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改變中國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年後，1496年，一種名爲玉米的神奇植物被從美洲帶到了歐洲，並逐漸傳遍世界。中國人不會想到，一場以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爲代表的超級農業革命，即將在全球化的開聲中，劇烈地衝擊中國。

在傳入歐洲55年後，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河南《襄城縣誌》就出現了關於玉米在中國的最早文字記載；四年後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當時，由雲南土司進貢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經過河南鞏縣，又被《鞏縣誌》留下記載。

對此歷史學家分析，玉米在從美洲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存在着東南海路、西南陸路、西北陸路三個方向，而明朝時期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字記錄中的玉米，其應該是經過緬甸等西南陸路傳入雲南後進入中國的。

由於傳入路線的多元化，在明朝，有關玉米的名稱也出現了玉蜀黍、包穀、包米、包粟、包蘆、棒子、玉茭 、珍珠米等多種稱呼。對於這種在中國出現的新奇植物，爲了撰寫《本草綱目》行走四方的李時珍（1518-1593），在1552至1578年遊走採寫的過程中，也發現了玉米在長江中下游的種植，但他對當時玉米的描寫是“種者亦罕”。

但兩百年後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湖南的《沅州府志》中，已經出現了“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種近時楚中遍藝之”的記載，在低調進入中國200多年後，玉米，在中國開始爆發了。

▲玉米在明朝中後期傳入中國後，傳播一度較爲緩慢。圖源：攝圖網

儘管玉米經西南陸路和西北陸路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早，但玉米在傳入雲南和甘肅等西部地區後，在明朝時並未向中國內地大規模傳播，玉米在中國的爆發，首先源於福建等東南海路的傳播。

明朝萬曆三年（1575），天主教傳教士Herrera在他所寫的回憶錄中，記載了當時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帶已經出現了玉米栽培。由於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從魏晉南北朝以來，人口不斷激增的福建到了宋代時，人口已經高度密集，並不斷向外擴散進入江西南部的贛南、贛北地區。在此情況下，在明朝中後期引入福建的玉米、番薯開始傳播進入江西山區，到了清朝道光時期（1821-1850），江西《玉山縣誌》就記載說，當地“田間作息無間且晚，以餘力竭之於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與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50歲的老秀才陳振龍爲了拯救世人，從菲律賓偷運番薯進入福建的坎坷故事不同，玉米進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已經難以考證。但在16世紀中後期傳入中國後，同樣以福建爲基地，玉米從福建翻越南嶺山脈，隨着福建移民進入江西，卻是中國農業史上的一件大事。

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明朝滅亡。此後，中國陷入了長期戰亂，一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基本平定三藩之亂後，屬於玉米的盛世逐漸到來。

儘管多年戰亂，但在明末清初的動盪中，玉米沿着福建-江西的路線，繼續傳入湖南，在清代湖南的方誌中，出現了“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於深山窮谷，地氣較遲，全賴包穀、薯、芋、雜糧爲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荊屬傍山及州田多種之”的記載。

進入清朝康雍乾時期（1662-1795）後，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線，逐漸在湖廣地區傳播開來，這方面，棚民的開發至關重要。

清朝入關後，順治十八年（1661），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僅有1920萬人，雍正時期，取消人頭稅實行攤丁入畝後，中國人口開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清朝人口達到了1.43億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清朝人口達到了2.96億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達到了4.12億人。

對於這種人口的激烈暴增，乾隆皇帝感到了巨大壓力，因爲當時，清朝的耕地從順治十六年（1659）的549萬頃，擴展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時的607萬頃，面對平原地區土地的開墾殆盡，乾隆皇帝憂心忡忡地說：

“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廬舍所佔田土，以不奮倍褪。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朕深憂之。有幸朕臨御以來，闢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衣食。然爲之計及久遠，非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未易享昇平之福。”

爲了解決這種人口與土地的巨大壓力，乾隆七年（1742）開始，清廷正式“弛禁”，從以前的禁止，轉爲允許和鼓勵農民進入山區開墾，並宣佈山區開墾土地免收地稅，同時還對山區居民在科舉考試方面給予名額照顧。這些舉措更加促進了中國山區的開墾，而耐旱、易種的玉米，從此隨着中國農民的腳步，開始了浩浩蕩蕩的挺進山區運動。

