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遺症還在持續, 應屆生求職再挨一刀：三年網課, 就是原罪？
這屆畢業生有多慘？不僅剛走出象牙塔，就遭遇經濟低迷和求職寒冬的雙重夾擊，還無辜給貼上“疫情班”的表情，被職場歧視狠狠刺了一刀。
作者：立正媽媽，藍橡樹專欄作者。國家人社部高級兒童情商管理指導顧問，中國圖書館學會 兒童閱讀推廣人。如果喜歡藍橡樹的文章，請記得要把我們“設爲星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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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
近日，一名2024屆畢業生將自己在某招聘軟件上與一企業負責人溝通的信息放上網，表示在求職時遭遇就業歧視。
儘管知道今年是就業寒冬，求職困難，但沒想到自己這屆畢業生居然還被貼上“疫情班”的標籤。但本着儘量爭取的原則，她又嘗試性地希望對方再看看簡歷。
沒想到，對方居然要求“查看手機電量使用排名”，理由是“害怕你上班7小時，會不會拿6個半小時來玩手機。”
還直言不諱——“疫情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一邊上網課一邊玩手機。”
赤裸裸的歧視和污名化，讓這位畢業生直接回懟——“我認爲這個評定標準不合理”。
“疫情班”良莠不齊，
乾脆一刀切
“疫情班”，顧名思義，就是疫情那三年畢業的學生。
“原則上，我不想接收22、23、24屆，尤其是非985、211的本科畢業生。”
“原因呢，就是疫情這三年，大家網課上得太多了，實習機會減少，很多人在工作的時候，不太集中注意力。”
這是《封面新聞》的記者向該公司的姜姓負責人求證時，得到的回覆。他承認，“疫情班”是部分企業、老闆間交流的口頭語。在自己交流的圈子裡，“普遍對疫情班的孩子不太認可”。
因爲在工作實踐中，他們發現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
長時間的網課導致學生們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線上教育模式又削弱了實踐能力，割斷了同伴間的正常社交，走上工作崗位時也不敢開口說話；線上模式中，大學生養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遲到早退的習慣。
自制力、實操能力和適應能力太差，成了用人單位共同吐槽的問題。
該負責人舉了幾個例子，“幾名技術口的2024屆畢業生，因爲沒做過實訓，設備都沒見過，操作完全靠老員工教；一個畢業生髮給客戶的報價，滿篇錯字，籤合同時也只知道打印一份；剛開除的一個應屆生，蹲在廁所裡打一個多小時的遊戲。”
他承認，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辨別成本太高。
多家不願意具名的用人單位也表示，疫情期間的大學生分層現象更嚴重，良莠不齊，差得甚至還不如“大專生和在校生的動手能力強”。所以，爲了避免用人篩選成本，他們傾向於直接拒絕疫情那幾屆畢業生。
“疫情期沒學到技能”，
成了最大求職絆腳石
“從今往後，不招疫情期間讀書的學生”。某化妝品行業的老闆明確表示。而其他不明說卻“暗箱操作”的企業，比比皆是。
前面提到的那位畢業生，在招聘軟件上向六百多家用人單位發出溝通請求，收到一百條左右的回覆，面試了三十多家，“最終收穫0個offer（錄用通知）”。
而在姜負責人這裡的碰壁，並不是唯一的不公平遭遇，“至少有十幾家，在面試的時候明着暗着說我們這兩屆學得不好、能力不行”。
不招“疫情班”應屆生，是一種赤裸裸的求職歧視。被排斥在求職大門之外的畢業生，卻有苦說不出。
2023屆統計學專業的畢業生王思涵沒想到自己在“大型農業重點龍頭企業”，也會遭遇招聘歧視。當時這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河北分部數據分析崗位的一輪面試中，HR在線上會議中，對包括她在內的三四名學生髮出拷問——
“你認爲三年疫情網課度過的學生，配得上我們的薪資嗎？”
王思涵面對HR這番高高在上的質問，儘管很想要得到崗位，卻也仍忍不住說出心中所想——“我們學生按照有關要求進行網課學習，請問您是對疫情期間高校管理辦法有什麼質疑嗎？請您回答。”
衆人沉默，王思涵的問題沒人答覆。
自然，她也沒有得到這份工作。
另一位畢業於2022年的廣播電視學專業的學生，經常遭遇到的“發問”是——
“你開過幾次機子拍片？不要說校園內的經歷”。
“疫情期沒學到技能”成了這三屆畢業生最大求職絆腳石。
需要實驗、實習的理工科專業，就真得首當其衝了。尤其是許多對實踐能力要求嚴格的職業，如醫學生，就時常被調侃“理論課一節沒少，技能課紙上談兵。”
甚至學生自己也心虛，專業知識背起來頭頭是道，拿起器械手腳不協調，無處安放的尷尬使得他們在工作中頻繁出錯。
