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師的真實故事：農村孩子路在何方？

離開北京半年多，26歲的鄉村教師劉昱歆依然忘不了在北京培訓時受到的衝擊。

鄉村學生還在學習如何用鼠標，同年齡的北京孩子已經自主編程，創造了一個線上虛擬校園。

劉昱歆是黑龍江省鶴崗市東山區東方紅鄉中心小學的一名英語老師，她到過大城市讀書、工作，最終回到家鄉。見過世面的她早已感受到城鄉的巨大差異，因此從任教之初，她的目標就是啓迪學生們的心智，讓他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

如今的鄉村學校遠比劉昱歆印象中的“像樣”：制式的桌椅，教室裡有多媒體設備，從硬件上看，與城市的學校沒什麼區別。

鄉村教師也享受着高於本地城市教師的待遇。劉昱歆發現，相比她讀書時，城鄉教育的“顯性差距”已經不大，但“隱性差距”依然存在，對鄉村教師來說，任重道遠。

教育改變命運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裡的信仰。如何讓教育更有力量，幫助鄉村裡的孩子走到更大的世界？劉昱歆試圖在飛鶴與黑龍江省教育廳等聯合開展的教師專項公益計劃中尋找答案。

飛鶴向這項計劃投入了6500萬元，持續將鄉村學校的教師們送往北京、上海等地接受教學科研能力的培訓，探尋彌合差距的可行解法，讓更多孩子成爲自己的“高山”。

文 | 魏文魁

編輯 | 卓然

回到鶴崗前，劉昱歆曾在杭州某教培機構教過英語。彼時，她第一次感受到城鄉教育的巨大鴻溝。

劉昱歆成長於一個教師之家，父親是鶴崗的鄉村教師。這使她從小就享受着遠多於同齡人的教育資源。課堂外，她經常參加舞蹈、信息技術等興趣課程。但在杭州，她教的小學生就已熟讀莎士比亞，有些還會創作劇本、參加戲劇節。

回到鶴崗的她發現，一些學生掌握課內的知識都吃力，也沒有機會拓展。

三年級，剛開始學英語時，學生還能勉強跟上，但到了五年級，有的孩子上課就如聽天書，只能發呆、玩自己的。她走到跟前，學生就假裝翻書，她一走遠，又恢復原樣。他們跟不上課綱要求的節奏，考試只能考十幾分。

面對這些後進生，劉昱歆盡力幫扶，但部分學生並不買賬，用一種完成任務的態度敷衍。一些鄉村教師與學生交流發現，學生覺得父母種地務工一輩子也過來了，不讀書也沒問題。

老師們試圖與家長溝通，對方口頭上連連答應，卻難見到效果。甚至，有時劉昱歆在家長羣裡表揚學生或請家長督促複習的內容，很少有家長回覆。

無論怎麼努力，有些學生的分數還是越來越低。“心裡很難過，我甚至一度對自己失望。”

很多鄉村教師對這種“有心無力”感同身受。黑河的一所學校每年都會給新生做入學測試，他們發現，英語考不到30分的，大多都是農村學生。

教育的衰退只是鄉村空心化的一個小小注腳。村鎮裡沒什麼生計，曾經輝煌的林業或礦業退出歷史舞臺，青壯年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務工。城鄉社會差距顯影在教育上，又在事實上拉開了它們。

在邊境小城撫遠市海青鎮中學執教的丁薇對此有着真切的感受。鄉鎮稍有條件的家庭都會帶孩子出去讀書，留下來的都是“特別難的”。

有的孩子因父母吵架，沒人送上學，一個學期都沒來上學，老師家訪勸說也沒用。有的孩子需要自己照料生活起居，一個學生曾因做飯煤氣中毒，造成永久的智力損害。還有一次，她在課上講到羅中立的名畫《父親》，一個學生舉手說自己沒有父親。