早從明代後期開始，隨着土地兼併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後期中國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的頻發，大量農民就開始涌入山區開發土地，這些在山區搭棚居住的農民又被稱爲“棚民”。

《清史稿·食貨志》就記載道，“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著，開爐煽鐵，造紙製菇爲業。而廣東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燒炭爲業者，謂之寮民。”

當時，這些涌入山區的農民，通過砍伐樹木從事耕種、鍊鐵、燒炭、種植蘑菇和採礦等各種職業，由於明末清初大規模戰亂，這就使得更多的平原居民開始涌入山區避亂求生。

於是，在湘贛、贛鄂皖、閩浙贛、閩粵贛、川鄂陝等各省交界地區，棚民的大規模聚集和向山區開發，成爲明清時期的重要移民現象，而在清朝康雍乾時期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激增的人口無處可去，更加大規模涌入山區。於是，在乾隆六年（1742）清廷正式放開山區開墾禁令後，一場有關中國山區開墾的浩瀚運動更是激烈展開。

▲圖源：攝圖網

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區開墾運動中，由於傳統的水稻、小麥、粟、黍、高粱、蕎麥等作物對水源、土壤和氣候要求相對較高，這就使得從美洲引入的玉米、番薯和馬鈴薯等農作物開始大顯身手。

當時，棚民一般在山區的低地種植喜歡暖溼氣候的番薯，在更高的山地則種植耐旱的玉米，在高寒地區則種植生存能力最強、耐“地氣苦寒”的馬鈴薯，三種美洲作物因地制宜、輪番上陣，從而爲棚民的生存，和中國的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食物動力。

隨着玉米的廣泛種植，以地處湖北四川陝西三省交界的湖北恩施爲例，“環邑皆高山以包穀爲正糧，間有稻田種植，收穫恆遲，貧民則以種薯爲正務，最高之山惟種藥材，近則遍植洋芋（馬鈴薯），窮民賴以爲生”。

到了清朝嘉慶皇帝時期（1796-1820），湖南湘西的《龍山縣誌》記載說，當地的棚民“燒舍種植雜糧，包穀尤爲大莊”，同時期的湖南瀏陽，其《瀏陽縣誌》也記載說：“山土只種包粟”。

到了道光皇帝時期（1821-1850），湖北建始縣誌更是記載說，當地“巨阜危峰，一望皆包穀也”。

隨着棚民在山區的開墾，於是，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廣地區開始廣泛蔓延，並反向滲透進入貴州、雲南地區，到了嘉慶、道光皇帝時期，隨着大量外省流民涌入雲南，雲南的玉米種植也進入了高潮時期。

當時，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地流民紛紛遷入雲南，以致於清廷大員林則徐在雲南保山縣看到玉米種植“自半山腰中，下至臨江間”、“無業客民，單身赴彼，或種包穀雜糧”，而在雲南順寧府，玉米甚至成爲了主糧，“府屬山多田少，多種蕎與玉米，以此爲天”，在雲南曲靖府宣威州“苞谷，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宣人仰爲口糧大宗”。

隨着明末清初戰亂的結束，玉米在中國開始了更爲廣泛的傳播，而隨着湖廣填四川運動的開始，玉米在中國的傳播，也進入了第二個高潮。

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當時，四川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四十多年的戰亂後，人口從明朝萬曆六年（1578）的600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衆”。

面對四川土著人口幾乎傷亡殆盡的慘痛局面，清廷從康熙皇帝時期，就開始大規模鼓勵湖廣地區的民衆移民四川，史稱“湖廣填四川”，而從康熙皇帝時期到嘉慶皇帝時期，湖廣地區共有600多萬人移民四川，從而爲四川的人口復甦和開墾注入了嶄新活力。

隨着“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浩瀚到來，玉米，也隨之開始大規模挺進四川，並延伸進入四川與陝西、湖北交界的秦嶺、巴山地區，乾隆時期，陝甘總督畢沅就上奏說：陝西興安州（今陝西安康）“從前多數荒山，後因兩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來開墾，數年中，驟增戶口數十萬。”

