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屆畢業生求職被貼“疫情班”標籤,律師稱涉嫌就業歧視丨封面深鏡

封面新聞見習記者 胡倩

“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近日,一名2024屆畢業生髮文,在BOSS直聘上與某物聯公司老闆溝通時,被對方如此回覆。封面新聞記者向該公司負責人求證,對方承認不接收22屆、23屆、24屆畢業生,並表示“疫情班”是部分企業、老闆間交流的口頭語,現在不少用人單位的確對“疫情班”的學生態度不友好、評價差。

封面新聞記者調查發現,2022年至2024年畢業的大學生在求職時,的確有一部分人被“疫情期間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整體素質差”的理由回絕過,有小至十多人規模的公司,也有大至上萬人的企業。

一家用人單位招聘人員向記者解釋,他們認爲,在工作實踐中,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這幾屆大學生分層現象更嚴重,良莠不齊,差的太差,爲避免用人篩選成本,一些用人單位傾向拒絕接收疫情期間畢業的幾屆大學生”。

大學生畢業生在招聘會上尋找就業崗位 圖據視覺中國

求職新遭遇:

被要求查看手機電量使用排名

“不接‘疫情班’,‘疫情班’的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在BOSS直聘APP對話框看到這條回覆的時候,賈凡覺得有些詫異,“沒想到這些企業會這麼排斥我們這幾屆學生”。但她還是繼續和對方溝通了下去,“那你看看,我合適嗎”。儘管投遞時抱的是試一試、摸摸情況的心態,賈凡還是想盡力爭取一次機會。

對話終結於招聘單位提出的進一步測試。在賈凡展示的聊天記錄裡,對方要求查看她的手機電量使用排名,並解釋爲“疫情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一邊上網課一邊玩手機”。賈凡說,自己心裡頓時冒出一陣遲來的憤怒,“我認爲這個評定標準不合理”。隨後,她向平臺投訴,理由是受到了歧視。

賈凡與某公司的溝通記錄

招聘信息顯示,發出該對話的招聘單位爲陝西一家物聯科技有限公司,對話者爲該公司姜姓負責人,在該公司任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以及財務負責人。10月14日,封面新聞記者以求職者身份就此事致電姜姓負責人,他承認了“疫情班”的說法,並解釋爲“22屆、23屆、24屆畢業生”。

賈凡是2024年財務會計專業的應屆畢業生,投遞了該公司的財務助理崗。2024年6月,她從西安的一所民辦二本院校畢業,在接下來的三個多月裡,賈凡在招聘軟件上向六百多家用人單位發出溝通請求,收到一百條左右的回覆,面試了三十多家,“最終收穫0個offer(錄用通知)”。

收到“疫情班”的回覆後,賈凡告訴記者,這不是唯一的一次不公平遭遇,“至少有十幾家,在面試的時候明着暗着說我們這兩屆學得不好、能力不行”。

對於求職單位貼上的標籤,賈凡也有想辯白的話:儘管學校的一些網課質量不好,但她爲了備考和求職準備,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自己購買資料,挑選和學習高質量網課;在變化的環境中,她一邊備考公務員考試,一邊考取了會計證。“能做的不多,但是我沒有不努力”,賈凡說。

求職絆腳石:

畢業生被指“疫情期沒學到技能”

上述姜姓負責人告訴記者,該公司是一家集成公司,服務對象爲政府單位和國有企業,疫情後在職員工由二十七人縮減至九人,分別負責商務部、財務部和業務部工作。“同行老闆之間聊天,都把22屆至24屆畢業的叫‘疫情班’。”他表示,在自己交流的圈子裡,“普遍對疫情班的孩子們不太認可”。

“部分用人部門和單位對於這幾屆的畢業生整體評價較差。”一家在上海地區從事化妝品研發和應用開發的公司人事向記者透露,“有些甚至不如現在的在校生和大專生。”一位熟悉化妝品生產行業的人士告訴封面新聞記者,老闆在公司招聘時也曾說“從今往後不招疫情期間讀書的學生”。

對於這幾屆畢業生來說,求職時的這塊絆腳石似乎存在於許多行業。一名2023年畢業的醫學專業學生表示,她發燒時也仍堅持在崗位上工作,卻經常被“疫情時候你們都沒學到技能”的話術批評教育。另一名廣播電視學專業的學生畢業於2022年,他稱,許多用人單位會直接問他“你開過幾次機子拍片?不要說校園內的經歷”。

儘管有做一些心理準備,但是2023屆統計學專業的畢業生王思涵還是沒有想到,在一個“大型農業重點龍頭企業”也會遭遇招聘歧視行爲。王思涵告訴封面新聞記者,參加2022年秋季校園招聘時,她進入到‌一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河北分部數據分析崗位的一輪面試,在線上會議中,包括她在內的三四名學生被面試官提問:“你認爲三年疫情網課度過的學生,配得上我們的薪資嗎?”