圖 | 羅中立的《父親》

一名鄉村老師統計，學校三分之一的學生父母離異，剩下的多數也是留守兒童。

剛大學畢業來到這所中學時，丁薇見到這些孩子都有種強烈的不真實感，沒想到邊境的村鎮裡，存在着這樣的隱秘角落。

疫情時期，雖然學生都有智能手機，但上網課仍然狀況頻出。有學生沒話費了，老師交；有學生麥克風、攝像頭有問題，湊不齊人。

劉昱歆還見到一個學生羨慕有iPad的人，自己在白紙上畫了一個，像模像樣地對着紙操作。

到了中學階段，很多學生意識到了學習的重要性，開始發奮讀書。丁薇眼見這些孩子在努力，他們互相監督背書、複習，比成績，每天找老師補課。但之前許多年落下的功課，難在短時間追上。

有學生崩潰地問老師，自己就是學不會怎麼辦。即使初中勉強跟得上，到了高中，去了市裡的寄宿學校，一些學生仍然遭遇了巨大的落差，最終還是掉隊了。他們給丁薇發消息說，自己真的讀不下去了。

丁薇和劉昱歆的經歷不是孤例。在念完大學、回到鄉村後，很多鄉村教師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經歷這種陣痛。他們需要時間適應，並找到屬於鄉村教師的解決辦法。

近年來，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不斷見長。數據顯示，“十三五”期間，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總收入逐年增長，與2015年相比，2020年農村教育經費總收入和農村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體增幅分別達到了18.55%和17.07%。

持續關注中國鄉村教育的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鄔志輝在研究中指出，未來五年，農村仍然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短板，而“鄉村家長教育經驗、鄉村教師專業水平、鄉村教育環境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提高。

這正是飛鶴舉辦培訓的目的所在。他們資助了很多學生，後來在探索中發現，幫助一個學生，改變的可能是一個人或者家庭的命運，而幫助一個老師，可以持續影響很多代學生。

這些老師聚攏在大城市，然後像蒲公英一樣四散到祖國的各個角落，在那裡生根、發芽，燃起鄉村孩子們未來的火光。

在北京，劉昱歆久違地感受到了與同行交流的快樂。

她所在的小學今年只招到一個班，20個學生左右，全校總共只有兩名英語老師。她羨慕市裡的學校，同年級有多個老師可以交流教學的想法，不同的班級間也能在競爭中相互促進。

這是鄉村學校的常態。一個鄉村中學教師的學校三個年級總共才23個學生，老師都是跨年級教學。另一名鄉村小學老師在經歷撤點並校前，十幾名老師守着3名學生；撤點並校後，一個年級也只有不到20人。

雖然看起來教師數量多，很多鄉村學校常見教師兼課的現象。這些學校裡教師的年齡層次也不健康，不少學校最年輕的老師近40歲，大量教師會在未來5年內退休。

《中國教師發展報告2022》對此也有印證，調研數據顯示，東北中小學教師平均年紀在40歲上下。

在北京，有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師講解，還有幾天的跟班學習過程。這些鄉村教師深入了很多以前不甚理解的理念。比如“大單元”的教學思路——學科內前後課程講究連貫性，課與課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傳遞知識，並強調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

在北京昌平的一個學校，一位鄉村教師觀摩了北京同行的一節數學測量課：學生們分組設計紙飛機，站在大操場上飛擲，反覆測量和計算什麼樣的飛機能飛得更遠。

“原來基礎的數學測量課可以這樣進行多學科的融合。”這位教師把這堂課錄製下來，播放給學生們看。

另一位地理老師觀摩了一堂講長江開發治理的課。北京的老師創設了“小鯉魚歷險”的動畫情境，讓學生跟着這支小魚遊長江，認知長江的開發和治理。

“他不是把知識簡單灌輸，而是通過讓學生沉浸情境，動手繪圖，形成分析思維，建立區域認知。”而這正是“地理實踐力”的體現——地理學科強調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之一。回到學校後，這位老師優化了自己的一個人文地理課題。

這是一項叫“家鄉的年輕人都去哪啦”的跨學科主題調研。他將學生分爲不同的探究小組，收集人口普查數據，製作數據金字塔圖，並帶着他們設計調查問卷，向離開家鄉的年輕人發放。收回的138份問卷，用社會學專業分析工具做了分析。

