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與本土 不必是相斥的兩端

(示意圖/達志影像)

前陣子歌手楊丞琳談到她是廣東人,黃珊珊也提及祖籍在湖南,儘管兩人都說自己生活在臺灣,但許多人聽了還是很不高興,似乎在這裡只允許着一個答案,就是:你是臺灣人,別無其他。

這牽涉到認同問題,在臺灣,許多人對此很敏感,要求也很絕對。但其實,一個人認爲自己是哪裡人,基底會牽涉兩個重要的參考座標:一個是我從哪裡來,這是對自己的歷史追溯;一個是我成長在哪裡,這是自己生活的軌跡。而說這兩個到底哪個重要,不同人就有不同選擇。一個只談當前生活軌跡的人,可能缺乏歷史厚度;而一個只追溯過去歷史的人,生命也可能顯得漂浮。現實上,只取其中一個,還都是較特殊的個例,多數人其實都兼有這兩種認同,只是比重不一。

「我從哪裡來」,從父母上溯至祖先,如果用《民法》的一句話講,它談的是「己身所從出」;「我生活在哪裡」,焦點是現前的自己,談的則是「從己身而出」。前者追溯的是「原鄉」,後者關注的是「本土」。在此,除非從祖先到自己這一代都不播遷,「原鄉」與「本土」纔可能合一,否則兩者間就有一定的分離,而芸芸衆生能夠世代都不播遷者,真幾希矣!所以要求人們在這兩者間只能選其一作絕對的認同,其實是違逆人性的。

正如此,當一個人說他既是湖南人,又是臺灣人,其實不矛盾;當然,他如果能說:我祖籍是湖南,但我生長在臺灣,就把歷史追溯與現前生活會交代得更清楚。

歷史中,漢族是個安土重遷的族羣,而「家國天下」更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基點,家族或宗族成爲一個生命認同的重要標記。正如此,乃特別強調歷史追溯,所以過去移民到臺灣的閩粵族羣,建房子總要強調起「祖厝」,而祖厝總須立「堂號」,是林姓,一般就叫「西河堂」;是陳姓,就叫「穎川堂」;是鄭姓,就叫「滎陽堂」,這些堂號所追溯的祖居,往往都遠在隋唐之前,按理說,跟我們現實生活離得很遠,但無論是在文化的凝聚、家族的發展,乃至個人的認同上,卻常得力於這歷史的追溯。

這連結,極致的一個例子就是客家人,由於祖述中原,所以會出現「世界客屬總會」的組織,無論你在哪裡,國籍如何,都不妨礙你是客家人的事實。這樣的情形有點像猶太人,歷史族羣的連結永遠發揮着它的能量,中國人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同鄉會也正緣於此。

當然,歷史的認同再強,也不能抹殺現前生活的實在,而在一個地方待了幾個世代後,後代也常將「本土」直接認作是「原鄉」。正因爲生命有這兩種認同的需要, 而「原鄉」既可以就是一個人的「本土」,「本土」也可能成爲未來的「原鄉」,「原鄉」與「本土」乃不必一定是相斥的兩端,因此,我們也就不能要求一個人在這兩個概念上作「非此即彼」的一刀切。

遺憾的是,現在的臺灣不同,由於與一些人的「原鄉」在政治上存在着矛盾衝突,就逼使相關者必須在這裡作一刀切的選擇。

這選擇反應在政治上的處理,其一就是將身分證的籍貫欄改成出生地,以此強調「斯土斯民」的不可替代性。這種改變,是有些人想借此解決社會的認同分歧:過去,無論你到多遠的地方,你都可以說你是上海人或哪裡人,現在只能叫臺灣人。立意雖不錯,歷史的厚度卻就被犧牲了。

這厚度,關聯到漢文化的立基,歷史薄了,想以此創建一個文化豐厚的臺灣,坦白說,存在着悖論。而這些年,臺灣文化的淺碟化,正與這認同扁平化所導致的文化排他性有着必然的關聯。     (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