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目睹了兇殺案，但爲啥他的證詞不可信

你重生了，變成了張三。這次，你親眼目睹了一場兇殺案。

隨後你作爲目擊證人接受詢問。即使你斬釘截鐵地指這嫌疑人說：“那天我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他乾的！”別人能信任你嗎？

The Innocence Project（無辜者計劃）是美國的一個非營利性組織，曾幫助兩百多名被冤枉的嫌疑人翻案，證明清白。根據其網站顯示的數據，該組織處理過的案子中，有63%的無辜者都是因爲目擊證人的錯認含冤入獄[1]。

作爲目擊者，爲什麼證詞會如此不可靠？這其實也不怪你。

試想當一場兇案發生時，你不巧位於現場且手無寸鐵，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上前肉搏肯定不是個好選擇。

現實中的犯罪事件都事發突然，需要你在有限的時間感知環境、認清事態，並做出反應。在這種千鈞一髮的關頭，目擊者往往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高度緊張的狀態，人對於周圍事物的感知力下降。

恐懼的情緒還會讓你的身體本能地做出反應，切換至防衛模式，如閉上眼睛、掩住耳朵，將感覺封閉起來，以此抵禦來自外部的可怕刺激[2]。

因此，別說盯住窮兇極惡的歹徒，連直視犯罪場面都需要你擁有莫大的勇氣。

我們經常相信“眼見爲實”，但眼睛犯錯也是常有的事。

在具體的案發場景，你的視野與環境的限制息息相關，光線、天氣、目擊距離等客觀因素，決定着他們能夠觀察到的信息[2]。例如，一個大雨磅礴的夜晚定不如光線充足的白天帶來的視野好。

在極端天氣條件下，目擊者所能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更不用提如果嫌疑人進行僞裝 / 圖蟲創意

而當歹徒突然掏出一把刀時，你的視線實際會更頻繁地聚焦於武器之上，導致其忽略歹徒的面容。這種“武器聚焦”現象在醉酒的人中更甚[3]。

在記憶研究領域，大量實驗已證明，諸如武器，暴力，此類新奇的、帶有大量信息的事物通常更能引人注意，即便目擊者並未涉身險境。越血腥殘暴的場面，越是聚焦眼球，但之後能被人回想起的細節卻越少[4]。

有研究者讓其被試分別觀看一段錄像。錄像的內容是，一個人在房間行走，手裡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切肉刀，或者一本雜誌。目睹切肉刀的被試明顯不如後者記住的細節豐富[5]。

在許多案件中，目擊者往往記得最清楚的是行兇的道具而非行兇者的外貌 / 圖蟲創意

有時，你還會陷入主觀預期的誤區，看到某種景象後，會自行“腦補”。

例如美國曾有一個案例，五名男子去打獵，中途他們的車陷在了雪裡。其中兩人前往附近的農場求助，三人留下守車。突然，一男子看見前方的山丘上有東西在移動，他以爲是鹿，把這個發現告訴同伴。在取得同伴認同後，他朝那頭“鹿”開了一槍，不料他射殺的竟是一位去求助的同伴[4]。

來到數媒時代，人們對犯罪事件的經驗來源於新聞、電視、電影、遊戲等媒介途徑[6]，這些經驗如同個體的認知模版，輔佐着我們的理解和判斷[7]。

因此，在案發時你看到的信息就容易出錯或不準確。即使你膽識過人，心思縝密，在後來的辨認程序中，也很難確保你的記憶不出差錯。

電影《盜夢空間》中，築夢師能通過夢境從人的大腦盜取信息，植入逼真的記憶，改變他們清醒後的決策。同樣地，現實中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我們人類所篤信的記憶是流動、易變的，甚至與真實事件相去甚遠。

伊麗莎白·洛夫斯特是一名美國著名的記憶研究專家。在她看來，人們重構而非重演記憶，我們對過去的複述呈現着一個鮮活變化着的現實[8]。

在保存記憶的過程中，首要對抗的是記憶的遺忘。

事發後的1小時，你能記得目睹的大部分信息，但24小時後，你遺忘的細節會增加，能提供的證詞的準確性也在下降[5][9]。

此後，你遇到的各種新鮮事物，例如走在路上與人交談了一會兒，又或是經過一塊播放着新聞的電視屏，過程中各種信息都會悄悄潛入了腦海，喚起新的腦補，篡改記憶。我們的記憶，其實更類似於個人版的百度百科，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編輯，在其中添上一筆。

