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是如何被弄丟的？一部知識史，半部傲慢史

我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關鍵詞都到嘴邊了，卻還是想不起某個作家學者的名字、某本書的名字，或者某組概念；再或者我們曾經接受並掌握的知識（比如關於童謠的唱法、童年遊戲的玩法）在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消失不見。

這就是“忘記了知識”的時刻。

當然作爲個體，甲忘記了知識，或許乙丙丁還記得，甚至被印刷成書，得以長久地傳播下去。人類的知識何嘗不是因爲這一傳播特徵而延綿不息。

“祖傳秘方”因爲高度的隱秘性（遵從“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的規則）而無人接替，探險家在實地調查中有了新發現卻遭遇意外失去生命，新的科學知識以證僞的方法淘汰了舊的知識體系，時髦的社科研究“範式”否定了從前的命題——在近現代社會，人們習慣於認爲新的知識必然更進步——凡此種種，都是知識無法避免的命運。即便是圖書館、百科全書這樣的知識收藏者也會因爲空間版面有限而選擇或不選擇什麼知識。

一部知識的歷史，既有傳承，也有丟失。

那麼，知識是如何丟失的？

英國曆史學者彼得·伯克是堅定從事知識社會史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上世紀末講述的知識史一度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傳統看法。在《知識社會史》這本書的下卷，他專用了一章的篇幅來向讀者介紹知識的命運。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知識社會史》（下卷）一書相關章節，內容爲知識的丟失。

摘編有刪減，標題爲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英]彼得·伯克

《知識社會史》（下卷），[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趙博囡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啓真館，2024年10月。

破壞知識：

有意與無意

知識的毀滅包括了知識持有人的死亡，比如探險家沒能從遠征地返回。沉默的知識尤其容易丟失，因爲它們只存在於個人的腦海中。

《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1931）劇照。

公司對於所謂“公司記憶”的丟失愈發敏感，這通常發生在員工沒有傳遞他們所知的信息就離職的時候。另外一些有價值的知識可以說是“消失在了傳遞過程中”，因爲在有等級的組織裡，職位低等的人往往不願意傳遞那些他們認爲上級（統治者、將領、CEO等）不想知道的東西。

另一種疏忽使得許多當地的知識在帝國時代瓦解。非常偶然地，它們中有一些會留存下來。1911年人們發現了伊支（Ishi），加州北部亞希（Yahi）部落的最後倖存者。他和兩位人類學家有過交談，並展示了他打石取火、狩獵等能力。不過更多這樣的部落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就像很多語言逐漸滅絕一樣，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21世紀初的一個調查估計，世界上96%的語言只存在於4%的人口中，“將近500種語言只剩下不到100個使用者”，2100年前至少有3000種語言要滅絕。類似地，現代的生物多樣性危機是對生物學知識的威脅，也是對行將絕跡的物種的威脅。

知識的毀滅有時是無意的，有時則是故意的，有時則夾在兩者之間。圖書館的意外大火是一個重複發生的歷史現象，從亞歷山大圖書館（燒燬於公元前48年前後）到國會圖書館（在1851年損失了35000卷藏品），以及都靈圖書館（在1904年起火，起因是線路故障），都是這種情況。挖掘建築地基常常能發現考古學遺址，卻也時常會摧毀它們。

《淘金記》（The Gold Rush，1925）劇照。

業餘的尋寶者帶着金屬探測器搜尋其他的遺蹟，但也同時破壞了這些遺蹟，減少了獲得知識的可能性。考古學家雖沒那麼可怕，但也會破壞部分知識。19世紀的大型考古發現使得那些文物幾千年來第一次重見天日，但也導致不少文物遭到破壞和分解。在發掘亞述人宮殿時，“發掘者眼睜睜地看着浮雕分崩離析和瓦解”。裝甲和頭盔“在接觸到空氣的剎那間就粉碎了”，賽納克里布（Sennacherib）宮殿裡的王座“在輕微的觸碰下變成了粉末”。因在技術發展到能夠使損害最小化前就發掘了遺址，不少考古學家對此深感後悔，不過他們承認“所有的發掘都是某種摧毀”。

