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評論 | 老戲新演說“立意”

對老戲重新立意的創作不能信馬由繮，需要考慮幾個關鍵性的問題。首先是要清楚一些老戲有沒有被重新立意的價值，其次是要從真實的人性視角考慮，最後是要尊重民衆的審美心理。

戲曲藝術是遵照民族性與時代性的辯證統一、戲曲化與劇種化的辯證統一重要規律自覺發展着的。能說明這個重要規律的比較鮮明的例證就是“老戲新演” 現象。戲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老戲新演”的實踐發展史。實踐“老戲新演”的焦點不在於“老戲能否新演”，而在於“老戲如何新演”。

20世紀中葉，以梅蘭芳、程硯秋、袁雪芬、六齡童、閻逢春等爲代表的大師們對於傳統老戲如何新演已付出了心血且碩果累累。更有新中國成立初期舉行的第一屆戲曲劇目會演，相當一部分就是老戲整理改編後的“新戲”，大多數至今依然爲廣大觀衆所喜歡。其成功的經驗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演員在繼承老戲已有的情、理、技方面有新的體驗和表現；二是對老戲的情節結構加以新的精練；三是對老戲在整體形象上進行了新的樣式包裝；四是對傳統老戲在“立意”上進行了重新思考乃至另起爐竈。如果將上述前三點比作是對老戲進行“外科治療”或者“內科手術”的話，那麼最後對於“立意”的重新思考就涉及一個作品的“性靈”問題了，而這一點是“老戲如何新演”能否成功的核心問題。從一定程度講，這個“性靈”也是戲曲史的一個重要發展規律——民族性與時代性的辯證統一、戲曲化與劇種化的辯證統一的重要標尺。

時過境遷，幾代相傳，很多傳統老戲在表演藝術上很美，但也掩飾不住其中的“立意”至今還存在如男尊女卑、愚忠愚孝等落後、僵化、愚昧乃至於腐朽等問題，所以“老戲新演”在以傳統的或者蘊含其中的永恆的話題活躍在當下的過程中，促使着新戲曲創作者對其進行重新立意。儘管出發點是好的，但對老戲重新立意的創作不能信馬由繮，需要考慮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因爲一旦重新立意，它就會涉及規定情境的相對改變、矛盾衝突的糾葛、舞臺行動的展開、角色關係之間情感的抒發、人物性格的發展方向，以至於影響到劇種的演劇風格等實際問題。

首先是要清楚一些老戲有沒有被重新立意的價值。即在改編和提升一部老戲的思想立意的過程中，儘可能對這部傳統老戲進行更真切的認識和更全面、透徹的分析、瞭解，進而吃透它。它是否有可能隱含着新的立意內涵，有沒有可能讓我們有一個合理化的延伸、深化和發展？如果有，是什麼？也許這種可能性會是對主題立意的一種新的切入，從而開掘出具有時代氣息的思想價值。

其次是對傳統老戲重新立意要從真實的人性視角考慮。劇作家劉連羣將老戲《鍘美案》改編爲《香蓮案》後體會到，像這樣的老戲不只是寫了一場婚姻的問題，從人性的視角看，它涵蓋了人如何對待慾望和誘惑、如何對待苦難等這些人生中的主題。而這些主題這個戲能做，別的戲也能做。如果一定要爲傳統老戲提升思想立意加一個標尺，那就是它一定要真實可信地揭示某些極其複雜且又永恆的人性面。而當這些複雜且永恆的人性面在角色行動中體現出來的時候，立意也就隨之被揭示和深化。因爲在一個戲劇作品中，具有真實人性面的角色行動，就蘊含着立意本身。當然，要考慮人性不能避開角色生活的特定歷史情境，以及他們的性格。

最後是對老戲重新立意需要尊重民衆的審美心理。曾出現過把《四郎探母》“親情至尊，和平爲貴”的主題立意改編爲“大義責親，投降可恥”，最後造成楊四郎因爲愧疚悔恨自盡而死。事實證明，這樣的立意改編經不住時間的檢驗。這裡並不是說這個題材重塑性的好與壞，而是因爲類似這樣的立意改編，會攪亂原有存在於民衆心理上那早已認同的積極樂觀的“立意共鳴”。因爲相對於把主角命運與立意進行批判性的悲劇顛覆，觀衆更願意通過“四郎探母”這一事件和行動，看到劇中角色對於人間至親之情的真誠渴望與強烈共鳴，並在感受彼此間所煥發出的善良、平凡的人性光輝的同時，使歷史的恩怨在審美時空中煙消雲散了。由此，恰恰更加折射出立意背後民衆對於戰爭的痛恨與對於和平的祈願。

總之，老戲新演的重新立意，要儘量避免爲了凸顯創新思維，使傳統老戲被刻意地套上那些沒有實際思想價值的立意而顯得概念化，更不能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否則的話，有人可能就會以“反抗包辦婚姻，倡導婚姻自由”爲立意，讓賈寶玉可以帶着林黛玉、梁山伯帶着祝英臺私奔，去追求自由的人性了。立意亦如“筆墨當隨時代”，不是把個人狹隘的主觀性立場一吐爲快，而是在尊重和敬畏的前提下，隨時代的民衆審美，隨時代的精神世界，去挖掘、理解、弘揚蘊含在老戲當中的歷史性、真實人性等立意，這體現了戲曲藝術魅力之根，也體現了它立足於未來之魂。

責編：易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