整個調研持續了數月。學生們學着寫小論文，製作手抄報，並得出結論，他們的家鄉“綏化是黑龍江人口流失第一位的地區，10年間少了166萬人”，而大學畢業生不願意回鄉，是因爲“家鄉就業現象不理想，發展前景不廣闊，工資水平較低”。

整個調研中，學生們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積極性。這也是他們感知到的在發生的現實。他們多數是留守兒童，父母長年在外打工。而他們的學校，在四年裡，一個年級由四個班變成三個班，到今年，只剩了兩個班。

“這個主題離他們的生活非常近。他們可以真的通過實踐去發現和認識地理問題。”鄉村沒有大城市的博物館和科技館，學生們以往“對地理實踐力的落實幾乎爲零”。地理課上，講到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悉尼的歌劇院，鄉村學生們的眼神多是茫然。而北京的同行說，那裡的學生會在假期自發遊學，造訪課本上的外國景點和地貌。

“這次培訓，最大的成長是瞭解了怎麼更深入地在課程設計上落實核心素養。”當學生對外面的世界缺乏認知，地理學科可以成爲一道開闊鄉村學生視野的橋樑。

當一道堅固的城鄉的鴻溝橫亙在教學現實中，更考驗老師們如何因地制宜，嘗試貼近現實的教學解法。

“其實農村孩子也沒差在什麼地方。”參加了培訓後，在一所鄉村學校教孩子們編程的信息技術老師也感覺思路被打開了。

她的編程興趣課在學校裡異常搶手，並帶着學生在哈爾濱中小學信息技術比賽獲得了特等獎和一等獎的好名次。

幾年前，剛開課時，這些學生甚至不知道操作鼠標，要把食指和中指分別放在鼠標輪的兩側。老師從開關機教起，每天中午開放機房讓學生“補課”。有的學生跟着爺爺奶奶生活，連智能手機都接觸不到。

但就在最近的科技節現場，她的學生大膽站到了人前，演示自己編寫的程序——一個“動畫劇場”：一個小男孩夢見自己穿上宇航服，在太空漫步，他遇到不同的星體，和火龍、蜘蛛搏鬥，還結識了一個機器人好友。

孩子們昂着頭，一板一眼介紹，也給了這位老師更多信心。“我們是我們區第一家，別看我們是農村學校。”她讓孩子們對科學的幻想變成了現實。

“農村的孩子，開始都有一點自卑，覺得編程很高端，離他們太遠。但是，當他們發現自己也能學，就有了信心。”在北京的跟崗學習中，她發現，這裡的老師強調將編程和其他學科融合，教學生用編程思維解決生活問題。她決定在未來的教學中更強化這個方向。

幾年的教育經歷讓劉昱歆認識到，因爲家庭的原因，學校教育的作用可能有限，他們能做的，就是爲學生打開窗口，讓他們看到更大的世界，真正意識到知識能改變命運，從而激起自驅力。

考慮到英語書上的材料大多與國外有關，她便在教學中更多聯繫鄉村孩子的生活實際，並讓學生有參與感。

例如講過生日，就讓學生使用中國習俗，滾雞蛋、吃長壽麪。講到博物館，她還給學生看小玉壺出逃大英博物館的視頻，在教學的同時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

另一位來北京參加培訓的鄉村老師也有同感。在參觀完大互聯網公司後，他給學生們講了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比如這裡豐盛的午飯和晚飯，員工可以在一棟樓裡吃飯、工作、健身和上廁所。

在他們學校，上廁所都要跑到學校的一個犄角旮旯，冬天大家都會因爲怕冷而少喝水。學生們聽得兩眼放光，開始知道大城市工作、生活是什麼樣的，進而理解讀書的意義。

這也是飛鶴希望通過教師播撒種子的意圖所在。

鄉村教師們都很珍惜來大城市參加培訓的機會，他們得以從日復一日的繁重工作中短暫地擡頭仰望星空，積蓄力量，再次明確自己的初心。

很多鄉村教師是第一次來到北京、上海，在課上有人不斷地用手機拍照、錄像，希望以後細細品味。

走的時候，很多人的手機裡塞滿了課件，一些老師在火車站還感到意猶未盡，熱烈地和其他教師交流課程設計和帶學生的心得。

“要改變教育，要從改變教師的思想開始。你的課堂變了，學生自然而然也變了。”參加完培訓後，一位來自邊境學校的老師說。

面對城鄉教育差距，鄉村教師們需要付出數倍的努力才能稍微扭轉不均衡。這些涓涓細流雖無法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但一些細微的變化仍悄然發生，許多鄉村孩子命運的齒輪也開始轉動。

