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韻味的大衆歷史讀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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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在現實的洞見

正是承接傳統的白話表述和大衆本位的草根立場，使柏楊的白話《通鑑》成爲現代營養豐富的通俗讀物，讀者從中可以時不時地看到扣人心絃、振聾發聵的洞見。這種洞見，不是嚴密的學術推理，也不是死板的史料考證，而是穿透古今的慧眼聚焦。尤其是他演繹「臣光曰」的方式，以「柏楊曰」走上史學的散打擂臺，還拿來影響頗大的《讀通鑑論》以及其他史書名家的評論加以比照，使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更爲鮮明。正宗學術文獻中很少能夠像柏楊如此表述。這種三言兩語的思想火花，不管不顧的直抒胸臆，更顯其言辭的珍貴，也更能給大衆以啓迪，學界亦可從中得到學術之餘的警示。

例如，當今有不少人致力於儒學復興，尤其以新儒家爲代表。但是，社會上的某些做法，如提倡漢服、恢復叩拜儀式等等，是否爲復興儒學的正道就大有可疑。柏楊以葬禮爲例，一句話就點明瞭儒家禮儀的問題所在：「葬禮，是儒家學派最重要的一項儀式，它的繁雜跟精密，可跟最新的太空科技相比。僅喪服一項，就花樣百出，專家學者研究三年也未必弄清楚。」關於歷史上的儒法關係和外儒內法的統治策略，學界論爭極爲繁複。柏楊則把外儒內法比喻爲「鳥必須有兩個翅膀」，直陳這是「不應引起爭論的事，而竟引起爭論，真是最大的一種荒唐公案」；其因在於「每一個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認爲另一個翅膀是邪惡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飛，反而會活活跌死。沒有它不但能飛，而且飛得更高更漂亮」。

對於漢代高官下獄後自殺的「將相不侮」策略，柏楊跳出保持人格尊嚴的傳統解釋窠臼，直指其「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嚴，而在保護皇帝的安全」。即便是史家津津樂道的文景之治，柏楊也毫不客氣地說道：「中國人即令生在太平盛世，也是萬把鋼刀，懸在頭頂。」關於五德始終，柏楊跳出哲理論證和繁複考辨，直言不諱：「水德土德，五行運轉，本是鬼話。問題是，鬼話只要有人相信，就是人話。該相信的人如果手中掌握權柄，就更進一步成了神話，搞得熱鬧非凡。」關於龍的傳人這種圖騰式表述，他也一語道破：「龍這玩意，跟外太空人一樣，都是想像之物，誰都沒有見過。」

歸根到底，柏楊通過歷史解讀彰顯民權：「限制人民自由，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最陰暗的一面。這陰暗面一直未被髮掘，以致人們相信古人自由自在，過的是伊甸園生活，甚至有人聲稱中國人自由太多。」種種洞見，啓發頗多。

白話《通鑑》的人物評價，尤其出彩。例如，柏楊以民間常識認定晁錯不是一個政治家的材料。他說：晁錯儘管被人稱爲智囊，卻「心胸太窄，器宇太小，權力剛觸到指尖，便急吼吼公報私仇，要把對方滿門抄斬」。他的根據不是理論分析，而是生存經驗。「政治家必須有三分渾沌，才能把反對力量減少到最低限度」。以民間話語把這種觀點進一步展開，就是他對晁錯與袁盎衝突的解釋：「去年張三先生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先生踢了我一腳，一一記帳，對方爲了自保，不得不奮起反擊。反擊失敗，不會有再大的損失，反擊成功，晁錯先生就是一個榜樣。他如果不向袁盎先生下手，袁盎先生何至狗急跳牆。政治家固然不能沒有敵人，但絕不去故意製造敵人。」這種評論，不但超越了學術爭辯，而且完全跳出古代思維侷限，以明白如話的常識講述現實政治的真諦。

由此進一步，柏楊對傳統的認知，處處表現出對專制體制的批判。一有機會就抨擊傳統君主和當權人物「化友爲敵、化忠爲叛」。他以范雎爲例說明魏國對人才的扼殺：「魏王國政府中每人都能言善道，要計劃有計劃，要方案有方案，要愛國情操，如魏齊、須賈之輩，更比驢毛都多，哪個不是人才？至於公孫鞅不過一個想升官想瘋了的小職員，張儀不過一個不切實際的貧寒書生，范雎不過一個油腔滑舌、大言不慚、裡通外國的賣國賊。他們既沒有參加某一派，又沒有被接納爲某一幫，能逃一死，已是皇恩浩蕩。在鯊魚的血口之下，人才不是被吞噬，便是變成敵人，強烈反彈。政權盛衰和國家興亡，軌跡十分明顯。」在論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柏楊直言：「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過於思想統一，蓋思想統一會使思想僵化、智慧衰退、思考能力消失、頭腦簡單而性情兇暴。我們不能想像，如果不發生這次浩劫，中國會發展成什麼模樣。但一想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不僅怦然心動，充滿嚮往。」柏楊用這種表述，揭示傳統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高壓政治的種種罪惡，在大衆層面普及現代政治的基本常識，從而使讀史變成對現實的思考，把古籍閱讀引入現實生活。