對圖書館和檔案館儲藏的知識的故意摧毀也遠非稀有。法國大革命之後，國民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下令銷燬所謂的“封建”文件。1890年，巴西總理兼律師羅伊·巴博薩（Ruy Barbosa）下令銷燬奴隸制的文件，讓它們隨着制度一同滅亡。有關在剛果的比利時政權的資料，在1908年被蓄意燒燬。1977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銷燬了大概30萬頁標註“性反常”的個人文檔。最近還發現一家瑞士銀行在銷燬之前猶太客戶的賬戶信息。

人們還使用新的技術協助毀滅知識。位於諾丁漢的羅賓漢軟件公司發明了一款名叫證據清理器的軟件，用於微軟的系統，宣稱可以刪除硬盤裡的機密信息，或者至少使這些信息難以恢復。誰會購買這個軟件還挺讓人深思。

某些毀滅是更大規模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支持者放火燒了警察局，毀掉了6000份註冊信息和警務記錄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支德國軍隊縱火燒燬了魯汶大學圖書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另一支德國軍隊摧毀了華沙大部分國家檔案。另外，1939年至1945年間，主要是因爲轟炸，柏林失去了大約65萬卷人口普查信息，其中35萬卷毀於一旦，另外30萬卷則根本不知所蹤。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讀室還需要填寫借書表格的時期，印在表格後面的常見的圖書未能送達的原因之一，就是“毀於戰爭的轟炸”。知識的摧毀當然不會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結束。舉兩個例子，1992年薩拉熱窩的波斯尼亞國家圖書館在炮擊中被毀；較近的記憶，則有2003年巴格達的國家博物館被洗劫一空。

《圖書館員》（The Librarians，2014）劇照。

另一種更爲精微的信息丟失與語境相關，或者說是藝術史學家所謂的“來源”。1796年和1815年，法國人德·昆西（Quatremèrede Quincy）譴責拿破崙、額爾金勳爵和其他人掠奪意大利藝術品的行爲。

這種掠奪或者說“移位”，在德·昆西看來，剝奪了它們的文化價值。德·昆西關心的是物體間的關聯，即其意義與力量依賴於自身的功能和所處的地點。移走等同於毀滅。帶有意大利特色的藝術品，其唯一合適放置的地方只能是意大利，他把這稱作“整體博物館”，換言之，沒有牆的博物館。

人類學和考古學裡也不乏語境丟失的例子。考古學家弗朗茨·博厄斯批評收藏家沒能記錄下他們的藏品足夠豐富的信息—來源、原名等。

植物學和動物學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缺乏標註（包括標本來源標註）的損毀都代表了知識的丟失。缺乏地點、日期、攝影師等細節的舊照片也是如此，它們因此無法成爲可靠的證據。近幾十年來，人們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大英博物館於20世紀80年代開啓了藏品來源信息恢復的工程。

淘汰知識

另一種知識丟失的形式是淘汰，或者說是某些人或者團體認爲這些知識需要被淘汰了。知識的增長與所謂的選擇性“遺忘”有關，換言之，“去除錯誤過時的信念”。遺忘的過程在信息過載的時代得以加速。

《快樂的知識》（Le gai savoir，1969）劇照。

這個問題並不新鮮，對書籍“洪流”的指責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紀。然而信息過載的問題愈發尖銳。知識更新的加速——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過時。因此舊有知識的丟棄或許是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謂的“創造性毀滅”，目的是給新的知識騰出空間：字面意義上的空間—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以及隱喻意義上的空間—百科全書，或是中學和大學的必修課程。

在這種含義上，知識的棄置或許是合理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必需的。但是有得就有失，我們不該忽略後者，因此需要文化史學家研究近幾個世紀我們所丟棄的“思想垃圾”，包括信息、理念，甚至人物。歷史學家通常帶有偏見，傾向於勝者，但我們需要重構一個“被征服者”的視角來理解過去。托洛茨基（Trotsky）曾說失敗者註定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許多領域都有被驅逐的前輩，那些人成了思想史櫃子裡的骷髏，有時是因爲某些政治因素，他們因此消失在了學術譜系裡。例如犯罪學家通常不願提及其學科的創始人之一龍勃羅梭，因爲他堅定地相信存在“天生的罪犯”，且能夠通過頭骨形狀和其他身體特徵予以辨別，正如人類學家更願意忽略他們的學科之前與白種人或高加索人優越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還有，整整一代的政治思想專業的學生都在盡力無視20世紀20年代政治學領域中的一位翹楚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他是《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1922）和《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1927）的作者，後來加入了納粹黨，因此1945年以來與學術生活絕緣，儘管他仍在海德堡和其他地方有不少擁護者，但直到80年代，施密特才爲更多人所知，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了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

