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建記憶：媒介化視角下的影像化地方誌研究
作者：楊璠（寧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張彤彤（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24年第7期
導 讀
本文以媒介化視角，分析了地方誌書寫中視聽技術對“文本”地方歷史的“修補”與“書寫”。
一、引言
“治天下者，以史爲鑑；治郡國者，以志爲鑑。”[1]中國地方誌是歷代歷史文獻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部分[2]，是記錄地方歷史變遷、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3]。作爲詳盡而悠久的“身份檔案”，地方誌記述了特定縣域在各個歷史時期發生的重要事件、發生的變遷、履行的貢納義務、培養的傑出人才等方方面面的信息[4]。每一段歷史，都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深刻地記載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民族精神的潛藏之源，也是人類走向未來的基石。
在當前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下，人類視覺歷史正經歷着一場新的浪潮，視頻成爲當下人類生存的基本場域[5]。“影像化”是在視頻化時代對以往基於文本書寫的地方歷史的“技術性”再書寫。影像作爲一種媒介，不僅簡單地提供地方誌敘事的新視角，更意味着對傳統書寫的“解構”以及基於“影像邏輯”的地方歷史書寫的“建構”，建構一種新型的、基於影像媒介特徵的地方誌書寫策略與傳播方式。影像化地方誌以新的書寫形式和知識結構貼近公衆，豐富普通人對歷史的理解，改變公衆對歷史的認知，抑或說這是一種在當下基於媒介特性“對抗”遺忘的嘗試。目前有關影像化地方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地方誌紀錄片的敘事分析與傳播思考，也有研究以視覺修辭理論分析地方誌紀錄片召喚結構的實踐。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於內容層面對影像化地方誌進行研究，而少有研究從媒介視角出發，來探究不同的媒介特性——文本/影像，分析不同的媒介邏輯對於“歷史”書寫的重塑。本研究從媒介化視角出發，探究影像媒介基於其媒介特性對“歷史”的重新書寫與傳統文本地方誌的互動實踐，分析影像化地方誌這一新形態，提出以下問題：影像媒介如何對舊有文本媒介的地方歷史書寫進行“再表徵”？其如何運用視聽符號聯結歷史與現代地方，從而實現對歷史的“再記憶”，並基於影像化地方誌形成“地方意義的共享體”？
二、地方誌書寫的媒介變遷：從紙質媒介到影像技術
（一）“束之高閣”：紙質媒介書寫下的地方誌。中國地方誌最早是以圖爲主、文字說明爲輔的圖經、圖志、圖記等，其形式爲歷代志書沿用[6]。地方誌是在封建社會時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據古書記載，周代已有負責掌“邦國之志”的“小史”，又有負責掌“四方之志”的“外史”[7]。傳統地方誌以“紙筆”媒介爲基礎，對當地在各個時期發生的大事進行記錄與彙編。因紙質媒介易損耗且紙質書籍的印刷數量通常相對有限、又囿於文化資本的差異（專業性的語言、內容的限制），使得地方誌書籍往往沉寂於圖書館、博物館之中，傳播時間與空間受限，主要在研究地方誌的學者與志趣者之中傳播，難以產生廣泛影響。
在千百年的流傳中，紙質地方誌由於其易損的屬性，不可避免地出現殘破、損壞等情況。如何處理這些殘損之處成爲地方誌整理、出版領域亟待解決的難題。在地方誌研究需求和媒介技術不斷演進的推動下，影印本作爲一種新版本形態嶄露頭角。影印本是指通過採用照相製版和現代印刷技術，直接以舊有圖書爲底本進行復制的一種形式，涵蓋了拍照、掃描、複印等多種實施方式。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諸多圖書館和出版機構，尤其是國家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陸續展開了對古籍的影印工作[8]。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採用“仿寫”“套字”乃至最費工夫的“手工描潤”，儘量恢復地方誌殘損處的原貌。印刷媒介對地方誌的再現與表徵，包括“影印”和“修版”，某種意義上也是媒介對歷史書寫的“再表徵”，即以整理者視角對地方誌進行“二次編輯”。影印技術大大促進了我國地方誌的廣泛傳播，但影印技術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且時間成本過高，後被數字化技術所取代。
