未也不會破壞俄印防務夥伴關係，公司的正常運營亦不受影響。

2023年9月，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訪問俄羅斯，在這次表明朝俄關係戰略重要性的訪問中，俄羅斯向朝方展示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飛彈在內的多種先進武器系統。在拜登政府重塑亞太地區聯盟體系的背景下，2022年4月，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發佈聯合聲明，宣佈將在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等多個新興技術領域開展合作。

2023年8月，美日在首腦會晤後宣佈，爲應對中國、俄羅斯及朝鮮正在研製的高超音速武器帶來的威脅，兩國決定聯合研發用於攔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飛彈。可見，圍繞高超音速武器開展的相關合作，正成爲大國發展對外關係的重要抓手，還經常被用於釋放雙邊關係「親密」的信號。

三、「高超音速武器熱」帶來的現實挑戰

與「高超音速武器熱」相伴而來的，是國際社會對這一新興技術潛在風險的擔憂。雖然提升軍事實力是各國的正當需求，但若不能理性地認識和使用高超音速武器，也會給全球戰略穩定帶來諸多挑戰。

（一） 高超音速武器使危機管控面臨更大壓力

自冷戰時期起，爲避免一場「核浩劫」危及人類生存，有核武器國家之間的危機管控就被格外關注。從特性看，高超音速武器存在着一些不利於危機穩定性的因素。

首先，高超音速武器在使用中存在的「模糊性」可能加大戰略誤判的風險。一是彈頭模糊性（warhead ambiguity）。高超音速武器既能攜帶常規彈頭，也能攜帶核彈頭，導致受攻擊國家難以確定彈頭性質，可能將常規打擊誤判爲戰略核打擊，並使用核武器進行反擊。

二是目標模糊性（target ambiguity）。如果高超音速武器被用於打擊指揮自動化系統、機動式飛彈、反衛星武器等高價值目標，就可能會遭遇核武器系統與常規武器系統在功能或部署上「交纏」的問題。例如，指揮自動化系統可兼顧核與非核作戰雙重任務，部分飛彈可裝備核彈頭或非核彈頭，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可被聯合部署在同一基地等。這些情況模糊了常規戰爭與核戰爭的邊界。一國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對敵人常規力量發動的打擊可能錯誤地擊中核武器及其支持系統，或是被誤判爲針對核力量的打擊，導致受攻擊國家決定進行核反擊。

其次，在本就緊張的危機氛圍中，高超音速武器還大幅壓縮了受攻擊國家的反應時間。由於高超音速武器飛行速度極快，受攻擊國家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發現攻擊、判斷性質、討論對策、下達命令、執行命令等一系列決策流程，這將增加決策者的壓力和決策過程中出現失誤的可能性，增加意外核升級的風險。在沒有足夠時間充分研判的情況下，彈頭模糊性和目標模糊性等問題也會更加突出。決策者可能傾向於高估攻擊的危險程度，並據此實施報復性核打擊。

還有部分學者認爲，高超音速武器對核武器生存能力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核政策專案主任阿克頓（James Acton）認爲，真正使中俄兩國專家感到擔憂的並非是目標模糊性或彈頭模糊性問題，而是飛彈防禦系統和大量高精度常規高超音速武器的結合，可能促使美國在無需跨越核門檻的情況下，嘗試對中俄的核力量發動第一次打擊。在一場與美國的嚴重衝突中，這種擔憂可能使兩國傾向於首先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進而削弱危機穩定性。

美國飛彈防禦專家威爾肯寧（Dean Wilkening）認爲，中俄很大程度上依靠機動性保障核武器的生存能力。若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對中俄的機動式洲際彈道飛彈產生足夠威脅，將削弱兩國的核報復能力、破壞危機穩定性的基礎。這一挑戰對於核武器數量較少、戰略轟炸機發展尚不成熟、發射核武器主要依靠彈道飛彈的中國更爲嚴峻。

