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裡的動物，隱藏着哪些文明演化的故事？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動物形象就開始出現在中華文明的歷史敘事中，圍繞社會現實與個人發展的需要，演繹出豐富多彩的動物文化。從最早因生存繁衍的需要衍生出的動物圖騰崇拜，到後來攻伐兼併時代以動物爲守護神，再到太平時代下的社會生活中，動物形象與昇天信仰、升官發財、愛情相思等日常情境相結合，不僅以神話傳說和風俗習慣保留下來，而且還以文物中的動物元素永久定格，成爲中華民族璀璨文化的一部分。

近日，歷史文化學者、《此間鳥獸：文物裡的中華文明》一書作者任疆做客西安方所書店，以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和文學形象中的六種動物爲例，講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動物意象演變背後的歷史故事。本文經作者審定，授權澎湃新聞發佈。

蛙神信仰和女媧

在蠻荒的石器時代，原始部落以狩獵採集爲生，極端低下的生產力水平讓部族無時無刻不面臨挑戰，要想在物競天擇的法則下生存下去，一靠生得多，二靠活得久。出於生殖崇拜，我們的祖先把每次產卵數以千計的蛙作爲部落圖騰，並將最早的創世神命名爲“女媧”。《說文解字·女部》對“媧”的釋義爲“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化萬物”即“化生萬物”，身爲創世女神的女媧擁有無限的生育能力。歷代學者對於“媧”字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以帶“咼”爲聲旁的字多與圓形或容器有關，將“媧”與女性子宮聯繫在一起；第二種更爲直接，即媧、蛙諧音。易中天曾說過，“女媧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領我們迎戰死亡的勝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們的孩子纔是娃”。

在新石器時期的陶器上，留下了大量蛙神生殖崇拜的證據。從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頗具寫實的蛙形圖案，再到仰韶文化西遷後發展出的馬家窯文化中，蛙形圖案變得越來越抽象，用於存放蛙卵的腹部變得極其誇張，同時蛙的四肢也變得擬人化，最終演變爲一種裝飾藝術。

與此同時，我們的祖先還在蛙的身上找到了永生的寄託。蛙類動物皆有冬眠的習性，在深秋氣候變冷時“睡去”，在來年春暖花開時“甦醒”，在先民們樸素的認知裡，這是一種“死而復生”的神力。於是，當殘酷的攻伐兼併戰爭時代來臨之後，蛙成爲了無數將士心中不死的守護神，被刻畫在兵器上。後來，這種古老的觀念也被道教吸收。《文子·上德》有云“蟾蜍闢兵”，《抱朴子·內篇·仙藥》中也寫道“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帶其左手於身，闢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商]蛙紋鉞，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人面蛇身的祖先

儘管女媧是蛙神信仰的產物，然而在我們的記憶中，最熟悉的恐怕還是伏羲、女媧人面蛇身的經典造型。然而，女媧身爲曾經的蛙神，怎麼又會變成蛇？實際上，這個現象背後所影射的是原始社會後期，父系氏族社會取代母系氏族社會的深刻時代變革。在這一過程中，女媧的地位從曾經的創世神降爲了伏羲的妹妹、妻子。雖然這段歷史已經十分久遠，但仍然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代代流傳，並在文字出現後被記錄在典籍中。

[唐]伏羲女媧圖絹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從關於女媧和伏羲的描寫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所扮演角色的時代特徵。《列子·湯問》載，“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這段文字說明在女媧的時代，天地系統還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所以纔有了女媧補天的神話。後來當環境穩定下來，世間沒有人，於是便有了女媧造人的神話，並且她以不同材料造出富人與窮人，影射出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太平御覽》引《風俗通義》載：“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做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者，引緪（gēng，粗繩）人也。”

反觀伏羲，他所承擔的全都是人類社會發展成熟後的角色，涉及了八卦占卜、文字紀事、禮樂教化等。《尚書序》載：“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帝王世紀》載：“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氏，是爲犧皇。”蔡邕《琴操》載：“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返）其天真也”。後來在伏羲制琴的基礎上，女媧進一步發明了笙、簧等管樂器，如《春秋世譜》所載，“（女媧）乘（承）伏羲制度，作笙簧”。所以，當伏羲成爲主神，女媧淪爲配角，女媧也自然變成了伏羲的樣貌。

《此間鳥獸：文物裡的中華文明》

那麼，伏羲的人面蛇身是怎麼來的？原來，伏羲是上古時代九黎部落信奉的神，該部落以蛇爲圖騰。伏羲如封建時代以前的其他傳奇首領一樣，是感孕而生、人神結合的後代。據《河圖》所載，“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即華胥因腳踩雷澤中的大腳印感孕生下了伏羲。雷澤是九黎部落的勢力範圍，位於黃河下游一帶。《山海經·海內東經》載：“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那個大腳印顯然來自雷神，也就是說，伏羲的父親是雷神。雷神人頭龍身，伏羲人面蛇身，而蛇被視爲小龍，顯然是繼承了雷神的相貌。後來，九黎部落在與炎黃部落的涿鹿之戰中敗北，一部分被炎黃部落兼併，給對方帶去了更加先進的技術、文化，其中就包括了伏羲的神話信仰；另一部分九黎遺民則向西南遷徙，成爲了三苗的主體，直到堯、舜時代，纔在無數次的征伐中被最終同化。