當時，棚民進入秦嶺巴山地區後，“或隻身前往，或攜眷而來，開墾黃山，種植包穀雜糧”，到了乾隆時期，陝南地區的《延長縣誌》記載說，棚民在陝南山區種植玉米收成顯著，“近來南方普種山原，收穫倍於別種，始知玉米”，“南方農人種僅二十餘年，不憂飢餓且或驟致小富”，因此“勸種玉米以濟民食”。

當時，陝西“漢中府之留壩、鳳縣、寧羌、略陽、定遠、洋縣六邑，商州之鎮安、山陽、商南、洛南四邑，興安府屬之安康、石泉、紫陽、詢陽、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雜糧爲正莊稼”，“山氓爲常飯”，而在陝西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包穀）一季歉收，不惟貧者無食，即富者亦無糧”的仰以爲生的局面。

在這種玉米、番薯和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大規模挺進山區的作用下，中國開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後的第二次農業革命，對此，歷史學家葛劍雄評價說：“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產耐旱作物的引種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學者姜濤也指出：“糧食作物品種的不斷改良，尤其是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的引進，無疑也是中國人口在明清兩代得以大增長的重要條件”。

▲玉米麪。圖源：攝圖網

但在促進人口大爆炸的同時，玉米對中國歷史的進程，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衝擊。

在明末清初以前，儘管中國的原始森林逐漸經歷了大規模破壞，但在川鄂陝、湘贛、贛鄂皖、閩浙贛、閩粵贛等各省交界地區，仍然存在着廣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後期玉米、馬鈴薯等耐旱和適宜山地種植的美洲農作物進入中國後，隨着玉米的大規模傳播和開墾種植，中國的森林破壞也再次進入了高潮。

當時，各地棚民在進入山區後，紛紛砍伐森林種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區紮根下來的棚民又繼續砍伐森林鍊鐵、燒炭、種植蘑菇，這種“剃光頭”式的山區濫砍濫發，使得山區土壤在幾年後就被雨水沖刷流失，到處“石骨嶙峋”難以耕種，於是，棚民又繼續在山區遷移開墾“遊耕”，使得中國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毀壞愈演愈烈。

▲晚清，玉米地裡的農民。圖源：網絡

到了道光皇帝時期（1821-1850），陝南地區的山地，“爲川楚客民開墾殆盡”、“低山盡村莊，溝岔無餘土”，隨着棚民的大規模毀林種田，水土流失問題也日益嚴重，同治皇帝時期（1861-1875），江西武寧縣誌就記載說，“棚民墾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種植十倍。然大雨時行，溪流湮淤。十餘年後，沃土無存，地力亦竭”，由於棚民開山造成大規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這就使得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嚴重。

對此，當時的湖廣總督林則徐（1785-1850）就向清廷上奏說，漢水流域由於秦嶺巴山地區的棚民開山種植玉米等農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從前深皆數丈，自陝省南山一帶及楚北之鄖陽上游深山老林盡行開墾，栽種苞谷，山土日鬆，遇有發水，沙泥隨下，以至節年淤墊，自漢陽至襄陽，愈上而河水愈淺……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無一年不報漫潰。”

在這種大規模開墾山區，造成濫砍濫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進入山區的棚民與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斷加深，這種土著與客籍之間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將棚民稱之爲“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寫了《驅除棚害記》，以記載土著居民連結官府驅逐棚民的“功績”。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們不得不進入山區開墾謀生；另一方面，他們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敵視，隨着山區水土流失的日益嚴重，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下，進入山區的棚民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劣，以致於當時的棚民哀嘆說：“某騾子，實則騾亦不逮矣！”

在這種生活得比騾子還辛苦的沉重生活壓力下，於是，嘉慶元年（1796），在棚民聚集、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區，白蓮教起義率先爆發，並很快就蔓延到了整個秦嶺巴山地區，清廷最終經過九年混戰，“竭宇內之兵力而後定之”，儘管白蓮教起義平定，但清廷卻元氣大傷，開始步入亂世末日。

