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的深層矛盾

國立政治大學邀請中研院士余英時22日在「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以錄影方式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簡立欣攝)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政治大學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獎座」上預錄演講的內容，舉香港反送中事件作例證，來說明「民主的背後需要有文化支撐，而文化要靠人文修養來實踐」。他表示香港從中學生到大學生，都強烈反對共產主義，特別是反對中共「以違法程序收服香港」，這就是民主自由教育的成果。我雖然素來敬仰餘先生，卻不禁深感餘先生太過於簡化反送中事件的複雜性，其間有很多令人不解的跳躍性思考。

首先，余英時通篇談話中不外兩個重點：其一，反對中共政權；其二，提高人文修養。奠立在這兩個基石上，他覺得提高人文修養就能看懂中共政權的「統戰手法」。且不說果真只想看懂中共政權的手法，應該會變成專門研究法家權謀思想，筆者更不太理解餘先生爲何能輕易看出香港反送中事件裡，香港大學生與中學生參與各種激烈的示威活動，來自深刻的人文修養？再者，餘先生覺得如果人文修養不夠，就容易把金錢的問題放在民主問題前面，譬如中共「迫害上百萬新疆維吾爾人，歐洲國家都保持緘默，就是怕無法在當地做生意」，這是否意指歐洲社會並沒有深刻的人文修養，纔會想持續跟大陸做生意？

餘先生可能不常回來臺灣，已不太能深刻體會到臺灣社會在去中國化的浪潮裡，一般人早已對餘先生畢生從事的漢學研究棄若敝屣，並將「中華文化」與「中共政權」畫上等號，討厭中共政權自然就會厭惡中華文化，這是當前臺獨浪潮裡的主流聲音。中共政權固然曾經在文革中全面破壞中華文化，因此臺灣社會在解嚴前普遍覺得提倡中華文化具有正當性，然而，當中共政權開始全面倡導復興中華文化的時候，臺灣社會反過來開始普遍覺得「反對中共政權就要反對中華文化」，餘先生現在建議大家要注意「民主的背後需要有文化支撐，而文化要靠人文修養來實踐」。

其實，五四反傳統浪潮是臺灣「去中國化」浪潮的思想源頭，因此當余英時提出深化民主需要靠人文修養就變成邏輯矛盾的悖論。臺灣的確有很深的中華文化底蘊，但這些底蘊都是五四運動啓蒙人物包括胡適、羅家倫與傅斯年等人畢生要打倒的對象，如果自由主義思潮當真能容忍中華文化的存在，何至於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張君勱這些新儒家需要發表〈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余英時既推尊胡適的自由主義學說，認爲「胡適一生不受共產黨影響靠的就是人文修養」，卻刻意漠視胡適畢生主張全盤西化；餘先生又推尊自己老師錢穆的治學理念，稱讚他「一生爲故國招魂」，卻簡化兩人思想的深層矛盾，只有請餘先生徹底面對並解決自己這個矛盾，再來告訴臺灣社會如何提高人文修養。（作者爲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