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登基後，西漢國力達到極盛，爲何後世對其卻評價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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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軍事帥哥

編輯：莉莉絲

提到西漢歷史，有一位非常矛盾的皇帝，他就是漢元帝劉奭。漢元帝登基之後，由於有漢昭帝、漢宣帝等幾位國王的勵精圖治，西漢國力在漢元帝時期達到了極盛。公元前36年，陳湯率軍消滅郅支單于後喊出了“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豪言，這句話也成爲大漢帝國國力強盛的最直接象徵。

然而，儘管漢元帝時期西漢國力達到了頂點，還創造了消滅郅支單于、南匈奴投降漢朝、昭君出塞等一系列令歷史票友們津津樂道的歷史功績，但漢元帝本人的後世評價卻是很差的。其原因就在於：昭宣中興本可以在漢元帝手裡延續下去，但漢元帝親手終止了昭宣中興。

上圖_ 陳湯（？—約前6年）

綜合來看，漢元帝終止昭宣中興有以下幾條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漢元帝徹底改變了西漢帝國沿襲多年的“儒法合一”的治國之道，以純儒學思維治理國家，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西漢歷代皇帝治國的儘管具體措施不同，但從漢高祖劉邦到漢宣帝劉詢，其整體的大方向是一樣的，這就是“儒法合一”。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西漢王朝。爲了讓帝國長治久安，劉邦吸取了秦朝滅亡的很多教訓，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雖然劉邦拋棄了秦朝的苛政暴政，但劉邦在西漢王朝的治國思想，制度和法律上卻吸收了秦制和法家的思維。爲西漢“外儒內法”治國之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上圖_ 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前256年—前195年）

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西漢“外儒內法”治國思路伴隨着漢王朝的強盛繼續發展。

首先，劉恆和劉啓兩位皇帝以儒家“愛民”思想，減輕民衆的負擔，廢除肉刑，繼續發展生產力。孟子提倡的“民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思想確實在文景之治時期得到了較好的體現。

其次，漢文帝和漢景帝採取很多措施以法家之道管理大臣和諸侯王，加強中央集權。只要有地方的諸侯王敢反抗中央，朝廷予以堅決鎮壓。

比如，漢文帝時期，淮南王劉長就曾反抗中央，但其叛亂很快被朝廷鎮壓下去。漢景帝時期，吳王劉濞和楚王劉交集結數十萬大軍發動叛亂，但漢景帝堅決維護中央集權，僅用三個月就把諸侯國叛亂平定下去。文景二帝還重用張釋之、郅都等酷吏，他們不爲情面，執法如山，嚴厲打擊了不法豪強，維護皇權穩定。

上圖_ 漢太宗，劉恆（前203年—前157年），即漢文帝

劉徹登基後全面貫徹“儒法合一”的治國思想。

一方面，劉徹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全國建立儒家思想的絕對權威。劉徹還多次下詔減免災區民衆的賦稅，提高老人的福利，貫徹儒家“愛民”思想。

另一方面，劉徹採取推恩令徹底削除諸侯國的威脅，鎮壓不法豪強和商人的非法行爲。實施鹽鐵官營和貨幣改革，集中兵力打擊匈奴，維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

這都是法家的治國之策，像鹽鐵官營、貨幣改革等政策，就爲漢武帝打擊匈奴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劉徹晚年，以法家爲主的治國之道出現危機，劉徹又下詔“輪臺罪己”。恢復以儒家爲主，法家爲輔的“輕徭薄賦”的國策，社會生產得以恢復發展。

劉徹駕崩後，漢昭帝和漢宣帝兩位帝王繼續實施“儒法合一”的治國思路，西漢國力蒸蒸日上。至漢宣帝去世，漢元帝登基後，西漢國力達到了極盛。

上圖_ 劉徹（公元前156年 －前87年），即漢武帝

漢元帝治國卻徹底拋棄了歷代帝王的“儒法合一”思路，全面貫徹儒家治國。如果漢元帝能利用好漢宣帝臨終前給他留下一批儒學實幹家，比如蕭望之等人，並延續儒法合一的治國思路，西漢盛世真有可能持續下去。

但讓漢宣帝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漢元帝登基後不僅害死了蕭望之等儒學實幹家，還重用匡衡（鑿壁偷光的主人公）等復古主義儒學大師，將朝廷整得烏煙瘴氣。由於漢元帝是理想的儒學主義者，沒有領會到儒學思想的精髓，在匡衡等復古主義儒學大師的引導下，漢元帝治國處處充滿“復古之風”。其很多國策只是“表面文章”，並沒有解決國家發展的根本問題。

