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首次入法，“破冰者”劉文利的32年

紅星新聞6月13日消息，在等待“中國性教育的反思與前瞻”網絡研討會發言間隙，劉文利打開手機，看了眼《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的最新報道，其中“性教育”三個字出現在她眼簾。她激動得一一轉發給課題組的好幾個工作羣，並在後面附上了文字，“裡面用‘性教育’了！”

四年前，因被網友質疑插圖尺度過大，劉文利主編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飽受爭議，當時杭州教育部門領導找到使用該讀本的小學校長，建議回收性教育讀本。

2019年讀本被下架，不再出版。但這些年來，劉文利走出書齋，爲性教育發聲，並積極推動性教育入法。

6月1日，性教育首次正式寫入法條。

今年6月1日兒童節，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實施。這是中國法律條文中首次明確出現“性教育”這三個字。

從1988年進入性教育工作領域開始，劉文利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32年。她說，她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

“破冰”：理解性教育，從說出口開始

2021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實施，同日頒佈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將於9月1日實施，兩者明確將性教育納入學校的義務教育內容。北師大性教育研究教授劉文利稱，此前，她及團隊所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就像是在“破冰”。

北師大劉文利教授

又是一年全國兩會，劉文利開始着手聯繫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網上公佈的專家信息不全，她只能在搜索欄一個個敲入他們的名字，查詢他們的專業和擅長的領域。

從2014年起，每逢全國兩會，她就和代表或委員們合作開展性教育入法的相關研究。由代表或委員撰寫和提交建議、議案或提案，先是建議將“性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課程體系，後來他們又進一步提出要將“性教育”納入基礎教育課程體系，所有的文件都明確使用“性教育”這個詞。

此前，“性教育”一直以“青春期教育”、“生命教育”、“艾滋病教育”、“性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委婉語的形式出現。

中國最早出現“青春期教育”的官方文件是1988年教育部（時國家教委）發佈的《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隨後北京、上海不少教育部門開始開展學校性教育研究。

我國較早的青春期教育讀本。

當時劉文利正在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就讀研究生，現在劉文利回頭看，發現那幾年是中國性教育發展得最快的階段。但這種發展的勢頭維持不到十年就由於各種原因式微了。“慢慢就沒有人在做了，更多的是民間一些專家在努力。”

劉文利經常出國交流。國際會議上，外國學者有時候聽不懂中國學者講的一些術語。國內用“青春期教育”，英語翻譯是adolescence education，但國際上通用的是“性教育”，英文翻譯是sexuality education，“稱呼不同，大家交流起來就有困難。”

所以在實際工作中，她更希望可以用“性教育”這三個字。這個稱呼可以更明確表示是在說“性”這件事。而“青春期教育”限定了接受性教育的年齡，“好像跟大衆傳達了只有青春期才需要開始進行性教育”，但性教育在青春期之前的幼兒時期就要抓起。

教育部網站對相關提案的答覆。

有一件事情劉文利印象特別深刻。2018年教育部網站在對他們通過代表委員所提提案《把性教育納入我國義務教育課程體系》的公開回應中運用了“性教育”這三個字。教育部作爲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門，第一次公開提到“性教育”，這讓劉文利深受鼓舞，“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2020年10月17日，在參加“中國性教育的反思與前瞻”網絡研討會間隙，劉文利打開手機看了《中國婦女報》最新發表的關於未成年人保護法大修的報道，其中“性教育”三個字出現在她眼簾。劉文利太激動了，她給性教育課題組的好幾個工作羣一一轉發。

“性”這個字比較敏感，“以前常常用一些詞替代。但現在已經入法，就沒有必要再去迴避了。”在劉文利眼中，一個稱呼改變的背後，是向她們這些性教育工作者發出了中國性教育不斷克服污名化，走向官方背書和大衆認可的一個積極信號。

風波：性教育讀本下架，希望重新出版

此前的性教育普及工作，劉文利開展得並不順利。她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讓性教育進入校園，讓家長接受。

2013年，劉文利及其團隊就開始幼兒的性教育課程研發，劉文利和多位校長爭取，讓北京市10所打工子弟小學將性教育讀本作爲校本課程使用。

《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從2010年陸續出版，主要面向6-12歲的未成年人。讀本共六個單元，包括家庭與朋友、生活與技能、性別與權利、身體發育、性與健康行爲和性與生殖健康，涉及兒童性發展的各個方面。

性教育課開設以後，劉文利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饋。有位低年級的小男孩以前曾當衆暴露生殖器官，學了“性與生殖健康”一節後，明白了隱私部位不能隨便暴露。還有位女孩，獨自跟隨爸爸生活，一直記恨離異的父母。在學了“結婚與離婚”一節後，她第一次主動給媽媽打了個電話，對媽媽說了“我愛你”。

這些細小的改變，讓劉文利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劉文利最感動的是，有個學校的校長一直到現在都堅持把性教育作爲校本課程來開設，覆蓋一年級到六年級。

2017年3月，劉文利和她的讀本被推上風口浪尖。杭州一家長在微博質疑讀本插圖尺度過大，當時杭州教育部門領導找到杭州該小學的校長，建議校長回收性教育讀本，避免負面影響擴散。

《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二年級下冊內容。

劉文利其實很早就預想過家長和民衆“談性色變”的輿情會對他們有所影響，“我知道有一天會這樣，但我沒想到來得這麼快。”在如浪潮般的爭議中，她更關心讀本的最後一冊能不能如期出版。

讀本每年級兩冊，共12冊。在微博上引起爭議時，他們剛更新到第11冊，“幸好，第12冊最終在當年3月底出版了，這是讓我最感到欣慰的。”

