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學貫中西的啓蒙大家，何以被最需要他的時代所忽略？

他生於新時代，卻追慕舊時的文人風骨，是中國的傳統“士大夫”；他熱愛中國文化，卻用大半生投身研究歐洲文明，是在中國首倡“歐洲學”觀念的人。

歷史學者雷頤說，他是一身跨兩代的知識人；社會活動家劉蘇里說，他是真正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事實上，他不僅學貫古今中西，更是當代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他接受的是民國的教育，在親歷了“反傳統、反資本主義”的文化激進革命後，他潛心研究，成爲打通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大家，他看清了近代中國轉型最大的困難是傳統文化中缺乏“民主”與“科學”的基因，只有嫁接西方啓蒙時代的種子，才能長出現代文明。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新中國最早的啓蒙先驅，他就是陳樂民。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繞不開的人物，直到今日也並不爲大衆所知，他的作品也被長期淹沒在互聯網時代的快餐文學裡。直到著名作家閻連科無意中看到他的文字才感慨說：終於知道自己原來是多麼的無知、狹隘和偏執。

陳樂民先生，這位學貫中西的啓蒙大家，何以被最需要他的時代所忽略？

▲陳樂民保存的唯一一張母親照片

▌在激進和保守的思潮中，他試圖找到新路徑

陳樂民於1930年出生在一箇舊知識分子家庭。在那段民國年間，他既接受了舊中國的私塾教育，又接受了新中國的教育，可以說是“舊知識分子”的最後一代，對傳統文化有獨到的見解。

1953年，大學畢業的陳樂民因工作需要被分配到涉外部門。當時，國門初開，中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沒有建立官方的外交關係，陳樂民成了新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方打交道的民間外交家。

在涉外工作的十餘年間，陳樂民走訪了亞、非、拉、歐美等30多個國家，從事外交接待。在他接待一位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的德國記者時，他聽到這位記者對國內外形式不同的見解，第一次感到震驚，並與他發生了激烈的學術辯論。

這樣的工作經歷和之後大量的學術交流讓陳樂民的思想觀念不斷與西方發生碰撞，歐洲的政治、歷史、哲學、科學、藝術等，都悄悄流進了這位傳統知識分子的腦子裡。

▲1956年，陳樂民與妻子資中筠在布拉格

在深入探究中西文化後，陳樂民發現，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在近百年間領先世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西方在經過17、18世紀的啓蒙運動後，催生出理性與自由的精神，爲現代化的政治文明播下了種子。

康德在《何爲啓蒙》中說，啓蒙具有普適性，任何一個民族從愚昧、專政、盲從的社會到文明、民主、自由的社會，都必須經過“啓蒙”階段，不能逾越和繞過。

而反觀中國，在經過秦制以後兩千多年的持續發展後，“專制主義”和“臣民主義”全方位貫穿了國人的思維方式、信仰系統、知識譜系、倫理譜系等，缺乏啓蒙思想的種子，一直都沒有完成現代化的轉型。

陳樂民的價值正在於此。他在《在中西之間》寫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能等中國自己自生地‘補齊’了課再一起前進，中國必須，而且只能從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過來對自己有用的物質和精神的東西。”因爲，民智不啓，什麼制度都沒有用。

在他看來，中西之間實際上是相通的，中西之“別”很多時候是人爲製造的。中國的啓蒙，既要看到傳統文化中優秀、獨特的一面，又要看到與西方文化普適相通的一面。

在民主主義者追捧恢復傳統，激進主義者呼籲全盤西化的纏鬥中，陳樂民的這種主張有點兩頭不討好。正因如此，他的價值一直被人們長期忽視、冷藏。

▌在知識分子失格的時代，他是最後的“士大夫”

1970年代末，陳樂民結束了讓人豔羨的外交工作，回到中國。此時，國內百廢待興，像他這樣學貫中西，有長期外交閱歷，又能與西方頂級學者平等對話的人，完全可以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國師”的道路，名利雙收。

然而，陳樂民卻選擇放棄仕途，如願進入了並不“吃香”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擔任所長。

那時人們都認爲，研究國際問題就是給領導出謀劃策，但陳樂民卻一心專注學術研究，把歐洲所辦成了一個真正的學術單位。這或許就是他是最後一位“士大夫”的原因。

他的“陋室”中始終掛着他自己寫的“無求”兩個字，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畫的題字 “丹青不知老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是對他內心最真實的寫照。

▲陳樂民書法

他潛心於中西曆史文化比較，眼裡看的是歐洲，心裡想的是中國。他說：“治西學者不諳國學，則飄浮無根；治國學而不懂西學，則眼界不開。文化割棄了傳統，是貧瘠的文化。”

