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教授陳志武：隨着社會的發展，婚姻和家庭更多以感情爲基礎，而不是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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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耶魯大學原金融學終身教授、香港大學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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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要點速讀：
1、今天的世界，一旦商業市場、金融市場還有政府的福利支持越來越豐富，婚姻和家庭就越是從經濟需要中解放出來，從此使得婚姻和家庭，甚至宗族關係，更多以感情爲基礎，而不是以利益爲基礎。
2、中國四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商業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突飛猛進，給人們提供了衆多避險工具，靠市場就能實現安身立命，把原來通過婚姻家庭、通過養兒防老，還有族人間的互動網絡，所實現的經濟功能，現在改爲由金融產品和商業產品取而代之。這一方面把婚姻家庭從原來的避險目的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讓很多人覺得婚姻、生育不再是必需的。
3、實際上婚姻從一開始就不是爲愛情找到落腳點，而是爲了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例如養兒防老的問題，還具有“你耕田來我織布”“寒窯雖破能避風雨”這些勞動分工、風險互助的功能；不只是中國如此，在印度、歐洲、非洲、美洲大陸，到處都是這樣。
正文：
我的新書《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重點關注兩個話題：一是人類是否真的越來越文明；二是，如果越來越文明瞭，背後的驅動力又是什麼。針對第一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是從命案率、戰爭死亡率、戰爭頻率等量化指標，還是從觀念上，都證明文明的確在戰勝野蠻，在近幾百年裡這些成就尤其突出。可是，驅動人類在文明化道路上邁進的，又是什麼呢？對此，現有的回答還十分不足。
過去四十幾年，中國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物質財富增長很多，人均收入翻了許多倍。這些經歷讓我們很容易認爲，是科技進步帶來的物質生產能力的提升，也就是，是生產率或生產力的提升，造成了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從無序暴力走向規則秩序。這種生產力史觀——或說文明史觀——是我們以往從教科書和類似戴夢德《槍炮，病菌和鋼鐵》這樣的暢銷書中所瞭解到的。
可是，這種史觀存在嚴重片面性。其中一個顯然的悖論在於，1780年工業革命之前的三千多年裡，各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亦即人均年收入，基本沒變；也就是說，按照生產力標準，人類各社會在那三千年裡不管做了什麼，都是無用功，因爲都沒能提升人均產出。也因爲這一原因，勞動生產率的不變就無法解釋人類過去幾千年、幾百年的文明化進程，沒有發生過變化的因素顯然無法解釋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文明結果。
在《文明的邏輯》中，我提出，除生產力這個指標外，還需引進“風險應對力”，這一指標反映的是人們應對風險衝擊的能力。不管是今天，還是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以前，人的基本訴求非常相似：一是要活下去，二是最好能活得非常順利。人類既有常態生活，也有非常態生活；人類如果自古只有常態生活，就不會有苦難、暴力和戰爭；恰恰是那些天災人禍，會把我們的生活打入“非常態”，逼迫我們發瘋、無禮，甚至行暴、搶劫、打砸。而那些天災人禍就是我們講的風險，往往是風險逼迫人類野蠻行暴。這就是爲什麼在工業革命以前，促成人類文明化進步的不一定是生產能力的提升，而是改善風險應對力的那些創舉；是規避風險事件給生存帶來的挑戰的需要，逼出了文明進步。
《論語》裡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物質產出多少，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生活有沒有安全感。有這麼多高樓大廈、這麼多汽車和房子，物質財富當然挺好的；但，如果有那麼多房子、那麼多高樓大廈，而同時生活動不動就受到天災人禍的衝擊，日無寧日，甚至還要餓肚子，那麼，那些物質財富又有什麼用呢？所以，解決風險挑戰，讓生活過得安全，纔是最重要的。
我在書裡從風險應對的角度，對許多人類創舉做系統解讀，這些創舉未必對生產力有影響，但卻提升了人類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能力，所以，也是積極的、對文明化進程有貢獻的創舉。
第一個最重要的人類創舉就是各種迷信的發明。大家可能跟我一樣，以前也是覺得迷信是非理性的、非科學的，怎麼可能對人類文明化發展有實質性貢獻呢？我在第二章非常詳細地談到，迷信的發明實際上是人類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一種反應，而且迷信使社會建立規則和秩序，使人們能夠更好地進行跨期合作互助，提升彼此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如果沒有迷信，人類就難以建立規則和秩序，至少規則和秩序的成本會出奇地高，也沒辦法啓動人類文明化的進程。
這樣說，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我在湖南出生長大，湖南人講迷信，但，我到香港後發現，香港人、廣東人以及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比湖南人更加迷信。
爲什麼沿海地區比內陸湖南更加迷信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沿海漁民，過去要經常去深海打魚，面臨很大的生命風險。漁民們怎麼辦呢？要麼就乾脆放棄打魚，要麼就發明迷信，比如編造一些天后、媽祖神這樣的虛構故事，每次出海前，先舉行一些儀式祭祀媽祖，給每個人壯膽，讓自己感覺得到天后的保佑了，所以，下海不會有問題了，提升心理上應對海上風險的能力。
