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有可能再造一個硅谷嗎？
嫦娥五號帶回月壤，“奮鬥者”號完成萬米海試……2020，中國“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令人振奮，但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於人，新的一年，中國如何破解“卡脖子”難題，一直是輿論場熱議的話題。
前幾天看到一期訪談，新華社記者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時，吳也談到了“卡脖子”的問題。吳談到，浙大正在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生態文明與環保創新、設計育種等多個領域推進“創新2030計劃”，力爭在“從0到1”的基礎研究、“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產生重大原創成果。
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資
1.
大學在科技創新上的作用，歷來不容小覷。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一切都圍繞着戰爭而運行，包括高校的教授們。
斯坦福大學電機系教授弗裡德里克·特曼也不例外，他服務於一個名叫科研與發展辦公室的政府機構。這個機構，負責把軍方的錢，發放給大學，讓他們研究與軍事相關的技術。主任就是他的老師萬尼瓦爾·布什教授。
給大學的武器研究經費非常充足。MIT（麻省理工學院）拿到了1.15億美元，加州理工大學拿到了8300萬，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各拿到了3000萬。
但是斯坦福只分到了5萬。
軍方根本沒當斯坦福是個有研究能力的大學。特曼去了哈佛，領導無線電技術研究。
憤怒的特曼在1946年，也就是戰後的第一年，把哈佛無線電研究室的11位同事全部聘請到了斯坦福，重新做了一個研究院。
然後，他又往前跨了一步，他說服了校長，把校園在帕洛·阿托地區的580畝土地劃了出來，建立了一個高技術工業區（後來更名爲斯坦福研究區），邀請企業進駐，並且把大學的研究成果轉讓給這些企業。
1955年，有7家企業進駐。到1980年的時候，655英畝土地全部租完，一共有90家企業，25萬名員工。
後來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從斯坦福研究區延展出去的地方，就是而今的全球技術革新和革命聖地：硅谷。
沒有斯坦福，就沒有硅谷。
2.
當斯坦福被軍方輕蔑地給予5萬美元研究基金的時候，它缺少了一個名頭：研究型大學。這就是後來特曼邀請11位哈佛的同事成立研究室的原因：把斯坦福變成研究型大學。
而只有成爲研究型大學，斯坦福研究區才成爲可能，硅谷才成爲可能。
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想要建立的長三角研究型大學聯盟，所想要囊括的高校，就是這種類型。
如果，這還不能夠充分說明研究型大學的意義的話，那麼，諾貝爾獲獎者的大學分佈圖，或者能夠更加形象地理解此種大學的涵義。
維基百科做了一個統計，全球獲得諾貝爾獎最多（含畢業生和職員）的大學前30位排名，一共有37個學校上榜。第一名的哈佛大學，到2020年一共有161名諾貝爾獲獎者，物理學獎32人，化學獎38人，生物或醫學獎43人，經濟學獎33人。
劍橋大學獲獎者一共121名，其中自然科學98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獎11人，自然科學82人；芝加哥大學100人，自然科學62人；麻省理工學院97人，自然科學62人，哥倫比亞大學96人，自然科學69人；斯坦福排名第七，86人，自然科學55人。
在37所大學中，美國佔了21所。
研究型大學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搖籃，也是整個世界技術創新與革命的搖籃。
與商業公司的目標所不同的是，研究型大學的核心是基礎科學，這些看似處於象牙塔之中的科學研究，爲整個世界的技術創新和進步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論和技術基礎，從而使所有的技術創新和革命成爲可能。
而對於斯坦福來說，信息產業中叫得上名號的公司，都和它多少有些關係，包括谷歌、思科、e-bay、惠普和如今紅遍半邊天的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硅谷中，有1200家企業是斯坦福的校友所創立的。
看完吳朝暉的訪談，會感覺到浙江大學與吳朝暉所做的努力，儘管他從來沒有說到與硅谷之間的異同，但顯然，他所展現出來的願景，與硅谷的現實性，有着不謀而合的功效。
浙江大學頻繁的動作，長三角研究型大學聯盟、之江實驗室、與上海市共建的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與繁星公益基金在上海設立的繁星科學基金，無一不是現實關懷與技術社會化的嘗試。
3.