每當他參加國際會議時，很多與會人士稱讚他對歐洲文化不僅瞭解深刻，還能融會貫通，就連歐洲本土學者都誇讚他是“來自中國的歐洲學家”。

女兒陳豐評價說：“父親一生都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本可以一直活得像一位隱士。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中國這艘巨輪驟然掉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折，深刻刺激、影響了陳樂民的精神世界。當他回頭去分析原因、尋找解釋的時候，就重回到了啓蒙的起跑線上。

▲1991年，陳樂民在美國威爾遜中心演講

此時，已進入天命之年的陳樂民被病痛纏身，一週三次要在醫院中做透析，極其疲勞痛苦，相當於將餘生縮短了一半。但在經歷了現實與精神世界的雙重洗禮後，陳樂民又扛起傳統士大夫的家國責任，重新思考啓蒙，思考中國與世界的命運。

在人生的最後10年間，比他年輕的透析病友都提早離去。但陳樂民靠着對學術的熱愛，堅持了下來。他在適應血透之後，練成了一邊治療一邊看書思考，打腹稿的本事，然後第二天再完整地寫出來。由於他思考不輟，筆耕不輟，他大部分的學術成果都是在維持生命的最後10年裡完成的。

愛因斯坦說，“是人格而不是才智，造就了偉大的知識分子。”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除了有自由精神——不迎合大衆，不對權力、資本唱讚歌，還需要有對苦難的接納和家國關懷。在士人精神缺失、知識分子失格的時代，這樣的人少之又少。

如果說，80年代後中國與世界的鉅變讓陳樂民的思想再一次化蛹成碟，那麼他謙遜、淡薄名利、有擔當的品性讓他的思想更加純粹、有力。然而，在浮躁的年代，低調、引而不彰的品質，雖然是一種稀缺的美德，但卻很容易被埋沒。

▲陳樂民作品和太太簽名

▌在多巴胺的網絡世界裡，他是被淹沒的理性之光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馮紹雷說：“陳樂民既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專家，但同時又從事大量的跨界研究。對歷史、文明、文化的研究，他不光開先河，而且留下的東西最影響後人，他是這樣一種兩股潮流匯合的代表性人物。”在之後的蘇聯式教育或西方式的教育模式下，像陳樂民這樣一位打通文史哲領域的通才很難再有。

他寫《歐洲文明的進程》氣魄雄渾，從古希臘一直寫到“歐洲與中國”。他還在《哲學絮語》中從孟子、朱子，一路談到馬哲、康德，無不言之有物，博學程度讓不少當代學者汗顏。

陳樂民認爲，沒有文史哲的素質，也可以滔滔不絕地講國際問題，講得天花亂墜，但是，如果有文史哲的厚度，再說出同一番話來，穿透力就不一樣了。

北京大學教授王逸舟說，陳樂民的作品，就是一杆秤。在你研究國家戰略、國家利益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時候，能教你保持一種溫潤的態度。

更爲難得的是，陳樂民談論的雖是深刻話題，卻沒有任何學究氣。他的文字樸實、自然、娓娓道來，一如他筆下的書法字畫，是渾然天成的大家風範。

這種圓融無礙地自由閱讀、書寫的文風，與當今流行的渲染情緒、雞湯的“互聯網表達”背道而馳，已極爲少見。而當理性越來越像奢侈品時，陳樂民作品中閃爍的理性之光，也讓很多人感到壓迫和不安。

麥克盧漢曾說，媒介即訊息，不同的媒介，會重塑不同的知識及其頭部作者。2008年，隨着陳樂民的溘然長逝，隨之而來的新媒介時代，使他的著作被淹沒在多巴胺的網絡文學裡。

▲2018年，陳樂民10週年追思會

然而，是珍珠就不該被埋沒。近些年來，陳樂民先生的作品被散落在各大出版社。幸運的是，在陳樂民逝世10週年時，在親友和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下，陳樂民作品集幸運出版發行。本套書收錄了陳樂民先生文、史、哲、國際關係領域的最好著作，細加考訂、編次成迄今最全的《陳樂民作品新編》典藏版（9冊）。

本套書出版至今，雖然沒有“暢銷”，卻潤物無聲影響了很多人。

正如前《南方週末》資深記者、作家夏榆說：“我猜想這套九卷集的《陳樂民作品新編》或許也會被印刷品湮沒，難被世人識別，這是文化的命運，也是文明的境遇。所幸在這社會大潮之下，存有潛流，尊崇優質的智識和獨立意識，這使得一些具有思想力的書籍可以行世。對文明的珍存是對人類智識之火種的守護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