（二）“飛入尋常百姓家”：影像化地方誌的出現。影像化地方誌是指影像媒介介入傳統地方誌書寫，將地方歷史的文本影像化、視聽化。而在這個媒介化的過程中，地方誌的書寫邏輯和內容是基於影像媒介的獨特邏輯，呈現出全新的歷史敘事範式。書寫的本質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轉變，不再僅僅是文字的線性堆疊，而是成爲文字、圖片、影像、音頻等多媒體元素的交織。影像化地方誌爲地方誌的現代書寫與傳播帶來了新契機，將視聽技術與地方誌的修寫結合，使視知覺、蒙太奇、視覺表徵、畫面語言等介入地方誌的現代傳播之中。這不僅是地方誌現代傳播的必然趨勢，還是媒介發展過程中技術對地方誌的“選擇”。
影像化地方誌顛覆了傳統地方誌受限於專業領域、紙質載體的傳播模式，更賦予其新的社會參與和互動特性。影像化的表達不僅增加了信息的生動性和直觀性，同時也提升了對地方歷史的感知體驗。其視聽感知的特徵豐富了歷史敘述的形式，使其成爲一種更具親和力和參與性的歷史傳播方式。影像化的再建構不再將地方誌侷限於學者的研究中，也爲普通百姓深入瞭解和參與地方歷史的傳承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徑。
三、影像化：基於視聽技術對地方誌“再表徵”與“修寫”
（一）影像技術的批判：地方誌文本的“再表徵”。對地方誌文本的表徵與解讀，是影像化地方誌的一個主要維度。但影像化的過程必然涉及對歷史的多維理解（歷史文本與歷史情境）及對歷史文本基於現代語境的“再表徵”。影像化地方誌通過將“抽象文字”轉變爲“具象圖像”，以更爲生動的視覺形象傳播地方歷史、地理以及文化。這種“可視化”並非僅將文字轉換成圖像，而是需要深層次地對傳統地方誌進行解讀——涵蓋對歷史事件、人物、地理特點等元素的分析和詮釋。但“影像化”的過程不是全然以媒介邏輯爲轉向，而是始終堅守從歷史研究維度對地方誌進行解讀的原則，尊重歷史，避免技術邏輯對歷史的篡改。
美國學者海登·懷特說：“專著性的歷史論文其建構或‘塑造’的成分並不亞於歷史影片。”[9]在歷史敘述話語的隱蔽處盤桓着特定歷史階段人們的價值觀念與價值判斷。地方誌作爲一種具有建構成分的文本，在其製作過程中需要審慎把握文本背後涌動的權力關係與觀念構建[10]。因此，即使傳統地方誌作爲地方文化的珍貴史料和數據庫，地方誌文本的再表徵也承載着一種文本批評視角。對方誌文本的解讀，要超越表層的文字敘述，將歷史事件置於其歷史語境中，深度理解其發生原因、影響及演進。同時，歷史文本書寫的重構，是將地方誌內的文字信息進行解析，剖析其結構、語境與內涵，以揭示潛存的深刻信息。這包含歷史、社會史、文化史、傳播學等多學科的融合研究，以確保對地方誌文本的解讀精準、全面。
（二）影像技術的重構：視聽技術對地方誌的“修寫”。影像技術的運用在地方誌的影像化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其本質不僅僅是簡單的“工具”，更是一種重構地方歷史敘事的媒介。影像化地方誌意味着地方誌的形態圍繞着影像化技術的滲透而重新構型——即形成一種依託視聽技術邏輯而展開的地方歷史的“修補”。技術作爲一種“穿透”地方誌書寫的動態邏輯，而非僅僅作爲地方誌影像化變革中的一個關鍵因素。以影像爲手段、以既有地方誌文本爲內容的影像化地方誌，其主體的敘述方式從依賴語言轉向了注重視覺符號系統[11]。
影像化地方誌涵蓋了多層面的操作與思考。首先，其需要篩選和選取文本中的關鍵信息和元素，以便將龐大的文本內容轉化爲影像形式。這一篩選過程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再現”目標，帶有創造性的意味，創作者通過深入解讀地方誌，從中提取並塑造出最具視覺和聽覺衝擊力的元素。某種意義上說，是技術邏輯，即影像化技術“選擇”了地方誌的敘事邏輯，構建了新的“表徵”歷史的文本情境。地方誌的書寫規則本身也在發生着變化，地方誌的書寫滲透着影像媒介的邏輯。其次，影像化地方誌的製作倚重於視聽技術邏輯的應用，其以視覺影像形式、藉助聲音設計、光線控制、畫面構建以及蒙太奇等手段，以更爲生動的方式呈現過去[12]。這種視聽技術邏輯的運用使得地方誌不再是靜態的文字敘述，而成爲動態的、富有情感和情感共鳴的視聽敘事。它通過若干鏡頭的組接來反映歷史、表現主題[13]，包含着對地方誌的記載的“濃縮”“移位”“象徵”“修飾”。
四、聯結化：地方記憶的守護與擴散
（一）構建情境：地方誌的現代媒介記憶。個體記憶是人類認知功能的基石，聯結着人的過去與現在，而社會記憶則承擔着文化傳承與歷史延續的使命，缺乏記憶和學習將導致人類文明無法演進。在西方文化史的演進中，記憶與書寫始終密不可分。拉丁語中的“memoria”具有雙重含義，既指“記憶”，又指“回憶錄”。而英語中的“memorial”一詞在早期不僅涵蓋了“記憶”的概念，還包括了“記錄”的意義。這表明人類記憶的本質與其發明的記錄方法密不可分[14]。記憶離不開媒介，基於影像技術的地方誌影像化是一種在數字時代依賴影像的媒介記憶[15]，它重新記錄了地方的歷史。
