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丨三灣一弄的景芳

王家衛的電影《一代宗師》裡，有句臺詞，我是一直老歡喜：“風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聽着鏗鏘有金石聲，眼前會顯出一些故人，其中就有一位滾地龍裡長大的女子。

小時候，我家住在滾地龍。老上海都知道那叫三灣一弄，三灣是朱家灣、潘家灣、譚子灣，一弄是藥水弄。

這裡的居民，大多是上世紀初從蘇北逃難到上海灘，羣居於此地，到我這輩已是第三代。這裡貼着內環，現在不算白金也是白銀地段。但當時，是下只角里的下只角。

一大早，弄堂裡倒馬桶和買早飯的走在一條小道上，擦肩而過，大家互相問候，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到了晚飯時，各家的飯菜香氣瀰漫在弄堂裡，小孩子能靠鼻子聞出各傢伙食水平。飯後，有電視機的家庭門庭若市，全是來看《上海灘》《霍元甲》的鄰居，主人把音量開到最足，只有其他家夫妻打架或者教訓孩子的吵鬧聲才能蓋過。

總之，這是一片草草莽莽的窮街陋巷，妥妥的人間煙火之地。

景芳家姓什麼，我以前不知道，以後怕也不會知道。她比我大個十來歲，我念小學，她已是成人。看得出，她家窮得很，一家四口擠在一個看上去暗戳戳的小房子裡。她爸媽不太和睦，總吵架。白天，他們在房裡吵，景芳就在門外呆着。她身材高挑，少說一米七，站在小房子門口，像一株纖細的楊柳，秋冬寒風一吹，更顯柔弱。

她有個妹妹，比她矮一大截，精神有點問題，不上學，每天都在弄堂裡瞎轉悠。有幾個比我大點的孩子，就愛逗她玩，帶她在弄堂裡踢球。妹妹不會踢，守門，大孩子半是愣半是欺負人，打門的時候真用力。妹妹不懂，沒踢到她，就哈哈笑，踢到了就哇哇哭。有一次，景芳湊巧早回來，正好看到妹妹哭，她二話沒說，過來就抽了踢球的大孩子一個耳刮子。大孩子本來還在笑，轉眼就哭了，景芳不理他，一言不發，拉着妹妹的手往家走。

我當時就在邊上，怕得不敢出氣，看着她們姐妹倆的背影拐進一條小路，一高一矮，像一棵樹和一朵小花在移動。

八十年代末，弄堂裡的上海小年輕，也呆不住。我聽大孩子們提到，景芳應該是技校畢業，但不願意去廠裡當工人，分配了工作也不去報到。這在當時可是弄堂裡的大新聞。三灣一弄的人們對外面的世界瞭解不多，總覺得進廠工作是天經地義，不工作在社會上“蕩”的，男的是流氓，女的叫拉三。這話明裡不說，其實交頭接耳之際，已在弄堂裡瘋傳。

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見到景芳，有人說她出去討生活了，據說是很遠的南方。說這話的人總是搖搖頭，一副很爲她的未來擔憂的樣子。我太小，不知道南方爲什麼這麼可怕，每每在弄堂裡看到落單的景芳妹妹，也沒來由地爲她倆的命運擔憂。

大概消失了一兩年，景芳出現了。大人們都說她從廣州回來，這又是弄堂裡的一件新聞。鄰居們涌到她家窺她。我第一次看到她家門大開着，爸媽笑呵呵地坐在一張長凳上，隔着桌，她和妹妹坐另一側的長凳。鄰居們並不關心她爸媽，都圍着景芳，聽她講剛開放的南方。她淹沒在人堆裡，我在屋外遠遠地望去，只能依稀看到一個熟悉的清瘦身影。

廣州人愛喝早茶，最高級的酒店是五星級的……雖然我聽到的都是二手信息，但這些信息傳進我耳朵裡，就像天書一樣動聽。她是第一個讓我對南方產生濃厚興趣的人。此時，她已然成了我們弄堂更是我心裡的一個傳奇。

景芳回來待了一陣子，跟爸媽說，要努力掙多點錢，帶妹妹走，去過好日子。爸媽和鄰居圍着她，勸她留着。上海那麼好，哪裡還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她回一聲“不”，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爸媽管不住她，很快，她又消失了，妹妹繼續在弄堂裡遊蕩。一年、兩年，再聽到她的消息時，我都上中學了。聽說，她在廣州做服裝生意，但生意失敗，把先前賺的錢全賠了，不肯回來。傳話的鄰居照例是搖頭，好像她曾替景芳算過了命，並且曾經勸告過她，不可逆命而行。

但終究過了兩三年，她回來了。這次說是從香港回來。那個時候的香港，代表着一切的美好：港幣、大彩電、烤乳豬、明星、時裝。沒人敢問景芳現在做什麼，靠什麼發了財，只是簇擁着她，氣氛拘謹但又熱烈。

這次，她沒在老房子待多久。離開時，悄悄把妹妹和爸媽帶走了。

再後來，偶爾會聽到她的音訊，說她又去了日本，輾轉數年，又回到了上海。這時，三灣一弄已經拆掉，鄰居們風流雲散，沒什麼聯繫，我再也沒見到過她本人。

但是，景芳在我心裡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總覺得她現在就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某一座樓裡。妹妹的頭髮灰白了，而將近老年的她，身形依舊瘦削如柳，久歷風塵，益發柔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