上圖_ 匡衡，字稚圭

除了重用復古主義儒學家治理國家，漢元帝還徹底拋棄了法家治國之道。此舉給漢朝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西漢王朝建立後，由於劉邦分封諸侯王，劉恆和劉啓重視商業發展，地方上興起了一批不聽中央、飛揚跋扈、爲非作歹的諸侯王和商業豪強。這些諸侯王和商業豪強兼併土地，剝削民衆，威脅西漢皇權。爲了維護中央集權，維持大漢帝國的長治久安，從劉邦到劉詢這幾代帝王都採取法家治國之道，對兼併土地、爲非作歹的諸侯王、大臣和豪強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減輕了民衆負擔，緩解了土地兼併等社會問題，維護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

而漢元帝本人丟掉法家治國之道，一大批豪強地主在迅速崛起，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民衆流離失所。而信奉腐儒之道的漢元帝卻對豪強地主兼併土地的行爲拿不出任何辦法。豪強地主成爲了漢帝國發展的惡性腫瘤。

上圖_ 西漢 匈奴版圖

這一點在漢元帝廢止陵邑制度中表現得尤爲明顯。西漢帝國皇家陵寢有一個很重要的附屬制度——陵邑制度。什麼是陵邑呢？在陵園附近的地方建立城市，將全國的富商、豪強中上等社會階層搬遷到陵邑生活居住。這一舉措對打擊和壓制富商豪強，維護中央集權，抵禦匈奴入侵意義重大。而漢元帝卻出廢止陵邑制度，表面上看，不建陵邑城市就不用勞民傷財了，但實際上，廢止陵邑制度等於中央政府默許富商豪強在地方發展壯大，危害中央集權。

東漢建立後，漢光武帝劉秀只能依靠豪強地主維繫國家政權。由於豪強地主階層過於強大，東漢帝國在經歷了光武盛世和明章之治的短暫輝煌後就盛極而衰。所以，漢元帝拋棄“儒法合一”治國之道，漠視豪強地主兼併土地，不僅引導西漢帝國走向滅亡，也給東漢的發展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上圖_ 東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

總而言之，從劉邦到劉詢幾代帝王把“儒法合一”拿捏的恰到好處。什麼時候儒家爲主，什麼時候法家爲主，皇帝會根據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靈活調整。如果國家處於發展經濟，休養生息階段，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漢宣帝等帝王就採取以“儒家思想”爲主的治國之道緩和社會矛盾，但絕不放棄法家思想中對鎮壓不法豪強官吏和諸侯王，加強中央集權的做法。

如果國家處於打擊匈奴的戰爭時期，漢武帝就採取法家爲主，儒家爲輔的治國策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打贏戰爭。如果以法家爲主的治國策略出現危機，漢武帝晚年又及時調整，恢復以儒家爲主，法家爲輔的休養生息治國之道。不管是儒家爲主，法家爲輔。還是法家爲主，儒家爲輔，“儒法合一”治國之道讓西漢盛世延續了150多年。

更爲重要的是，從劉邦到劉詢的幾代帝王領略到了儒家思維的精髓——民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幾代大漢帝王都採取很多辦法減輕民衆負擔，比如採取減輕賦稅和徭役負擔。

而漢元帝不僅徹底丟掉“儒法合一”治國之道，漠視豪強崛起，讓皇權大權旁落，還重用腐儒制定很多不切合實際的治國之策，讓國家發展陷入危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西漢由盛轉衰。所以，漢元帝的治國水平和同漢高祖到漢宣帝這幾代帝王的治國水平相比實在是相差太遠。

上圖_ 西漢前期形勢

第二，漢元帝重用宦官，開啓了宦官專政的先河，爲西漢滅亡埋下了又一個隱患。

秦朝滅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趙高專權，指鹿爲馬。劉邦建立西漢後吸取秦亡教訓，加強皇權，杜絕宦官專權。劉邦到劉詢這幾代帝王，寧可讓有能力的外戚（如呂后、霍光等人）獨攬大權，也不讓宦官參與朝政。

而漢元帝劉奭卻忽視秦朝滅亡的教訓，重用宦官弘恭等人擔任中書令，禍亂超綱。這些宦官因皇帝的寵幸而驕橫自大，權傾朝野，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便宦官石顯僞造詔書，架空皇權的事情被揭發，漢元帝不僅沒有懲罰，還給石顯更多的賞賜。文武大臣對宦官專權敢怒不敢言。

上圖_ 劉奭（前74年—前33年），即漢元帝

正因爲以上兩點原因，讓漢元帝成爲了後世評價很低的皇帝。儘管他登基的時候，西漢國力達到了強盛，但他卻拋棄西漢實施150多年的固有治國思路“儒法合一”，重用腐儒禍亂超綱，漠視豪強兼併土地，讓西漢國力快速下滑。他還忽視秦朝滅亡的教訓，重用宦官，讓朝廷上下烏煙瘴氣。

所以說，儘管漢元帝時期有“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舉，但他本人要爲西漢的由盛轉衰負主要的責任。他沒有盡到時代賦予他的歷史使命。

參考資料：《漢書》《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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