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國法學家和政治思想家。

移位的不僅有物體和信息，還有人本身。考古學家習慣從垃圾堆裡復原知識，但是歷史學家仍然需要學習，套用托洛茨基的說法，從“歷史的垃圾桶”裡還原知識。爲了從考古學轉換到福柯字面意義上的“知識考古學”，歷史學家需要研究知識的廢棄過程，即知識是怎麼被轉換成非知識或者假知識的。當新知識進入某個特定文化時，大學課程、百科全書、檔案館或者圖書館裡是否有舊知識被替代了，這一過程可被稱作“文化選擇”。

以檔案館爲例，1821年法國奧博區的一位長官決定“清除那些永遠不會用到的廢紙堆”，以“方便找到有用的文件”。還有，1921年統計學家基尼提出了著名的抽樣方法，正是爲了應對意大利政府丟棄人口統計中的大部分回收的數據。

圖書館和百科全書的

“去除新增”

圖書館和百科全書的歷史提供了許多曾經的歷史被廢棄的良好例子。

18世紀，不是因爲異端或者反動，僅僅是因爲它們無用就毀掉書籍的理念開始流行。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就有這種“銷燬書籍的狂想”，在他的《人類理解研究》（Inquiry into Human Understanding,1748）一書中，他說：“如果我們隨意拿起一本書，無論是聖經抑或經院形而上學，我們能否捫心自問，它裡面包含了任何有關質量或數量的抽象推理嗎？沒有。它裡面包含了任何關於事實和存在的實驗推理嗎？沒有。把它扔進火裡吧：除了詭辯和幻覺，裡面再沒有別的什麼了。”法國記者路易·梅西埃（Louis-Sébastien Mercier）在1771年發表的小說裡描繪了2440年的啓蒙社會，那裡只保存了一些基本的圖書，其他的都被摧毀了。

《圖書館戰爭：記憶之書》（2015）劇照。

大多數圖書館員並沒有休謨或者梅西埃這麼極端，但他們同樣擔心新作的洪流會使得爲這些新增物品尋找空間變得越來越困難。一些圖書管理者選擇“去除新增”（de-accession）的圖書，這是現在扔掉圖書的委婉說法。其他人則直接把它們視爲無用的書本丟進地下室，或者“編外”儲存到某個過渡場所或知識的邊緣，讓其不受關注，但還不算扔進了垃圾桶。研究多個世紀以來大型圖書館用這些方式棄置的圖書或許能揭示變化中的優先排序，思想的壽命或許可以通過承載思想的書籍的“書架壽命”來研究。

類似的有對百科全書廢棄知識的研究，這和圖書館的研究一樣發人深省，並且要容易得多。隨着知識的增加，百科全書變得越發龐大。同樣，比較同一套百科全書連續出版的版本，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從18世紀晚期開始，編輯和編纂者就常常有意識地摒棄許多舊有的材料，從而令書的內容與時俱進。

編輯和編纂者自己就着重突出這方面的工作。亞伯拉罕·里斯（Abraham Rees）在爲修訂錢伯斯（Chambers）的《錢伯斯百科全書》所作的《提案》（1778）裡就強調，他要“去除過時的科學，刪減冗餘的內容”。化學家托馬斯·湯姆森（Thomas Thomson）在《不列顛百科全書》（1815—1824）的補編中解釋說，十年間過時的東西太多，他不得不徹底重寫關於化學的文章。

《圖書館員：所羅門王的寶藏》（The Librarian: Return to King Solomon's Mines，2006）劇照。

這種重寫並不經常發生。一項對18、19世紀英國百科全書裡發表的自然科學文章的研究，表明了裡面還存在大量科學家認爲錯誤的信息—例如“鍊金術的殘留”—直到第九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1875）才作出了全面改版。

1875年以來，那些主要百科全書摒棄了越來越多的素材，比如《拉魯斯百科全書》（Larousse）、《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Brockhaus）、《溫克勒–普林斯百科全書》（Winkler-Prins）、《不列顛百科全書》等。某些刪減顯然有實際操作的原因。然而我們有理由懷疑其背後的哲學理念或多或少是基於對進步的天真信念：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某種程度上至少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更偏愛第十一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1911），而不是它的後續版本。