劉文利把校長稱作學校性教育的“把門人”。“因爲他讓你進你就可以進，他不讓你進你就進不了。”校長們口頭上的顧慮是沒有老師、課時和教材，但劉文利知道，核心原因還是缺乏相關文件的支撐，他們害怕家長的投訴。學校性教育囿於各種社會壓力呈現出一種失語的狀態。

2019年讀本下架。

自2019年被下架以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已不再銷售該套讀本。直至今天，劉文利及其團隊還在努力讓這套讀本重新出版。儘管她在做這種努力，但是否能實現，什麼時候能實現，一切還是未知數。

“但是我們會努力去做。”劉文利說。

“拋頭露面”：入駐各種新媒體平臺，大方聊“性”

“B站的同學們大家好，我是劉文利。”“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請給我們一個一鍵三連吧。”“希望我們未來有更多機會，在一起大方聊‘性’。”

2020年12月1日，61歲的劉文利在團隊成員的勸說下正式入駐B站。她身穿寶藍色西裝外套，在鏡頭前和B站的小夥伴們討論接受性教育的各種途徑。視頻快結束時，劉文利擺出了“比心”的手勢。這個姿勢是她和她的學生剛學的，由於第一次錄這樣的視頻，花絮中的她還有點害羞。“我希望年輕人們喜歡（我的視頻），也很願意他們給我提出改進的建議。”

同年，“劉文利教授”也正式進駐微博。目前她的微博已經有22萬粉絲，置頂微博是她提醒大家警惕性教育讀本盜版。早期還只有七千多粉絲時，團隊成員羅方丹告訴劉文利，李銀河老師的微博已經有四百多萬粉絲了。劉文利開玩笑說，“那我得加把勁了。”

劉文利在微博回覆學校老師對性教育的疑惑。

在此之前，劉文利只想安安靜靜地在學校裡做性教育研究。讀本下架後，劉文利及其團隊開始有意識地運營自己的媒體平臺，微信公衆號、B站、微博都是他們的渠道。最開始做的是公衆號“愛與生命”。一開始公衆號的名字叫“愛與生命2007”，因爲2007年對劉文利來說，是他們團隊兒童性教育研究和實驗的起點。那一年，劉文利整天奔波在北京市大興區行知學校和家中，開展流動兒童性教育實踐。

劉文利丈夫在一次採訪中表示，劉文利的活好像幹不完一樣，幾乎沒有假期和週末，也沒有娛樂生活。她爲數不多的愛好是打打拳擊。

最近的劉文利更忙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期間，她和團隊忙着寫一些倡議，發到專業羣裡動員各行業的專業人士，反映性教育意見。她還要忙着聯繫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合作性教育相關的研究。由於官網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公開的信息不全，專業是什麼，擅長哪個領域，她都不知道，她只能一個個挨着查。最近，《家庭教育法（草案）》在網站上公開徵求意見，劉文利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6月1日，性教育正式寫入法條，劉文利開始忙着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和視頻的錄製。她希望她的“拋頭露面”，能讓更多的人大方聊“性”。

空白：處理兒童性侵害預後力量亟待解決

劉文利研究生畢業時，我國著名兒童衛生專家葉恭紹教授曾告訴她一句話：“一定要在男孩遺精前、女孩月經前，把這些知識告訴他們。”

早在美國留學時，劉文利就協助當地華人社區開展性教育工作，有感於國外性教育的普及，她一直希望能學成回國在中國推廣性教育。如今她又離自己當初的目標更進了一步。

劉文利和二年級學生

性教育入法之後，劉文利發現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性教育在哪個年級講，誰來講？如何培訓老師？課時怎麼安排？性侵害如何預防和預後？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早些年的時候，一些學校沒有專職心理健康教師，劉文利就把學校裡的語文、數學、英語、美術老師都拉過來培訓。有老師悄悄問劉文利，“我跟自己的孩子都沒有講過性教育知識，性教育課堂會不會變得不可控？”

劉文利一開始也有些擔心。課堂上，“孩子們特別真誠、自然、坦蕩，他們的腦子裡沒有大人想象中那種“色情”的東西，只有求知慾。”她和授課老師都感到十分驚喜。劉文利有些動容，在教室後面悄悄落了淚。

最近幾年，劉文利有了一個新發現。她發現學校的心理老師是一支可以依託的力量。她和北京西城的心理健康老師合作了3年多，在已有專業訓練的基礎上，向他們增加一些性教育相關的知識技能培訓。

但是，預後專業力量建設的缺失，還是讓劉文利這些性教育工作者覺得特別緊迫。在處理兒童性侵害預後方面，不止學校老師不知道如何處理，擁有性侵害預後處理知識的律師、心理諮詢師也寥寥無幾，“我認識的幾乎沒有。”

劉文利所能做的工作更多還是預防。“通過性教育讓孩子提高性保護意識，讓他知道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就是對他的一種侵害，他就會保持一種警惕。”她希望這些事情通過教育不再發生。

這也是劉文利與北師大法學院教授宋英輝、北京青少年法律和援助中心主任佟麗華等各行業專業人士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國性教育入法的主要原因。

法律的背書給予教育工作者們堅持的底氣，劉文利想，未來出現類似事件時，教育管理部門就可以有一套指導方案，來協調家長的異議和網絡的輿情，公開支持學校開展性教育。

從1988年進入性教育工作領域開始，劉文利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32年多。她一直覺得，性教育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性教育內容對孩子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它不應該受到這麼多的非難和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