但總體來看，高超音速武器不足以顛覆威懾的底層邏輯。以美俄爲例，只要兩國仍有滿足「相互確保摧毀」的第二次打擊能力，雙方就很難產生髮動核攻擊的動機，更談不上是否會使用高超音速武器。俄羅斯防務專家德沃爾金（Vladimir Dvorkin）指出，美國使用搭載常規彈頭的高超音速武器對俄羅斯的指揮控制系統等關鍵戰略設施發動打擊，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在現實中不具備可行性。一方面，俄羅斯指揮控制系統被摧毀後，大量失去控制的核武器將產生美國也無法承受的後果。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有很強的生存能力，美國發動戰略打擊後勢必遭受覈報復。

（二） 多國競逐高超音速武器給軍備控制帶來更大挑戰

目前，各國在高超音速武器賽道上的競爭正愈演愈烈。作爲首個部署和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的國家，俄羅斯希望長久地保持領先地位。2021年11月，普丁在俄羅斯國防工業系統發展會議上表示，俄羅斯要繼續研發更加先進的高超音速武器，以維持在軍事技術領域的優勢。多次測試失敗並未動搖美國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決心。

2023年4月，時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在國會聽證會上稱，五角大樓必須更快地推動高超音速武器項目的進展。同年5月，美國衆議院軍事委員會戰略部隊小組委員會主席蘭博恩（Doug Lamborn）表示，他正努力推動對高超音速武器測試設施增加撥款，以加快過於緩慢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發進度。在「第一梯隊」國家的帶動下，亞太、歐洲、中東等地區的多個國家正積極向「高超音速武器俱樂部」進軍，如印度希望成爲比肩美俄中的高超音速武器「第四大國」，而日本、朝鮮、韓國、伊朗等則力爭在與地區競爭對手的較量中佔據上風。「高超音速武器俱樂部」的擴員可能刺激地區軍備競賽，並與地緣政治博弈交織共振，使地區動盪和分裂的風險加劇。

同時，高超音速武器或將推動攻防博弈的螺旋升級。面對潛在的高超音速武器威脅，許多國家以發展反高超音速能力作爲迴應。2023年5月，美國飛彈防禦局局長希爾（Jon Hill）在國會聽證會上稱，反高超音速武器是現在和未來的一大挑戰，美國國防部已着手整合現有天基、陸基、海基雷達的跟蹤能力。2023年6月，爲了攔截俄羅斯「不可戰勝」的高超音速飛彈，歐洲飛彈集團（MBDA）與法國、義大利、德國、荷蘭就研發高超音速武器防禦系統達成初步協定，計劃在3年內推出原型機。

面對伊朗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發計劃，以色列推出「空中音速」（Sky Sonic）反導系統，並強調這是世界唯一一款用於攔截高超音速武器的反導系統。有學者認爲，未來高超音速武器與反高超音速武器之間的博弈，「將從攻與防兩個角度、陸海空天四個維度、以及傳統動能毀傷與新武力原理毀傷兩個領域等全技術鏈上展開」。

針對高超音速武器帶來的軍備競賽風險，呼籲開展軍備控制合作的聲音頻繁出現，被提到的具體措施包括採取「建立信心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禁止高超音速武器試驗、通過雙邊或多邊條約限制高超音速武器發展、就高超音速武器進行軍控對話、開展防擴散合作等。但是，國際社會離真正就管控風險達成共識、採取行動還有很遠的距離。

除了當前大國戰略博弈背景下軍備控制和防擴散合作缺乏有利的政治土壤外，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本國利益驅動下競相研發高超音速武器，也使在管控問題上尋求各方利益的交匯點變得複雜和困難。例如，由於在實驗室和風洞之外進行飛行試驗是發展高超音速武器必不可少的環節，有學者認爲禁止高超音速武器試驗是一種可覈查且有效的軍控方案。