幾個具體的案例或許能展現刪減後具體的損失。1911年，查理一世國王佔據了十三欄，君主查理五世則佔了十一欄。但是在1974年的《新不列顛百科全書》裡，兩條都縮減到了五欄。拉斐爾從十六欄減到五欄；西塞羅從十三欄減到四欄；歌德從十二欄減到六欄；路德從十四欄減到四欄；還有柏拉圖從三十三欄減少到不滿一欄—對基督教和古典文化興趣衰減的生動證明。

甚至是在線百科全書都會刪減材料，儘管它們不怎麼受儲存條件的約束—因此產生了建造“傲慢的維基”或者“被刪除的百科”之類的建議，用來儲存那些刪減掉的條目，相當於數字世界裡《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或者《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舊版本。

摒棄“範式”

思想，或者說“範式”，也會遭到摒棄，這裡混雜了智力原因和社會原因。舉個例子，化學領域裡曾有一種親火性的“燃素”，但是在18世紀後期，這個概念在拉瓦錫提出一個新的燃燒理論之後逐漸消失了。再有，20世紀50年代，結構功能主義是社會學和人類學主要的分析框架，但是它在70年代遭受了挑戰，並逐漸衰落。

另外，對於文化史學家來說，忽視失敗者的思想是—用一句老話—連水帶嬰兒一起潑掉。歷史學家或許應該聽從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建議，他的《知識垃圾概述》（Outline of Intellectual Rubbish）發表於1943年，他建議歷史學家用一種更超脫的方法和相對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問題，而不是表現自己“荒謬的整體性分類和個人的愚蠢”，應描述、解釋現象，而不是致力於證明新的東西使舊有知識貶值。

《馬丁·伊登》（Martin Eden，2019）劇照。

專業雜誌裡的文章壽命越來越短，在自然科學領域尤甚，社會學或經濟學次之，在歷史或者文學批評領域裡則不知怎的要長得多。古典文獻也處在不斷地編輯之中：去除，又增添信息。正如一位編輯近來評論的：“我不知道有哪一次編輯工作沒有信息流失。”類似地，許多領域裡不流行的或者說“冷門”的話題都有被丟棄或者邊緣化的危險。它們是“貶值貨幣”—儘管有時一代之後又得重新估計。

真假知識、真僞科學的界限也會隨着時代變化而改變。如果學者想要把某種特定的學術實踐排除出知識共同體，他們通常的依據是某本特定的書、方法或理論不是“真的”歷史、哲學、科學等。這就是福柯所說的“取消資格”（disqualification）的過程。甚至有人不無誇張地說，科學史“往往同時也是與非科學鬥爭的歷史”。18世紀晚期專業醫學出現在英國，其他的醫療方式則處於“醫學邊緣”的地位，甚至被逐出了這個領域，被污衊爲僞醫學或者“江湖騙術”。在某種程度上，專業人士需要江湖騙子來更清晰地界定自己科學正統的地位。

紀錄片《科學家的模樣》（Picture a Scientist，2020）劇照。

什麼是科學？（這個詞於19世紀40年代出現在英語裡，緊接着是“科學家”一詞）什麼是僞科學？這不僅和時間有關，也與爭論所在的地點和領域密切相關。這種“界定工作”不僅是理論上的，即知識分類大計劃中的部分，而且“界限也是在日常的反覆實踐中形成的”，比如大學課程中特定問題的去留，或者學術期刊中某篇論文的取捨。整個“領域”（那些追隨者這麼稱呼）也有被劃作僞科學的可能，例如占星學和山達基教科學派。其中有些在特定時期是科學，另外的時候卻是不科學的。

紀錄片《本草中國》（2016）畫面。

中醫，包括鍼灸療法等，受到17、18世紀歐洲醫生的相當程度的重視。不過當西方醫學成爲科學時，其他醫學就受到了排斥。歐洲對針灸的興趣先是“減退”，隨後就“湮滅”了，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纔重新開始關注這種技藝。還有，移民心理學（Völker psychologie）、全球各個不同民族的綜合心理學，曾是19世紀後期德國以及一些其他地方的熱點話題，不過如同“民俗學”一樣，它也在20世紀衰落了，最終由文化人類學取而代之。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知識社會史》一書。原文作者：[英]彼得·伯克；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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