四、老少咸宜的速食

面對大衆的讀物，最受歡迎的，不是學理上的深邃，也不是考證上的精到，而是與民衆的密切程度。這就要求內容豐富且論述有趣，文字清醒且富有啓發。尤其是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衆讀者要走出《故事會》形態。猶如飲料，民衆需要的是好喝、解渴、有益、無害，而不需要對營養成分進行生物化學的分析研究。柏楊的白話《通鑑》，在這一方面下了功夫。他所提供的是即食即用的文化速食，而不是山珍海味的高端消費。速食不一定就沒有營養，料足質好、加工精當的大衆菜餚，有可能比名不副實的燕窩魚翅更養人。

讀傳統史書有三個難點：官制、地理、年號。年號與官制問題，柏楊在翻譯過程中已經解決了，剩下的就是地理。爲此，柏楊在書中繪製了大量地圖，讀者一眼就可看出當時的大局趨勢。這雖然是小事一件，但可看出柏楊爲小民寫作的苦心。

作爲文化速食，柏楊的文字通俗易懂。許多人在無意識中往往把雅與俗對立起來，實際上，雅與俗本是文化的一物兩面，互爲補充。《詩經》如果沒有國風，何來大雅？還雅入俗，本來就是大衆讀物的使命。另外，高雅不等於高品質，低俗不等於低水準。當下的出版物中，有不少貌似高雅的書籍，在華麗的學術外衣下掩飾內容的貧乏，甚至名爲高雅實爲酸腐，這就需要讀者明鑑。反過來，草根的俗語村言，卻往往有鞭辟入裡的真知灼見。這一方面，白話《通鑑》是十分出色的。更重要的是，柏楊在俗言口語中，保存了雅文的氣質，提煉出史料的內在營養，使其更富有教益。他的文字，既具有民間話本的外觀，又具有看穿古今的深度。或寥寥數語，或滔滔不絕，思想火花散佈於行文之中。試舉數例：

在儒家的評價上，儘管柏楊嘲諷儒家，但他並不貶低孔子，而是抨擊那些與權勢合流的儒生。在某些方面，他表現出對儒家思想的下意識肯定。例如，在漢武帝時酷吏張湯和大儒汲黯的爭論中，柏楊就站在汲黯一邊。並得出結論：「司法獨立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官的品質，司法審判固然要獨立於政治干預之外，而法官的品質－－他的嚴正和操守，更必須保持高貴。否則，即令司法獨立，司法仍將黑暗。」

對於儒道釋三種文化的負面作用，柏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部分，就在三種教派影響下，逐漸地一點一滴鑄成：儒家培養出中國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識，道家培養出中國人的消極無爲，佛家培養出中國人逆來順受的卑屈心理。」劍走偏鋒而一針見血。

說到東漢劉秀，柏楊大加讚揚。「劉秀先生是中國歷史上少數不誅殺他親密戰友的元首之一。並不是他閣下，跟他閣下親密的戰友，道德學問都達頂峰，而是劉秀先生處理得當：他不賦給他們實質權力，無論是軍權或政權。」進而發揮道：「政治是一種藝術，政治行爲是一種藝術創作，劉秀先生有最高造詣－－唯一和他媲美的只有宋王朝一任帝趙匡胤先生。」

談到兩漢之際人戶急劇減少，他畫龍點睛說出一句話：「哀哀冤魂，只因出了一羣內戰英雄。」在說到「強項令」董宣時，柏楊感嘆道：「如果不是董宣先生的道德勇氣，那個被豪門家奴白晝殺死的冤魂，還不是白白喪生。如果不是劉秀先生最後醒悟，頂天立地的法官董宣先生，豈不白白死於亂棍之下。在這個流傳千年的『強項令』佳話之中，步步埋伏殺機。一個環節瓦解，便是悲劇。」「人治之必然失敗的原因在此，蓋董宣先生之流的官員，不可多見，劉秀先生之流的首領，更不可多見。而劉黃女士這種不識大體的婆娘，以及狗仗人勢的家奴人物，卻比驢毛都多。」

談到吳漢殺降，柏楊將吳漢說成「站對了邊」的土匪頭目，稱：「歌頌不應該歌頌的人，將敗壞一個民族的品質。」

評論馬援被誣陷而死，引用了范曄、王夫之、王先謙諸人觀點，濃墨重筆，寫得更爲精彩。由於文字過長，這裡不再引用，讀者自可讀出其中的亮點。

總體來看，柏楊的白話《通鑑》，來自其野生而非豢養的自我覺醒，是茂盛生長的野草，而非園丁修剪的園林；是能解民衆飢渴的路邊攤點，而非皇家酒店的預定包廂；是由雅入俗的大衆歌謠，而非由俗入雅的美聲唱法；是把古籍引入現實生活的文化參照，而非把今人導向古代的帝王夢想。是否如此，一讀便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