傳統文化中的“四靈”

在傳統風水學說裡，我們經常會聽到“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說法。這四種神獸在古代被稱爲“四靈”，早在漢代便已定型。但是，這“四靈”是怎麼來的呢？

[新石器]蚌塑龍虎墓平面圖，引自《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

原來，“四靈”的產生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演化過程。其中，左青龍、右白虎的形象最早出現，源自原始權力秩序構建階段的現實需要。爲了凸顯統治者的無上權力，他們創造出了天人感應的系統，部落首領對應天上的北極星，被衆星環抱，衆星組合被古人創造性地賦予了動物的形象。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中，墓主人的腳下是由河蚌與腿骨堆成的北斗星形狀，在他身旁兩側拱衛着由河蚌堆積成的龍、虎，象徵着天上的星宿，而他所在的正是北極星的位置。之所以選擇龍、虎，是因爲在古人的觀念中，龍騰生雲，虎嘯生風。《易經·乾卦》有云：“雲從龍，風從虎。”在古老的神巫時代，部落首領往往身兼巫覡的身份，他們需要藉助風和雲才能來到天上。後來，龍、虎還成爲了仙人的坐騎。

[西周-春秋]鳥獸紋銅鏡及拓片，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在1957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1612號墓出土的鳥獸紋銅鏡上，可見西方白虎、東方青龍、南方朱雀的圖案，但北方的神獸身份無法確定，有學者認爲是麟，也有學者認爲是鹿，但從形態上看屬獸類無疑，並不是後來的龜或是玄武。

從“二靈”的出現到“四靈”的定型，經歷了數千年。在商代，商王祭天活動頻繁，在甲骨卜辭中首次出現了“四方”的概念。到了周代，祭天融入禮制，天上四靈的概念開始出現。《三輔黃圖》中列舉了蒼龍、白虎、朱雀、玄武爲“天之四靈”，其職責是“以正四方”。但是，這個被後世發揚光大的“四靈”組合是漢代才最終確定的。在漢代以前，“四靈”並沒有統一的說法。《禮記·禮運》中將“四靈”釋義爲麟、鳳、龜、龍，麟統御獸類，鳳統御鳥族，龜通曉人事（占卜），龍統御鱗蟲，因此，畜養“四靈”被視爲天下大治的祥瑞。在西漢初的樑共王劉買墓中，天頂壁畫上的“四靈”有龍、虎、鳳，但另一種絕對不是龜，從造型上與馬王堆漢墓帛畫中的海精鯨鯢十分相似。直到漢武帝時期，“四靈”才最終定型。

[西漢]劉買墓四神雲氣圖壁畫及示意圖，河南博物院藏

有熊氏的後人

如今，我們自詡爲“龍”的傳人，然而，龍在最早的時候，只是“四靈”之一和“鱗蟲之長”，並不足以成爲華夏民族的象徵。事實也正如此，至少在漢代以前，或許我們的祖先更願以有熊氏的後人自居，因爲有熊氏代表了一脈相承的天命正統。除了華夏兒女，我們還有一個稱謂叫“炎黃子孫”，及炎帝、黃帝的後代，而黃帝的身份便是有熊國君。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載：“黃帝，有熊國君，號曰有熊氏。”歷史上的黃帝並不特指一個人，而是部落首領的統稱，就像是後世的皇帝一樣。

有熊氏部落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紅山文化時期，蘇秉琦曾指出：“《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紅山文化位於我國東北地區西部，這裡曾廣泛分佈有熊。北方的熊擁有冬眠習性，承載着原始部落的永生信仰；同時也有學者認爲，熊在形體、動作上與人有相似之處，所以古人將熊人格化，將熊視爲祖先加以崇拜。黃帝的有熊國便是以熊爲圖騰崇拜的原始部落。後來，黃帝部落向西南遷徙，最終在環境條件更適宜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定居下來，但依然保留着“有熊氏”的稱號。《水經注》引《帝王世紀》載：“（新鄭）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

玉龍，遼寧省博物館藏。玉龍是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一直以來被稱爲“玉豬龍”，但或許稱其爲“玉熊龍”更爲合適。

到了周代，爲了強化周王朝的正統地位，周王族將自身的“姬”姓“賦予”歷史上的三皇五帝，《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載：“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尚書埤傳》載：“黃帝至禹皆同姓。”但並未一如既往地強調有熊氏。這是因爲在當時，姓代表宗族血緣，氏代表封地。華夏部落的核心區域——中原，歷史上是黃帝和後來的堯、舜、禹統治的地方，當禹在塗山會盟天下諸侯時，在號令四方的旗幟上，“中正（即中央）之旗以熊”，即象徵中原的旗幟上繪有熊的圖案。對於周朝而言，直到周成王才遷都洛邑，定都中原。從此，周王族才名正言順地自視爲有熊氏的後人。《詩經·小雅·斯干》中寫道，“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夢熊是好夢，預示着生下男孩，等他長大以後就可以承襲貴族的地位。