再就是迷信對規則與秩序的建立很關鍵。小時候大人會給我們講，你要守規矩、講道理、遵守文明行爲，否則，哪天下雨時,雷公神要打你的。對我們老家的小朋友來說，其他的說教都不管用，一說到雷公要打你，絕對管用。我的意思是，正因爲雷公神有這麼大的威懾力、整天盯着我們，所以，小孩子們纔有行爲規範，講規矩。
通過雷公，可以看到，人類社會如果沒有那些鬼神，沒有迷信這些虛構故事，真正要消除野蠻、走向文明，是非常難的。
第二大類創舉就是婚姻、家庭以及家族宗族的發展。第四章花了蠻多篇幅講人類婚姻的起源和演變，其中重點談到，實際上婚姻從一開始就不是爲愛情找到落腳點，而是爲了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例如養兒防老的問題，還具有“你耕田來我織布”“寒窯雖破能避風雨”這些勞動分工、風險互助的功能；不只是中國如此，在印度、歐洲、非洲、美洲大陸，到處都是這樣。當然，僅靠男女結婚成立小家庭，還不夠，在這個基礎上，還需要建立更大範圍的家族宗族組織。從周公到孔孟，到漢朝，特別是宋代的儒者，都把建立強大且凝聚力高的宗族網絡成爲重要願景，以此給中國人提供一個更大範圍內進行資源共享、風險分攤的“內部金融市場”，以提防經濟風險生活風險，也爲了應對戰爭風險和其它天災人禍風險。
陳志武精闢總結婚姻：千百年來婚姻都是談利益，不是談感情（來源：本站研究局）
現在出現一些新名詞：恐婚、厭婚，就是不想結婚的意思。有一些年輕人即使結了婚後也不一定想生小孩，叫恐育。怎麼理解這些現象呢？物價高、房價高、養育成本太貴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我也要強調，今天不只中國社會年輕人不想結婚或恐育，這是全球範圍內的普遍現象。
美國在1960年，100個18歲以上的成年人裡，只有24個是單身生活。到了2008年，100個成年人裡有48個人單身生活；到今天，超過一半的成年人是單身生活的。這說明，美國社會在過去60多年裡，結婚生活的人越來越少。在西歐、北歐，這種趨勢更加明顯。許多拉美和亞洲國家也是這樣。爲什麼全球有這樣的趨勢呢？
中國四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商業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突飛猛進，給人們提供了衆多避險工具，靠市場就能實現安身立命，把原來通過婚姻家庭、通過養兒防老，還有族人間的互動網絡，所實現的經濟功能，現在改爲由金融產品和商業產品取而代之。這一方面把婚姻家庭從原來的避險目的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讓很多人覺得婚姻、生育不再是必需的。
以前沒有金融和發達的商業市場，人們爲了更好地生存，爲了解決生老病死風險、給生活以安全感，不得不去跟一個男的或者女的結婚，有沒有感情基礎、喜不喜歡都無所謂，包辦婚姻也行。爲了利益，他們不得不這樣。
這就是爲什麼在今天的世界，一旦商業市場、金融市場還有政府的福利支持越來越豐富，婚姻和家庭就越是從經濟需要中解放出來，從此使得婚姻和家庭，甚至宗族關係，更多以感情爲基礎，而不是以利益爲基礎。
女性學歷越高越不想結婚？背後的道理蠻簡單（來源：本站研究局）
女性學歷越高越不想結婚？背後的道理蠻簡單（來源：本站研究局）
從這個意義上，很多父母可以放開心態，去看待子女恐婚恐育的事情。我自己也有兩個女兒，我也希望她們都能成家、生小孩，過一種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活。但如果實在她們不想結婚，或者是結了婚不想生小孩，最終也會接受的。
耶魯教授陳志武：我不會催我女兒結婚 做父母都該看這個視頻（來源：本站研究局）
作爲父母，我們都希望子女能過得幸福的一生。但幸福不幸福是非常個人化的事情，父母的生活方式是父母的，未必是子女喜歡的生活方式。既然如此，只要子女自己覺得幸福，具體她們的生活怎麼安排，那是他們的事，做父母的就需要看開一點。
今天不只是在美國、歐洲，包括在中國社會，婚姻的內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中國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婚姻跟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只是純粹民間的事情。有政府蓋公章的結婚證，在中國最早出現是在三十年代末期，那時候南京政府搞了一個“新文化運動”委員會，所以，結婚證上先出現了“新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公章。在那之前，中國社會的婚約完全是民間自己籤的，跟政府沒關係。之後，就是政府對個人婚姻的不斷介入，不斷強化管控。
這個情況不只是在中國。之前，美國人的結婚跟政府也沒任何關係。但後來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政府福利越來越多，有了政府福利，結婚證是不是政府認可的就變得很重要了。比如，如果是政府承認的婚姻，就可以決定你和一個美國公民結了婚，是不是可以申請移民美國，成爲美國合法的公民，是不是能享受退休福利等等。
耶魯教授陳志武：婚姻其實是種社會福利（來源：本站研究局）
前些年美國政府做了一個統計，發現美國人因爲結婚證這一張證書就帶來一千多種婚姻權利。政府介入婚姻以後，這對傳統人類婚姻是一大革命，是個大修正。
從這個角度看，可能只要這些跟婚姻有關的權利和利益繼續存在，特別是那些政府提供的福利還存在，人類婚姻制度就會繼續存在，只不過某些性質和內涵會發生變化。中國這方面的變化已經非常明顯。原來你是不是可以買房子，跟你有沒有結婚或結了多少次婚是沒有關係的。但現在你能買房多少套，也跟你十分結婚捆在一起，婚姻權利中又多加了一項內容。
書中還從避險的角度談到國家的起源與作用、宗教的起源和作用，以及商業市場、金融市場的避險價值。比如，如果大禹治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形成的原因的話，那麼，“治水”也是解決一種風險，就是水災風險；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國家因戰爭風險而發明，那也說明國家的目的是爲了解決風險挑戰。而跨地區的商業市場、針對各種風險的保險產品以及其它金融產品，這些發明和發展都強化了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正是這些方方面面的人類創舉，即使它們沒有幫助擡高物質生產力，也給人類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因爲它們降低了天災人禍對人們生活的衝擊，使人類的日子過得更加安全。生產力度量的是人類馴化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風險應對力度量的是人類建構人的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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