在視頻時代，影像已經成爲人們認知世界的至關重要的窗口。影像不僅僅是對現實的反映，更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力量，深刻地影響着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影像與現實形成一種密切的同盟關係，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影像不僅是一種呈現現實的手段，更是一種塑造現實的力量。影像的存在賦予了現實一種新的可能，使其不再僅僅是物質存在的集合體，而且是通過影像的加工和表達，成爲一種更加深刻、更加抽象的“現實”。實際上，影像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反映功能，成爲一種主動構建、塑造現實的媒介，即現實需要藉助影像才能顯現。人們對地方的認知在現實中往往是模糊而零碎的。然而，通過影像的呈現和表達，個體可以更爲直觀、深入地理解和體驗特定地方。這進一步加強了影像作爲一種介質的地位，使其不僅僅是記錄現實的工具，更是塑造、豐富現實認知的重要媒介[16]。
影像化地方誌對傳統文字歷史記憶進行影像化的編排和組合，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地方特徵、歷史演變以及文化內涵，進而深化人們對特定地域的認識和理解。相較於傳統的語言或文字，影像化地方誌是視頻時代一種地方記憶的傳承形式，傳統地方誌所承載的地方文化、情感和精神信念[17]進行影像化和視聽化呈現，影響和推動文化記憶的建構實踐。不同媒介形式因技術結構的不同會影響到記憶內容的呈現方式，進而形塑人們對記憶對象的認知[18]。影像化地方誌的核心目標在於通過視聽媒介將傳統地方誌中所蘊含的歷史事件、人物、地理特徵等元素，轉化爲可感知的影像形式，實現地方記憶的修復和新的意義構建。影像化地方誌提供了一種可能，將過去被隱蔽的、束之高閣的地方歷史共享爲“視聽符號”，基於互聯網與移動終端實現跨越時空的傳播，通過影像技術將過去的歷史重新分享並傳遞。影像技術使得地方記憶走出小衆領域，走向公共生活，從而實現歷史記憶的“再記憶”與復興。“再記憶”強調通過現代技術手段將歷史進行重新詮釋和呈現，以適應當代觀衆的需求和情感。在這一過程中，影像化作爲“再記憶”地方誌的媒介，不僅記錄了歷史，還與現代意向和情感相互交織，形成一種新的歷史敘事，形塑了觀察地方發展歷程的窗口，爲公衆提供了有關如何保護傳統、促進發展的重要信息。
（二）聯結“記憶”：構築地方意義的共享體。影像化地方誌藉助現代影像技術，將現有的地方景觀與地方誌的記錄“聯結”，創造一種沉浸式的虛擬性，這種虛擬與文字方誌的不同在於它給人的感官一種錯覺——營造了身體虛擬在場的感覺[19]。這種基於影像的虛擬體驗，突破了傳統方誌文字敘事的理性思考。
影像化地方誌運用蒙太奇手法的拼貼和組合，以高度逼真的視覺效果，將地方的實際景觀與文本地方誌的記載通過影像元素的多層疊加、轉換和融合，重新構建以呈現地方的歷史變遷與時代演變。這樣就爲人們再現了一個具象、可感的地方形象[20]。這種體驗從感知、情感以及認知層面，爲地方記憶的傳遞帶來了全新的可能。影像化地方誌以多感官互動的方式深化了對地方歷史和文化的理解與情感連接，重新喚起觀衆對於歷史事件、人物經歷以及文化遺產的“集體回憶”。在這一體驗中，觀衆與影像中的地方景觀和歷史敘事親密互動。這種互動性加深了觀衆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認知，同時也爲觀衆與地方的情感紐帶構建提供了新的機會。與此同時，這種互動深化了個體與地方之間的聯繫並促進了地方意義在集體中的傳播與共鳴，形成了一種共同體驗和集體記憶的模式，從而構築了基於影像化地方誌的“地方意義共享體”。影像化地方誌逐漸成爲傳統地方誌記憶在當下的守護者、擴散者，甚至是重構者。
五、結語
本研究以媒介化視角分析影像化地方誌，通過對地方誌書寫媒介的梳理，發現媒介的演變對地方誌書寫與傳播的深刻影響，提出影像化地方誌這種基於影像技術對於地方誌的“再表徵”與“修寫”，以影像技術的邏輯，對地方誌文本進行甄選與視覺化呈現，建立了地方誌與現代語境的“交流情境”，實現歷史的“再記憶”與“再傳播”，並“聯結”了地方誌與現代人的共同記憶，促成“地方意義共享體”。然而，我們亦需正視影像化的技術邏輯對歷史“再表徵”的危機，包括歷史真實性與歷史語境的變化等。未來的研究可以從多個角度深入探討，以尋求更加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朔方文庫》編纂”（批准號：17ZDA26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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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楊璠，張彤彤.再建記憶：媒介化視角下的影像化地方誌研究[J].青年記者，2024(07):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