後來，秦滅六國，廢除分封，建立了以郡縣制爲核心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帝國，基於封地的氏也隨之消亡。到了漢代，劉姓帝王們試圖尋找王朝正統的證據，於是便有了《漢書·高帝紀》中的“漢帝本系，出自唐帝”，以及《世本竹書紀年·氏姓篇》中“帝堯爲陶唐氏……堯是黃帝玄孫”的附會。《漢書·五行志》中所記載的昌邑王劉賀白日夢熊，也成爲了有熊氏最後的印記：“（劉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夢熊的吉兆預示了劉賀不久後登上帝位，但意氣風發的劉賀威脅到了霍光的地位，不滿一個月就被扣上做盡荒唐事“凡千一百二十七”而慘遭廢黜。

月中蟾兔從何而來

在中華文化中，或將月宮命名爲蟾宮，或以玉兔代指月亮。這種觀念歷史悠久，屈原《楚辭·天問》中的發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是月中有“顧菟”的最早記載。南宋大儒朱熹認爲“顧菟”即是顧望之兔，而近代學者聞一多在《天問釋天》中則認爲“顧菟當即蟾蜍之異名”。不管怎樣，爲何偏偏是蟾蜍、兔子出現在月亮上？

事實上，這是陰陽五行學說雜糅不死信仰和西王母神話的結果。西漢劉向《五經通義》載：“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系陽也。”月亮也被稱爲“太陰”，與太陽相對，而蟾蜍、兔在古人看來代表陽，這一切都源於我們所熟知的一個神話故事——嫦娥奔月。在《歸藏·歸妹》中最早記載了恆我（即姮娥，後因避漢文帝劉恆諱，改稱嫦娥）“竊毋死之藥於西王母”，在問卜大吉後，獨自西行奔月，“恆我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蟾蜍）”。當嫦娥奔月後，《詩推度災》中記載了“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兔）始明”，即嫦娥的到來讓月亮發光，顯現出蟾蜍和兔子的身影。

[東漢]西王母畫像石及拓片，睢寧縣博物館藏

那麼，嫦娥究竟是如何讓月亮發光呢？她當然不會是托爾斯泰筆下的詩人，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而是因爲她所攜帶的一件寶物——不死靈藥。漢樂府《董逃行》講述了一個凡人求訪神仙，爲人間帝王求得不死神藥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詩寫道：“採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原來，不死靈藥是由蟾蜍和玉兔搗練而成，而靈藥取材於若木的樹端。若木的樹端有什麼？據《淮南子·地形訓》所載：“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自此一切真相大白，靈藥取自太陽，自然擁有了太陽的光芒，所以才能夠點亮月亮，並浮現出搗藥使者的身影。這竟然與月亮發亮是通過反射太陽光的現代科學理論不謀而合，不得不驚歎古人樸素觀念中隱藏的智慧！

妃子笑背後的“功臣”

當我們一邊吟誦着唐代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一邊在心底盤算產自嶺南的荔枝如何在短時間內跨越數千裡來到長安時，或許早已認定此事非千里馬不能及。然而，這種先入爲主的想法或許並非歷史的真相。明代楊慎在《廿一史彈詞》中寫道：“荔枝香，明駝進，踐走紅塵。”原來，讓貴妃吃上荔枝的“功臣”並不是千里馬，而是明駝。明代王志堅《表異錄》中也記載了“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當然，他們二人所生活的時代距盛唐已過去數百年，所依據的很可能是五代時期樂史所著的《楊太真外傳》中“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的豔史橋段。

《楊太真外傳》中記載了“明駝者，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按照唐代的度量衡，日馳五百里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65.5千米，也就是從陝西西安到漢中的距離。如果用清宮劇中的“八百里加急”來比較，後者相當於今天的460.8千米，大約是從陝西西安到四川巴中的距離，雖然看上去更快，但這可是由無數匹快馬接力才得以實現的。如果按照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中的記載，“（明駝）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明駝一日飛奔531千米，甚至還超過了“八百里加急”。

[唐]章懷太子墓《狩獵出行圖》（局部），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酉陽雜俎》中所記載的明駝日行千里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於我們所熟知的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北朝民歌《木蘭篇》。木蘭征戰沙場，歷經百戰，得勝而歸，受到了天子的召見。天子問木蘭有什麼願望，木蘭放棄了高官厚祿，“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這是我們熟知的版本。但宋代史容在《山谷外集詩注》中引用《木蘭篇》時，爲我們還原了一個更早的版本：“願馳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這與北魏當時的歷史是吻合的。《魏書·高祖紀》中記載了太和二年（478），“秋七月戊辰，龜茲國遣使獻名（明）駝七十頭。”到了孝文帝時期，《朝野僉載》中記載了一件趣事，當時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仿照南朝門閥制度欽定天下大姓，以此來給整個社會劃定階層，隴西李氏身爲當地的世家大族，聽聞消息後，“星夜乘鳴（明）駝，倍程至洛”，但最終還是晚了一步，不僅沒能入了大姓，甚至還被扣上了“駝李”的名聲，淪爲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