相比於工業革命而言，其實信息技術革命有着高得多的門檻。
工業革命的創造和發明，多數是基於經驗和商業需求之上的本能性或需求性創新。比如瓦特創造蒸汽機，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和愛迪生髮明燈泡。
他們的目標，是用於解決技術或工業上的具體問題。但信息技術革命完全不同，它是基於自覺性的推動。
這應當說是人類的自我進化：所有的技術創造，不再僅僅侷限於改善自身的生存處境，而在於如何推動世界的發展，以及如何提高效率、減少損耗，甚或是解放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優化人的境遇而進行的主動性創造。
於是，知識性的積累成爲一個前提。因而，大學成爲了多數技術創新或者革命的前提：學習、研究以及創造是合爲一體的。
MIT是一個典範。整個互聯網技術，是MIT幾代學人的共同成果，甚或可以說，互聯網誕生於MIT的實驗室中。
按照MIT創業中心創始人愛德華·羅伯茨的敘述，MIT林肯實驗室教授歷克里德產生了互聯網創意，維斯利·克拉克提出了用計算機進行聯網的設想，電子工程系教授羅伯特·卡恩開發了互聯網協議，雷·湯姆林森發出了第一封電子郵件……
沒有MIT這些教授和學生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和創新，互聯網的誕生也許終將來到，但是通過何種形式，如何發明出來，自然是一個遙遠的未知數。
但基本上所有的革新與革命，都建立在MIT長期以來對於電子工程、信息交換等軟硬件的研究之上。
而幾乎今天所有的技術革新的創造者，都是在大學中接受了足夠多的技術知識積累與研究訓練的基礎之上。
雖然並非所有的基礎研究都必然被商業化，但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努力與人類的現實生活建立聯繫，這也是如今所謂的“現代大學”，與大學誕生之初的雛形迥然而異的地方。
大學與商業、社會之間，已然成爲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與MIT、斯坦福之間極其類似的，是浙江大學與繁星公益基金之間的合作。這個名爲“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的機構，投入了1億美元的資金，用以進行“計算+生物醫療”、“計算+農業食品”和“先進計算”三個創新實驗室的研究。
而這個基金，本身就帶有非常濃厚的產業和商業意識，其資金的捐贈人，正是電商公司拼多多的創始人、浙大校友黃崢。
僅僅停留在基礎科學研究上，浙大在進行社會轉化時，需要經過較長的流程；而僅僅是建立在商業研究上，這並不符合當代企業家對於星辰大海更遠的追逐。正如黃崢在公開信裡所說：“行業競爭的日益激烈甚至異化，讓其意識到傳統的以規模和效率爲主要導向的競爭有其不可避免的問題，要改變就必須在覈心科技和其基礎理論上尋找答案。”
只有當大學的研究本能，與商業上升之後的社會價值之間進行有機結合的時候，研究與社會力量，才能大有有效的融合。既不急功近利，又不海市蜃樓。
4.
到了2021年，技術也已經不再純粹是一個可以完全脫離於現實世界的方外之物了。它與人類的共同處境，民族的特殊處境與社會之間的競爭緊密相連。
技術自覺是一個前提。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技術自覺隨着技術的普及而逐步提升。工業革命是一種技術本能，它多數因應於需求而產生；而技術自覺在於，通過主動性的技術創新，提升技術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
例如，現在大火的分佈式網絡，它就是通過有效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連接，通過人工智能方式，進行商品與信息之間的匹配，從而實現高效率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對應。
而在我看來，繁星科學基金的三大實驗室，其核心都是技術自覺的崛起，根本都在於提升原本領域的效率與效能。
“技術戰爭”更加是無所不在的。在一國之內，企業之間的技術戰爭，決定着商業成敗與進化；在跨國企業競爭之中，技術的先進與否，意味着市場佔有率、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而在國與國之間，技術和研發能力和水平，也意味着國家競爭力與彼此之間依存度。
彼此之間的追趕與超越，往往甚至決定着雙方的國際地位與談判能力。
說得殘酷些，當今世界的技術發展，往往決定着企業、民族與國家的生死攸關與尊嚴地位。
而任何一個國家的技術，從來又都是三種力量的合力：以大學爲主的研究力量，技術的商業性運用和發展，以及政府對於技術的投入與扶持。
前面已經說過很多，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乃是決策一國技術發展能力與水平的基礎設施，沒有大學獨立研究力量的存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技術發展，都缺少基礎理論、研究的支撐，一切其它，都是泡影，根本無從發生；商業力量乃是將技術從大學之中轉化出來，成爲社會共同應用，進行增值與反饋的循環力量，如同浙江大學與繁星基金會，彼此扶持，共同成就；而政府力量，是前兩者的堅強後盾、終極裁判與力量展示。惟有政府以不可撼動的決心，扶持與推動前兩者力量向技術的傾斜，才能夠是技術的發展源源不絕，競爭利於不敗之地。
現在，要回答題目中所提的問題的含義：再造硅谷是否可能？
或者，問題可以再提深一些：製造如何的硅谷，以及，如何製造硅谷？
研究型大學、技術型企業與科技型政府，這便是所有硅谷的不二法門。這三者之間，缺一不可，這都是技術自覺成立的必要理由。
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有某種形態的硅谷，以成就其技術競爭的基礎，可以是計算、生物、大數據、機器人……並不是所有的硅谷都一模一樣，但尋求技術的先進性、社會的應用化以及總體人們的提升，這都是硅谷的精神核心。
就此而言，一些大學的雄心與自覺，以及目前越來越多科學基金的遠見與積極，和周邊政府的響應，未必不能成爲一種再造硅谷，超越硅谷的模板，變成一種國民的公共意識。
這恐怕纔是技術自覺的核心之義，也是技術進步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