第一次培訓後，劉昱歆給學生們看了北京師範大學校園的照片，有學生後來表達過，自己的理想也是去北師大、當一名老師。

丁薇也發現，給學生們看大城市、國外的視頻時，“眼睛裡真的有光”，有學生因此嚮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是將哈爾濱工業大學設爲自己的目標。“最開始他們也不懂，但慢慢就開始嚮往了”。

許多鄉村學校的老師眼見着自己的學生從只能考幾分、十幾分，慢慢能及格了，不少學生能考上普通高中。部分學校的整體成績從最開始的很差，到後來甚至能和當地市裡的學校“掰掰手腕”。

丁薇是學校最年輕的老師，因此總能和學生打成一片。剛帶初一時，很多學生都很疑惑，直接問她“我爲什麼要上大學？我不懂”，還有學生說，家裡有地，畢業就種地。丁薇努力讓他們知道，自己的人生其實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這些學生後來紛紛改變了想法，每天比賽誰背書更快、作業會的更多，比誰更考第一。

丁薇很欣慰，這種小小的努力，一點一點積累，也許最終就會改變自己的一生。一些老師甚至在物質上得到“回饋”：常有學生給她帶巧克力、糖果等好吃的。

她有時想，自己其實就是因爲學生們的家庭狀況，所以更心疼他們，更希望他們考上一個好的高中，接受好的教育，一定要走出去。

她甚至很佩服這些學生，覺得他們比自己當年成熟多了，自己初中根本不會做飯，只能蹭吃蹭喝，但這些孩子連蹭吃蹭喝的地方都沒有，而且從不抱怨。

丁薇的一個更直觀的感受是，學生們的精神狀態也更好了。她發現這些孩子雖然身處逆境、困境，但都變得樂觀，每天來學校都很開心，早上八點上課，基本上七點半人就來齊了，北境的冬天太冷，老師們只能強制他們晚點到校。

中午午休，很多學生回家十分鐘就回學校了。放學後，學生還和老師說不想回家，只想在學校待着。他們把彼此和老師當成家人。

想要讓這些孩子走出鄉村，還需要更多來自外界的幫助。有鄉村教師就一直呼籲，希望能有更多針對鄉村孩子的類似“營養午餐”的計劃。

她到北京的中學最吃驚的是，這裡的學生都長得高高大大的，而自己的學生都很瘦小，有的到初三都沒見長個。

還有一名老師說，鄉村學校的圖書角亟待更新。他們雖然收到了一些贈書，但是一些比如電工或沒有營養的小說，“我作爲家長，肯定不想孩子課外看這些”。她覺得北京的小學的圖書室就很好，都是適合青少年的讀物，能增加知識、拓展眼界。

心理教育也亟需加強。現在的孩子心緒更復雜，更有主見，但經常很不專注。一些學生也很脆弱，有的學生把“爸媽死了”“跑了”“家暴”等等掛在嘴邊，或者不當回事的態度說起，這讓他們“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丁薇一直掛念着教過的一個學生，她初中時突然得知自己是被領養的，來找老師時眼睛通紅，丁薇猜測她昨晚哭了一夜，還和老師說“我不想來到這個世界”“生命沒意思”，之後一段時間也經常翹課、離家出走。

但在老師們的努力下，她開始發奮學習，初三的時候考到了年級第二，還和老師說自己立志要做一個有能力的人，未來要離開海青鎮，靠自己闖出一番天地。

很多如她一樣的困境中的孩子，抓住了鄉村教師們伸向他們的繩子，努力向上攀爬。這種韌勁也最終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一名鄉村老師自嘲自己是井底之蛙。但他說，當他在一次次培訓中，窺見了一小片天空，更多孩子也透過他的折射，看到了那片天空，而這，也是爲他們打開更大世界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