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東方：張騫的世界觀革新之旅（六）

在出使13年後，張騫這位初代漢使終於成功回到長安，並因不可思議的傳奇之旅而轟動一時。武帝聽說西面有許多大國，還有很多奇特的物產，便致力於開闢對抗匈奴的第二戰場。除繼續加緊聯絡西域各國，受到張騫情報的啓發，漢朝還不忘向西南方向探索、希望尋找去往身毒的安全通道。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派張騫等人自蜀至夜郎，謀通身毒。事實上，張騫在大夏做出的推測完全正確。20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也顯示，青銅時代的古滇文化早已通過北方歐亞草原地帶，與中亞、西亞有着直接或間接的文化交往。一些金屬器不僅表現出相似的製作技術和藝術風格，而且有的器物造型。比如晉寧石寨山銅釦飾和亞歐大草原內陸出土的金屬獸紋扣飾、晉寧石寨山中的銅牛頭和阿富汗、美索不達米亞的同類器形幾乎如出一轍。這證明古老的雲貴高原文明不僅不閉塞，而且同樣具有世界屬性，和亞歐草原文化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河西走廊南側的青海道 連接着雲貴高原和西域

但昆明地區的西南夷爲壟斷貿易而殘殺漢使，導致張騫的使團無法深入。這次西南探險未能如願，漢朝卻沒有停下探索西南地區的步伐。衆多西南夷與滇國的命運，也因此將被徹底改變。日後，雲貴高原和四川西部地區將徹底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

當漢朝在其他方向進行開拓的同時，短時間內漢匈戰爭還在繼續。在漢武帝眼中，張騫情報的最直接用途就是漢朝對匈奴的戰爭，所以本人也頻繁加入到日後漢朝對抗匈奴的戰爭中。因此，兩漢史家常把張騫視作一名漢軍將領而非外交家，《史記》中張騫的故事被收入了《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書》則將張騫與李廣利二人的傳記合爲一卷，時人的看法可見一斑。探索從西南夷通往身毒的道路失敗後，張騫以校尉的身份，跟隨大將軍衛青攻打匈奴。由於他熟悉匈奴的語言習俗，知道如何尋找水草，所以能保證大軍的供給不出現匱乏。之後張騫還因戰功被封爲博望侯。

李廣曾與張騫一同帶兵+受罰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張騫與李廣一同到右北平攻打匈奴。他的軍隊因爲沒有及時趕到戰場，讓李廣的部隊獨自與數目龐大的匈奴大軍血戰一日，損傷慘重。士兵也因過於疲憊而沒有追擊匈奴。按照軍法原本要被處決，只能用博望侯的爵位贖罪，最後被貶爲庶人。李廣也因此役功過相抵。事實上，很可能是這一段經歷影響了張騫在司馬遷筆下的形象。精通地理水文、指點衛青從不失誤的博望侯，竟在關鍵時刻沒有及時趕到戰場，司馬遷的褒貶之態已經不言自喻。

由於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和李家是世交，所以對李家祖孫頗有讚美。縱然沒有足以記功的重大勝利，李廣在太史公的妙筆下騎射精湛、英風颯颯，千百年後他的音容笑貌如在昨日。相比之下，對於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出身外戚的將領和他們的部將，司馬遷就沒有傾注太多的情感和筆墨，甚至略有隱惡之筆。正所謂“衛霍深化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司馬遷的個人好惡 影響了張騫的歷史評價

如此態度，同樣適用張騫和李廣利等人的篇章之中。再加上張騫還有戰敗之過，他出使大月氏也是“不得要領”。而且張騫出使西域之後，一系列流氓無賴衝任使節，因而在司馬遷看來這些人不僅引發了不必要的邦交糾紛。後來的大宛遠征更是在漢使出使的基礎上，將勞民傷財推向了巔峰，但經略西域、牽制匈奴的大業卻並沒有在武帝一朝見效......

於是，司馬遷沒有給張騫單獨列傳，而是將張騫的個人經歷主要放在《大宛列傳》當中、放在李廣利的大宛遠征之前。太史公的態度已經非常明顯：張騫這是在“逢君之惡”，開闢西域的壯舉和《孝武本紀》、《封禪書》中的那些燕齊之地的術士們一樣是在誤導君王。對於張騫的這類評價，其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存在。到了東漢時代，班固對漢武帝時代開拓西域的時代背景做了這樣的總結：“民力屈，財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足見班固對西域經略的真實心態，後世不斷有文人以貶損之詞毀謗張騫，其實就是對司馬遷隱惡之言的闡發：“君不見武帝甘心事遠略，靡壞財力由斯人”。

兩漢對張騫的評價其實並不算高

縱觀世界歷史，偉大的探險家的遠略功成未必在當代，消化他們的偉大貢獻往往需要足夠長的時間。雖然漢朝對敗軍之將有嚴厲的奪爵和罰金之懲，但有才能的勇士不會因爲一場失敗而被徹底埋沒。

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爲進一步制約匈奴的勢力，漢朝又開始拉攏活躍在今天天山北麓和伊犁河流域的西域大國--烏孫。漢武帝命熟悉西域事務的張騫再次率300多名隨員，攜帶金幣、絲帛等數千萬財物出使西域。此時恰逢烏孫國內亂，而且烏孫人希望在漢匈強權之間左右逢源，於是對漢朝提出的招撫建議無甚興趣。張騫只得派副使分別訪問康居、月氏和大夏等國，爲漢朝提供更多的第一手情報。