經濟寒冬中，無論是頂級企業，還是小型創業公司，在招聘時都希望降本增效，表現得越來越現實。沒有公司願意增加培養應屆畢業生的成本和時間，相反提高要求，希望學生一入職就具備了勝任崗位的能力。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將這幾屆畢業生稱爲“網課一代”。
他表示——“用人單位覺得，疫情期間求學的大學生，接受的大學教育不完整，整體素質堪憂，客觀上來講，這種情況我們也都觀察、感受到了”。
因爲早在早在疫情那幾年的教學過程中，就有學生抱怨過網課的學習質量，覺得大學四年沒有參加過實習、實踐活動，導致能力上出現缺失部分。
“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結果，就是這幾屆畢業生求職時遇阻，影響了羣體素質的整體評價，被用人單位認爲能力和其他屆相比有差距。”
只是，這是疫情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如今卻成了莘莘學子的求職之痛。
“疫情班”這樣一個輕描淡寫的標籤，就讓這批求學不易的學子，被一些用人單位以“一刀切”的方式武斷拒之門外。
曾經我們以爲，疫情會過去，病毒會消散，春暖花開，一切會復甦。
沒想到躲過了病毒的侵襲，卻在疫情後遭遇了就業的背刺。
疫情期間，擋住了人與人交流的口罩，擋在同一張餐桌的隔板，都不如如今擋在人心中間的那堵牆。
力破偏見，增值自身，
化“危”爲“機”
面對衆多企業對“疫情班”學子的印象差、評價差、態度差，熊丙奇院長表示，一刀切式的用人指標，會讓招聘單位流失相當一部分的優秀人才。
“許多學生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反覆學習觀看網課，克服了很多困難，能吃苦，有更強的環境適應能力。疫情下的網課學習，培養了學生更強的自主學習和自主管理能力，疫情防控也給學生進行了生活教育、生命教育與生存教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殊經歷和使命。
在那段不同尋常的日子裡，這批年輕人展現出了驚人的韌性和適應力，學會了在困境中尋找機遇，在不確定性中堅守目標。他們所獲得的不僅是知識，更有在逆境中成長的寶貴經驗和難以估量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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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那段經歷儘管不堪回首，卻有許多挺身而出，臨危受命的大學生，在歷史洪流裡留下了光榮的事蹟，展示了當代年輕人的擔當和責任感，至今回首仍讓人熱淚盈眶。
三年網課，是和國家共度時艱，不是被嫌棄的理由。疫情背景下的學業遺留問題，也不該只由上網課的大學生來買單。
儘管不招“疫情班”畢業生，是用人單位的自主權，但具體招聘行爲如若存在明顯的歧視行爲，社會各界都不應沉默。因爲，作爲勞動者，這三屆的畢業生，也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
事實上，就業歧視由來已久。
幾乎每屆畢業生都會受到這樣那樣的“污名化標籤”，例如從前的“80後”被罵是“垮掉的一代”，90後被黑是“自私的一代”，00後被稱爲“迷惘的一代”，代代都曾被吐槽，代代都受過歧視。
還有企業招人不招“未婚未育者”，擔心婚假產假不斷，也有公司招人不招“已婚已育者”，擔心家庭影響工作，甚至直言“女生免談”，消除麻煩。職場上類似的性別歧視、學歷歧視、地域歧視、健康歧視，早已屢見不鮮。
這種一刀切的招聘觀念，表明用人單位並沒有有建立科學的人才評價體系，簡單粗暴地否定了具體個體的努力，既不科學，也不人性化。
同時，“疫情班”的污名化，反映的是一種深層次的社會認知偏差。不僅僅是對疫情期間教育質量的質疑，更是對這一代年輕人能力的否定。這種偏差，不僅影響了年輕人的就業機會，也影響了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和信任。
“疫情班”不應該是一種能力偏見，而應該是一個經歷紀念章。
而經歷過這段特殊時期的學子們，也不應該固步自封，在困境中也要看挑戰和機遇。
在線教育的興起，打破了傳統教學的時空限制，讓我們有了更多渠道去學習，只有有心自我提升，機會多多，資源多多。
同時，疫情帶來的改變還表現在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企業運營模式上。隨着新知識、新概念、新領域的層出不窮，越能適應變化、勇於創新的人，越能在這個多變的時代裡站上潮頭，成爲引領變化的弄潮兒。
所以，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保持終身學習能力，因時制宜，迎難而上，纔是應對萬變最好的定心丸。
打破“疫情班”的標籤，從打破偏見，打破認知枷鎖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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