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這邊就只是要服務的

阮文雄（中）致力於協助在臺外籍勞工及越籍配偶。（本報資料照片）

越邊：難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年的十、十一月左右，我先回去澳洲，接受晉鐸。一九九二年我又再度回到臺灣，這次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會開始做幫助移工的工作。回來之後，我住在明志路上本篤會的修院，也到輔仁大學複習中文。畢業後首先是去聖母聖心會創辦的「平安居」（House of Peace）幫助遊民，然後，我就被羅修女介紹到關渡做青少年工作，再到一間孤兒院工作了六個月，後來又到警察管理的中和遊民收容所服務。

我可能是在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五年間，到那間收容所工作，電視臺還曾經來拍過紀錄片。可能是天主的安排吧，在平安居工作的某一天，因爲我不喜歡他們有選擇地對待遊民，我就跟修女講，「我想要再找另外一個地方」，她就帶我去中和遊民收容所。我一進去就想：那真不像一個人住的地方！那裡以前像是一座動物園，但裡面沒有動物，只有人：男女關在一起，沒有分房睡，精神上、身體上都被關在那裡。我一進去時，天啊！根本受不了這個味道，就跑到外面去深呼吸；但是同時我也說，「這個地方我要了。」從此之後每天到那邊去。

中和遊民收容所只有兩層樓，外面有一層很漂亮的油漆過的外牆。要進入收容所，不是從正面進去，而是得要從小路旁邊走摺疊門才行。一進來時有兩道鐵門，還有一個場地。警察是在二樓工作，下面是倉庫，也給無家可歸的人住。在這道鐵門的外面有警察負責看門，還有間廚房煮飯給遊民吃。

爲了到收容所去，我每天都要很早出門，搭車從新竹到臺北，雖然很遠，但是我還滿喜歡的。在那裡工作其實並不容易。首先，我學的是國語，裡面的人都是講臺語或客家話，去的時候就是坐在那邊，跟他們笑一笑。那時候還沒有健保，我找到一間診所學鍼灸，也到那邊去幫他們鍼灸。只要看到中風的人癱在牀上，手擡不起來、走路不方便，我就會幫助他們，他們也會買針給我，警察也會看到。但他們默許我這麼做。等到有了全民健保以後，我纔沒有繼續。

我也會幫他們剪手指甲、洗手洗腳跟幫忙換衣服。臺灣的冬天很冷很溼，他們赤腳走來走去，我會去找衣服跟鞋子給他們穿。其實收容所自己是有收衣服的，但是也不給他們穿耶！我就去倉庫跟警察說，我要把衣服拿給誰誰誰。因爲我跟他們那邊的主管認識，也有好的警察在裡面，他們才同意。另外，我也幫他們清理牀鋪，換棉被跟墊子，都做得很快樂。

我跟另一位收容所的服務人員張小姐有時會聊天，她是很虔誠的佛教徒。有天她問，「神父，你有讀書嗎？」我說有。她接着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別的地方？」我說，「因爲我喜歡這裡」。她又問，「我曾經去和平醫院當志工，醫生要我領洗，但我拒絕了。來這裡和神父一起工作的時候，你也沒有跟我說主或要我領洗，爲什麼？」我問她，那些醫生爲什麼叫妳領洗？她說，「他們是信基督教的。」我就說，我這邊是不一樣的。我也反問她，「妳爲什麼來這邊服務啊？」她說，「我要減少我的輪迴。」我就說，「我不是，我是來服務主耶穌，在每一個人身上，我都看到主耶穌。」她想了想，又接着問，「爲什麼你不跟我說，要我信天主教？」我回答她，「你給我一個理由，告訴我爲什麼要提出這樣的邀請。妳在這邊的工作做的比我多，妳還帶妳全家來這邊服務。我該怎麼說呢？我來這邊就只是要服務的。」於是她便哭了起來。

張小姐的問題，讓我想了很久。爲什麼我可以服務這麼久？我想只有信仰的力量，才能讓我很愉快地跟他們接觸。那時雖然當了神父，但我看到朋友有家庭、有孩子，回家有飯吃；我一個人住、自己回家自己煮，什麼都是自己一個人，我問，到底生活的意義在哪裡？有段時間，忘了因爲什麼事情，我有一個禮拜沒有去中和收容所。回去的第一天，一進大門就聽到很大的、高興的拍手聲，被關在收容所裡的人，把手伸到外面跟我打招呼。我看到就停了下來，一種很特別的感覺籠罩在我的身上，突然有一種啓示：生活的意義就在這裡，沒有他們，我好像缺少什麼；沒有我，他們也缺少什麼。從那時起，關於生活意義的困惑就不再出現了。

我把那個地方改變了很多：我幫忙鋪地、買新的牀鋪，帶收容人到外面公園去。這都是以前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我個人的能力有限，這股力量可能就是從天主來的。我也曾經去找地方的教會來幫忙，但那間教堂的神父派人來的時候卻問我，聖父、聖母像在哪裡？十字架在哪裡？我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心說，「就在這裡啊。」他好像很疑惑的樣子，最後還是沒有來。

在遊民收容所，我跟警察沒有什麼衝突，雖然是有些不同的意見，但就是溝通，我也看到什麼就直說，慢慢地那個地方的制度就改變了。那裡曾經有個當過大哥的人，他可以自由進出，與那些遊民間還是有生意往來，跟這位大哥做買賣卻會被當凱子。我看到就說這樣不行，等於是挑戰那邊的規矩。大哥很生氣，就用暴力來對待我。他抓起我的衣服，把我擡起來壓在牆上問，「你要什麼？」我說，「我什麼都不要，把我放下！」然後喊警察來幫忙。記得那邊的警察後來還被調查是否貪污，在我快離開的時候，臺北市社會局派社工進到那裡接手工作，我們一起合作，警察就放手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就跟社工說，「夠了，我現在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三之二；摘自《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