而從某種邏輯上，玉米的傳播，也與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區生態環境惡化以及白蓮教起義，有着間接的關係。

▲圖源：攝圖網

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後，鴉片戰爭的爆發，則使得玉米進一步擴散傳播。

1840年，英國正式對清朝發起鴉片戰爭，清朝在屈辱中被迫捲入全球化，而隨着洋布等各種進口商品的衝擊，中國傳統的手工業者開始大量破產；在土地兼併、生態惡化的背景下，農民的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劣。

另外，在玉米、番薯等農作物促進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區開墾、破壞森林、水土流失的長期積累影響下，到了晚清民國時期，隨着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中國的水旱蝗災也開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時期，清朝的自然災害到達了高峰，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甚至流毒影響到了民國時代，在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抗戰爆發的1937年間，短短25年間，中國爆發重特大水旱蝗災竟達77次之多，並引發了多次大饑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衝擊以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衝擊下，晚清民國時期的農民貧困化也日益嚴重，於是，不僅僅是在山區，即使是在平原地區，儘管糧食種植結構仍然以水稻、小麥爲主，但普遍將稻米和小麥用來交租繳稅的農民，卻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了，例如在民國時期的山東黃縣，由於玉米相對小麥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當地農民普遍以玉米爲主食：

“食糧之屬以麥與谷爲主要品，其更賤者則爲高粱，近二三十年來多種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爲片片，谷制者少矣，蓋黃境全恃三省之糧，東三省產包米，其價較谷爲儉，農家乃自種之，食之頗甘，微不耐飢，故包穀日多，而穀日少，並高粱亦鮮食者矣。”

隨着晚清民國時期農民貧困的日益加劇，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開始廣爲種植，爲了活下去，農民不得不放棄了相對精細的稻米和白麪，改而吃起了相對粗糙的玉米和番薯，因爲玉米和番薯這兩種作物相對更高產、更便宜，農民相對還吃得起。

對此，民國時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說，“南人食稻，北人食麥，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簍人之常食品，南爲薯芋，北爲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則僅見。”

▲玉米在晚清民國時期，成爲北方貧困農民的重要主糧。圖源：網絡

由於晚清民國時期農民普遍貧困，因此到了民國時期，山東很多地方的農民都是以玉米、高粱、番薯等爲主食，而不是傳說中的小麥，民國山東的《清平縣誌》也記載說:

“食品，以麥爲尚，惟富民食之：中產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糧（粱）等，而間以薯芋。”

民國時期河北《清苑縣誌料》也記載道：“鄉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爲多，向不食用麥粉，即食之均在舊曆年節或麥秋時偶用數日，過此以後仍食雜糧，高年人亦有食麥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勞農人家自以粗糧爲便也”。

而在河南，民國時期的《洛陽縣誌略》也這樣寫道：“貧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甘薯、豆類等雜糧，而佐以園蔬及野菜之類”。

在晚清民國時期農民普遍貧困化的影響下，於是，玉米的種植繼續迎來了高潮，甚至在傳統上號爲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區也“多種之”，例如在浙江遂安縣“玉蜀黍……幾爲全邑半年之糧”。

▲上世紀30年代，在玉米地勞作的中國農民。圖源：網絡

也就是在這時期，玉米最終在黃河中下游也廣泛種植開來，並突破長城，進入到了長城以北的內蒙和東北地區。於是，到了民國時期，中國以水稻、小麥、玉米、高粱、穀子、番薯和馬鈴薯等爲主要糧食作物的種植結構最終逐漸定型，而歷經四百多年傳播，玉米、番薯、馬鈴薯等美洲作物最終也在中國紮根下來，成爲中國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糧之一，並助力了中國成爲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而在品味歷史的同時，我們作爲祖先艱苦謀生的留存後裔，又怎能不感謝玉米的功勳和上天的眷顧？

參考文獻：

曹玲：《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傳播及其影響研究》，南京農業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韓茂莉：《近五百年來玉米在中國境內的傳播》，《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王雙懷：《明代從海外引入華南的糧食作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金麾：《清代森林變遷史研究》，北京林業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封面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