輪到王思涵作答時,她已經做好了放棄這個機會的準備,儘管手裡並沒有其他的選擇,她還是說出了想說的話:“我們學生按照有關要求進行網課學習,請問您是對疫情期間高校管理辦法有什麼質疑嗎?請您回答。”隨後,沒有人回答王思涵的問題,面試結束了,她的招聘流程也被定格住。

封面新聞記者就此事向‌該食品股份公司多名招聘人員求證,兩名負責河北地區招聘的工作人員否認了此事,表示“這種情況我沒有遇到過”。在記者提出希望配合覈實的請求後,對方表示會將此事交由集團法務部門處理。

用工方自辯:

分層現象嚴重,分辨成本太高

一位負責招聘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訴封面新聞記者,不招這幾屆畢業生,從用人單位角度考慮也確實“事出有因”,他們認爲“招進來的2022屆畢業生,整體用人感受較差,相較其他屆同等學力院校的學生,動手、溝通和學習能力差多了”。

上述姜姓負責人則明確表示,招進來的幾十個這幾屆的畢業生,“和其他屆相比,普遍上素質、能力有斷崖式下降”,甚至“一個都不能轉正”。他又舉了幾個例子,“幾名技術口的2024屆畢業生,因爲沒做過實訓,設備都沒見過,操作完全靠老員工教;一個畢業生髮給客戶的報價,滿篇錯字,籤合同時也只知道打印一份;剛開除的一個應屆生,蹲在廁所裡打一個多小時的遊戲。”

姜姓負責人還稱,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擁有一些“共同的問題”:“疫情期間養成了邊上網課邊玩手機的習慣,導致工作時不能集中注意力;長時間線上的教育模式斷裂了大學生的正常社交關係,走上工作崗位時也不敢開口說話;線上模式中,大學生養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遲到早退的習慣,普遍沒有自制力,社會適應力差。”

最後,該負責人也承認,“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對於我們公司來說,分辨成本太高了”。

數家不願具名的用人單位招聘人員也表示,“疫情期間的大學生分層現象更嚴重,良莠不齊,差的太差。”爲避免用人篩選成本,他們傾向直接拒絕疫情期間畢業的幾屆大學生。

涉嫌就業歧視

律師: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將這幾屆畢業生稱爲“網課一代”,他向封面新聞記者表示,上文中用人單位提到的這些問題確實存在,“用人單位覺得,疫情期間求學的大學生,接受的大學教育不完整,整體素質堪憂,客觀上來講,這種情況我們也都觀察、感受到了”。

他解釋,早在2022年,在教學過程中就有學生抱怨過網課的學習質量,覺得大學四年沒有參加過實習、實踐活動,導致能力上出現缺失部分。“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結果就是這幾屆畢業生求職時遇阻,影響了羣體素質的整體評價,被用人單位認爲能力和其他屆相比有差距。”

儘管理解用人單位的考量,但熊丙奇認爲,用人單位直接將這幾屆的學生貼上“疫情班”的標籤,作爲篩選人才的考覈指標,是不應當、不公正的。“許多學生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反覆學習觀看網課,克服了很多困難,能吃苦,有更強的環境適應能力。”熊丙奇表示,一刀切式的用人指標,會讓招聘單位流失相當一部分的優秀人才。

“雖然是線上課,但是大部分專業老師要求也都很嚴格,我並沒有覺得比線下課鬆懈。”王思涵說。在校期間,她參加了許多創業比賽,疫情時參加線上實習,結束後又前往政府實習,“拿到過一些獎項和感謝信”。她還了解到,前幾屆學長學姐,即使沒有比賽或實習經歷,也都能很順利地找到工作。

“關於用人單位‘疫情班’的說法和解釋,不具有合法性。”四川明炬律師事務所律師、人民法院特邀調解員許涵林向封面新聞表示,用人單位以此爲由拒絕接收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涉嫌違反就業促進法的相關規定,構成了對特定羣體的就業歧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就業條件,不得實施就業歧視。

對於在求職過程中需要維護自己權益的應屆生來說,維權並不容易,“流程長,過程繁瑣,最終可能也得不到金錢上的賠償”。律師提醒,在保留相應證據後,他們可以向當地的勞動監察部門投訴;如果有相應的法律知識,也可以收集證據後向勞動仲裁委申請仲裁。

“疫情已經過去了,這類歧視還要落在應屆生身上,非常離譜!”許涵林律師說。

(應受訪者要求,賈凡、王思涵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