儘管屢次不得要領 但張騫的作用無可替代

張騫在此行中發現，康居，奄蔡等斯基泰遊牧民建立的遊牧國家“行國”，還有安息，大宛，大夏這種有城郭，都是之前的中原典籍和地圖中未曾記載的。他們經營、有農田、有貨幣、能夠製作精美食物、能釀美酒的城郭之國。雖然還是不得要領，但這爲之後漢朝與烏孫的外交埋下了伏筆，他們將在未來漢朝的西域戰略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漢朝和中原來說，張騫的出使之路帶回了一個嶄新而完整的世界，他的出使極大地擴展了中原的歷史視野和戰略視野。縱觀《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南越列傳》等對周邊政權的記載，朝鮮、南越、閩越、東甌、滇等諸國，要麼曾是秦朝的郡縣，要麼是戰國時代古老諸侯國的後裔，再要麼就被戰國時代的諸侯國征服過。哪怕連和漢朝的宿敵匈奴，司馬遷都能給他們找到一個遙遠的華夏族上古祖先--夏桀。

匈奴在司馬遷筆下 被歸爲夏朝後裔

但西域的大宛、烏孫、康居等國，語言、文化和人種與華夏族差異巨大，很難進行認祖歸宗。所以司馬遷無法給遠方的西域人找到可以追溯的華夏族祖先。由此可見，張騫的征途是超越了以往地理範圍和認知極限的遠征。

具體到漢語詞彙庫中，在先秦時代，除了”中國“、”諸夏“之外，其他族羣被統稱爲”四夷”、”四裔“。但到漢朝，對匈戰爭的長期延續，以及張騫初始西域帶回來的情報擴大了中國人的世界觀，表達世界觀的詞彙大爲豐富：

比如漢朝人將匈奴稱爲”敵國“。在漢初的外交文書中，漢朝稱匈奴爲兩國、兩主、敵國、兄弟。這說明匈奴上升到了能夠對漢朝構成致命威脅的程度，敵國的概念，已經嚴重挑戰中國是”天下唯一“的觀念。

張騫每前進一步 都是對傳統中原世界觀的挑戰

《史記-大宛列傳》中第一次出現了”外國“的概念。能以”國“稱呼外邦，說明當時的漢代人肯定西域列國的文化發達程度，認爲他們的文明程度高於傳統的四夷。張騫用生命探索出來的詞彙，在不經意間被他的後人沿用至今。雖然之後”天下“的概念依舊主導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但張騫的探索已經在前人的基礎上邁進了一大步。因此，將”九州等同於全世界“的認知世界這一觀念，逐步變爲”位於世界中央的中國（中原）“，這種認知範式上的改變，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

除探明西域列國的地理位置和物產，人們還很容易忽視張騫的另一點貢獻，那就是他還奉漢武帝之命探查過對華夏族有重大意義的文明之源--黃河發源地。對於漢武帝和之後的中原帝王而言，尋找河源並加以祭祀有證明皇權天授、奉天承運的重要意。，這樣的地理考察，也能回答華夏族“從何而來”的終極發問。

張騫還負責爲漢朝探尋黃河發源地

按照上古華夏族的神話，黃河發源於崑崙山（並不是現在的崑崙山，而是神話中的崑崙山）。那裡是日月升起和落下的神奇之地，上面還有醴泉、瑤池等神話景觀。張騫考察西域地形後，對西域自然地理做了更詳細的考察：根據他的認爲塔里木河上游有兩條重要水源，一條是發源於喀喇崑崙山（蔥嶺）中的塔里木河，另一條是發源於崑崙山的和田河（玉龍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合併之後的河流），這兩條河流會和到塔里木河的河道之後注入蒲昌海（羅布泊）。漢朝人觀察到羅布泊的水雖然不斷有塔里木河匯入，但卻沒有溢出來，這是爲什麼呢？原因一定是河水從澤下大洞中流走了。河水潛入地下，最後在青海地區的積石山地帶噴涌而出、東流入海。先民大膽而生動的假設，將西域和東土在無形間巧妙地連接在一起。

於是，張騫的結論在一定時間段內，成爲古代中國官方認可的黃河源頭之說。于闐河所發源的山脈，也被漢武帝對應爲神話地理中的崑崙山。上古古老的信仰，終於在真實世界的地理中找到了對應之地，這再次將西域大地的命運和中原牢牢地聯繫在了一起。

張騫將黃河源頭設定爲羅布泊

這種勇於探求華夏之源的壯舉，也受到了太史公的高度認可。在《史記·大宛列傳》的結尾，太史公認爲張騫帶回的情報可信度很高，並批評了《禹本紀》、《山海經》中對於黃河源頭的神話敘事。這無疑是對張騫實證精神的最高肯定。

雖然所言已被現代地理學所證僞，可這種耳聽爲虛、眼見爲實的精神遠比具體知識的正誤重要，正是因爲有了敢於考察、實踐證僞的精神。這爲後世不斷革新認知、修正錯誤的世界觀留下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