記憶是混亂且脆弱的，因此案件處理過程中，不會盲目相信目擊者的證詞 / 圖蟲創意

即便完好地保存了記憶，你還需應對質詢程序中錯誤信息對記憶的侵擾。

記憶研究領域，有一項著名的“撞車實驗”：研究者讓被試觀看一段車禍的錄像，然後使用不同的措辭對他們提問，讓他們估測肇事車輛的車速。

在英文裡，“撞毀”（smashed）比“碰撞（hit）”表示的程度更高。相應的實驗結果顯示，接觸問題中含有“撞毀”一詞的被試組，比接觸問題中含有“碰撞”一詞的被試組，估測的車速快了6.8英里/小時[5]。

不同的辭措，會影響人們對事情的感知程度 / 圖蟲創意

在另一項實驗中，研究者分別向被試提問——“你看到一個撞碎的車前燈嗎”，或“你看到那個撞碎的車前燈嗎”。結果，聽到後一種提問的被試，更傾向於把“撞碎的車前燈”這一信息加入他們的記憶[10]。這些帶有錯誤假定前提的提問，通常以一種無形的方式污染着目擊者的記憶。

如同人羣會交叉感染，記憶也會交叉污染。當你跟其他幾個目擊證人交流案情時，你們彼此提供的信息會無意地融合、編碼在一起。即便交流前經過提醒，這種交叉污染依舊難以避免[11]。

記憶的流動和脆弱，讓刑偵人員必須謹慎對待目擊者的證詞。“雙盲”辨認和順序辨認，是目前公認的比較靠譜的呈現程序，可以降低對目擊者辨認過程的干擾，提高證詞的準確性[12]。

不同假定的提問，也有可能在潛意識中影響着被試者的回答 / 圖蟲創意

其中，“雙盲”辨認要求主持證人辨認工作的組織者，不能是警察或法醫等偵查工作的參與者，他們不知道辨認對象中是否有嫌疑人，也不可以在提問時使用暗示性的語言，表情或動作。順序辨認則是按順序逐個展現具有嫌疑人特徵的辨認對象，讓目擊者進行辨別和判斷。

此外，刑偵人員還會利用DNA檢測，例如將現場收集到的指紋、毛髮等，與嫌疑人的DNA進行比對，來辨認兇手，準確率也比單獨聽取目擊者的證詞大大提升[13]。

所以，作爲張三的你，下次再遇到兇殺案，不用試圖記住所有案發細節，還是先保護好自己，剩下的交給警察叔叔。

資料來源：

[1] Innocence Project. (2024). Explore the Numbers: Innocence Project's Impact.

[2] 何恬. (1997).對目擊人辨認的心理分析. 江蘇公安專科學校學報(05),71-76.

[3] Harvey, A. J., & Sekulla, A. (2021). Evidence of alcohol induced weapon focus in eyewitness memory.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5(5), 1263-1272.

[4] Loftus, E. F. (1996). Eyewitness testimo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謝利·泰勒，利蒂希亞·安妮·佩普盧，戴維·西爾斯.（2010）. 社會心理學（第12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6] Kim, K., Park, K. K., & Lee, J. H. (2014). The influence of arousal and expectation on eyewitness memory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7(11), 709-713.

[7]García-Bajos, E., & Migueles, M. (2003). False memories for script actions in a mugging account.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15(2), 195-208.

[8] Aviv, R. (2021, March 29). How Elizabeth Loftus Changed the Meaning of Memory. The New Yorker.

[9] Wells, G. L. (2002).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s: Scientific statu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1, 451-79.

[10] 羅傑·霍克.（2018）. 白學軍譯. 《改變心理學的40項研究》. 人民郵電出版社

[11] Paterson, H. M., Kemp, R. I., & Ng, J. R. (2011). Combating Co‐witness contamination: Attempting to decreas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scussion on eyewitness memory.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5(1), 43-52.

[12] 劉廣三 & 李洪傑.(2016).論刑事訴訟中辨認的真實性. 法學雜誌(07),109-115. 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16.07.012.

[13] Patel, P., Zuhour, L., & McDermott, A. (2021). Introduction to DNA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Voices of Forensic Science, 1(1), 2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