然而，禁止試驗對已經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國家並無約束作用，也幾乎不可能得到那些已經開始研發、還未進行試驗的國家的支持，反而會促使它們加快試驗步伐，力爭早日進入部署階段。

（三） 政治操弄造成對高超音速武器的認知扭曲

高超音速武器危險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關國家如何認識、理解及使用這一武器。當前的「高超音速武器熱」，其實也是各國圍繞高超音速武器不斷學習並形成認知的過程。 對於這一既蘊含價值也帶來風險的武器，如果相關國家能夠形成較爲理性的認識，則可能爲未來的國際軍控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然而近年來，高超音速武器領域的「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鼓譟下甚囂塵上。2021年，《金融時報》等西方媒體炒作中國高超音速武器試驗取得技術突破，美國政府和軍方高官藉機密集發聲。當被記者問到是否擔心中國的高超音速武器時，美國總統拜登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對記者表示，中國尋求發展高超音速武器，只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更重拾冷戰詞彙，稱中國試射高超音速武器已非常接近冷戰時期的「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十分令人擔憂。

隨着美國將中國視爲最主要競爭對手和最大地緣政治挑戰，中國極可能超過俄羅斯，成爲美國在高超音速領域的首要關注目標。2023年3月，美國國防情報局首席科學家弗雷斯特勒（Paul Freisthler）在國會衆院軍委會聽證會上稱，過去20年，中國通過集中投資、開發、測試和部署，推動高超音速武器的技術能力迅猛發展，在基礎設施和系統數量上已領先俄羅斯。

美國將高超音速武器染上濃重的大國競爭色彩，將相關威脅與其認定的「戰略競爭對手」綁定，這種認知極不利於全球戰略穩定。美國學者克洛寧（Matthew Kroenig）提出，美國及其盟友夥伴作爲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會利用高超音速武器等新興技術強化當前的力量分配格局和戰略穩定態勢，而俄羅斯和中國作爲「修正主義國家」，會將新興技術用於追求「修正主義」目標，嚴重威脅全球戰略穩定。

正是在這種以政治立場判定高超音速武器好壞的思路下，美國一面指責中俄發展高超音速武器帶來威脅，一面加速自身高超音速武器研發，積極說明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發展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武器技術。同時，美國爲服務所謂「對華戰略競爭」過度地渲染中美高超音速武器能力的「差距」及其產生的「威脅」只會進一步激化美國國內反華情緒，刺激美國擴充軍備以追求「核優勢」。美國當前對高超音速武器的政治操弄只會使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並阻礙各方就高超音速武器相關的風險管控達成共識。

四、結語

歷史上，新興技術的影響力之大，可以大到帶動國際體系變遷的程度，如鐵路助力德國的統一和崛起、蒸汽動力戰艦動搖英國的海洋霸權、原子彈奠定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高超音速武器或許無法達到這樣的高度，但其潛力依然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併成爲世界主要國家競相追逐的突防利器。就動機而言，各國對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發始於其軍事價值，並不斷融入展示國家實力、提振國際威望等政治考量，這使高超音速武器在戰場之外同樣擁有廣闊舞臺，成爲影響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重要變數。

未來一段時期，隨着越來越多的高超音速武器研製成功並走向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熱」的現實效應將逐漸顯現。客觀地看，軍備建設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應用新興技術提高武器性能是國防科技創新的必要環節，是國防現代化的正常思路。對於這一過程中伴隨新武器而生的新風險，完全可以基於國家或國際層面的理性認識和負責應對進行有效的管控。

但在當前大國戰略博弈激化的背景下，美國將陣營對立搞到高超音速領域，爲實現遏制、打壓目的鼓譟「中國威脅論」，導致對高超音速武器相關問題的認知偏離理性的軌道，並阻礙國際社會就管控風險形成合力。比起高超音速武器本身，美國的政治操弄將對全球戰略穩定構成更大、更深遠的威脅。

（作者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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