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精選》鹽與王朝的興衰更替

母親的家常菜。(圖/讀者雜誌提供)

擁有鹽，就擁有富貴

對漫長的以農耕文明爲生存線的古中國來說，除了糧食和土地，鹽就是第二產業裡最大的財富。因此，抓住了鹽，就等於抓住了富貴。

在幾千年的王朝史裡，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朝廷，還是遊走於江湖的商販，幾乎都把鹽視爲實現暴富的最佳途徑。因爲土地都是帝王家的，糧食又是民生之本，鐵是兵器之本，都不能商用。只有鹽，才具有最大限度的操作空間。

在所有財富故事的腳本里，幾乎都有政治的身影，因政治而富貴，也因政治而衰落。這一點，在鹽的富貴裡表現得淋漓盡致。

而對一直行走於權力邊緣的鹽商來說，真正的富貴是從鹽引開始的。鹽引是古代王朝給鹽商的賣鹽許可證。鹽在古代都是由國家壟斷的，不是誰都可以賣的，國家給你鹽引你纔有權銷售。

所以，擁有了鹽引，就等於擁有了富貴。

由鹽滋生的超級特權

鹽引源自大明王朝。

朱元璋開國不久，爲了防止元朝殘餘勢力的反撲和侵擾，在東自遼東、西至甘肅的遼闊邊境上，常年駐守着八十萬邊防大軍。保證八十萬大軍的日常補給是一項龐大工程。爲了減輕朝廷的壓力，明王朝就想出一條妙計：詔令天下商人前往邊關輸送糧草。朝廷爲此給出的回報是，發放給商人們同等比例的鹽引，准許商人們在指定地區銷售食鹽。這就是著名的開中制，它和後來推行的以納銀代替納糧的體系合稱開中折色制。

開中折色制在維持了大明帝國邊關糧草供給的同時，也造就了一代代富貴鹽商的傳奇，也成就了得地利之先的晉商們的商業帝國。

到了清朝，清廷在沿襲明制的基礎上，實行引岸制度，規定鹽商運送銷售食鹽，必須向鹽運使衙門繳納「鹽課銀」，如此才能領取鹽引。而領取鹽引，又須有引窩。

引窩就是運輸食鹽的特權憑證，按現在的話說，就是政府的批文。鹽商們爲了獲得這一特權，必須向朝廷主管部門繳納鉅額銀兩進行「認窩」，其本質就是花錢購買食鹽的運銷特權，擁有了引窩批文的鹽商就等於擁有了運銷食鹽的超級特權。

鹽締造的財富神話

揚州鹽商們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迅速發跡的。

揚州本不產鹽，但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它處在長江、淮河和隋唐大運河的交匯處。當時全中國最大的鹽產地─兩淮鹽場所產的鹽，都由水路經過揚州，銷往各地。揚州既是兩淮鹽業管理機構的駐地，也是中國最大的食鹽中轉站。

憑着天生的「逐利」嗅覺，各地商賈紛紛提款下揚州。一時間，自山西、陝西、安徽前來領取鹽引的商人們瞬間就把揚州擠爆了。原來的揚州城已經容納不下新增的人口，城市不得不向東邊靠近運河的鹽商聚居區擴延。

揚州城因爲鹽商的到來而擴建，商人們在這裡修建了精美的會館，砌起了新的城牆。清朝人曾下過這樣的斷語：「揚州繁華因鹽盛。」

在這裡，商人、官員觥籌交錯，夜夜笙歌。小小的鹽引就這樣寫下了揚州財富故事的傳奇。

對聚集到揚州的商人們來說，通往財富的道路簡單而明確：他們只需從官員那裡獲得鹽引，以換取更多的鹽。

就是在這種政策背景下，作爲朝廷利益的「代鹽人」，鹽商壟斷了全國食鹽的銷售與流通，甚至操縱鹽價，獲取鉅額的壟斷利潤。當時，兩淮鹽商的銷售區包括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是全國十一個銷鹽區最大的一個，利潤高、範圍廣，使得揚州鹽商富可敵國。富者的銀兩以千萬計，百萬銀兩以下的都只能算作小商販。

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積累，揚州鹽商的財富量和影響力達到極致。單就財富的總量來說，放眼全球，無可匹敵，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爲例，揚州鹽商爲清廷國庫提供的鹽稅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8%，鹽商們真的是富甲天下。

也正是因此，揚州菜才締造了像馬曰琯、馬曰璐馬氏二兄弟和江春、江昉二江兄弟的財富神話，更鑄就了揚州文人菜的繁華。

鹽，政治的調料

我們之所以把鹽說成政治的調料，是因爲在幾千年的中華王朝歷史和世界文明史的烹煮過程中，鹽就像法師手中的法器，冥冥之中，總是在歷史的大鍋中，攪拌着一個王朝的心脈。

僅就中國歷史來說，自鹽被發現以來，在王朝的興衰中，一直重複着這樣的怪圈：每一箇中央集權王朝建立之初，都會輕賦稅、薄徭役，將鹽權放歸民間，由民間自營。隨後，王朝爲了填補中央國庫的空虛，又將鹽業專營起來，以滿足王朝龐大的財政開支。接下來，王朝中央集權控制力越來越弱，鹽權逐漸被朝廷豪強把持瓜分。鹽，成爲盤剝民生的工具，鹽價不斷高漲。

在鹽價居高不下時，民間英豪開始不畏生死，走販私鹽。更多時候，還官商勾結。最後，民間紛爭，天下大亂，王朝覆滅。於是，一個新的王朝建立。

幾千年下來，歷史的循環路線就是在鹽鍋的翻騰中不斷重複着翻炒！鹽正，則國正；鹽失，則國亂。就像我們日常的炒菜，鹽正，則味正；鹽一旦亂放，這飯就亂成了一鍋難以下嚥的糊塗粥。

鹽就是這樣與王朝的興衰更替息息相關，讀不盡，品不完…

(仰嶽／摘自研究出版社《歷史的味覺》一書，圖／肖文津)

本文作者:白瑋

(本文摘自《讀者雜誌4月號》)

《讀者雜誌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