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20世紀末我們被西方預測崩潰險成真，當時怎轉變過來的

唯有知古今者，才能掌未來；唯有懂興衰者，才能識變革；唯有辨危機者，才能創發展。從庚子年初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各地的的產業鏈、產業資本佈局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使得中國的經濟本來在進入新常態以後就發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變化更加複雜化，加劇了宏觀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然而每當面對危機的時候，中國也總可以用她的智慧化危爲機，從容應對。

溫鐵軍曾說過，20世紀末我們中國被西方預測崩潰差點成真，但事實證明，這一切最終不過僅是一個險些的猜測而已。所以，當時的中國，是如何轉變過來的？

迴歸二十世紀末期的現實情況，我國曾經負擔的200億美元財政赤字，到如今中國的大國形象崛起。我國到底是怎樣將西方預言的我國即將崩潰的重重擊碎的呢？中國是怎樣轉虧爲盈，實現“火箭式”發展的呢？

黑暗中的突破

七八十年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球村形成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局勢，世界被雙寡頭的地緣政治分割、控制。

由於戰爭中所形成的革命思想驅使，兩個超級大國都寄希望於通過重工業將自己的國家和支持自己的陣營實力不斷強大起來，於是分別向他們所控制的地緣範圍轉移了他們的工業體系，工業生產能力不斷擴張。

但是，這樣的過度強調工業化生產的政策還是將世界推向了戰後再工業化的深淵。不久，不斷擴張的“病態化”重工業思想導致工業化過剩的局面形成，世界金融危機爆發。

金融危機

而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陣營裡，發展中國家雖然接受了一些兩個超級大國的工業化幫助，但是由於本身的生產能力並未完全成熟，甚至仍處在階級的鬥爭之中，所以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時所受到的衝擊並沒那麼巨大。

於是，西方開始把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描述的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直接對抗的矛盾視爲解決問題的關鍵點，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一般生產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爲主的其它國家轉移。

1971年尼克松訪華，解除了自五十年代一般商品和一般生產對中國的封鎖。

將中國從只能接受蘇聯所給予的裝備工業和設備製造業等重工業的設備和技術轉移，轉化爲同時可以接收世界正在發展的電子工業、紡織工業、化學工業等輕工業的全面發展國家。

既緩解了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剩問題，又可以促使中國的輕工業等全面發展。於是，1973年我國領導人制定了“四三方案”，開始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和技術，進行我國現代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尼克松訪華

但是六十年代的中國，剛剛經歷了十餘年的戰爭和壓迫，經濟整體實力並不理想，加之成立不久的新中國並沒有仍有部分階級問題沒有解決清楚，財政比較困難。

所以在接受西方國家先進的技術設備的同時，也大大增加了我國的財政負擔，而這種財政負擔被直接轉化爲財政赤字。1974年，當我國財政赤字累積到100億的時候，金融危機便爆發了。

於是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成爲國家的當務之急。而經歷了停止擴大再生產的辦法的並沒有及時幫助國家解決問題的失敗之後，國家領導人想到了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這個辦法，希望早日幫助老百姓脫離危機苦海。

彼時我國的財政被等分爲三個部分：一是政府開支，政府開支是保證政府的正常運轉的基礎，不能被縮減掉；二是社會保障，社會保證是退休老人、低保對象等生活的根源，不能被縮減掉；三是建設投資，這部分並不影響人民的現階段生計。

於是1974年，第三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幾百萬青年被送到了農村，這讓農村承載了很多城市因爲沒有擴大財產投資、不能有新增就業機會的壓力。

力拔山兮轉乾坤

雖然70年代只要接受了西方產業轉移的國家都開始出現因不能增加社會開支或者不能擴大再生產而累積的債務，形成了或大或小的財政負擔的情況，這種危機的出現也是必然的，甚至是有規律可循的。

但是這種西方國家將矛盾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做法還是給發展中國家和世界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在中國，經歷了三年引進、學習、吸收的債務累積，國家的財政負擔增長到二百億美元，社會運動興起。於是屆時的領導班子看到了一個本國財政問題上的痛點——“三農”問題。

在農村，三農是向國家財政做貢獻最小的一部分，卻也是得到國家財政份很大的一部分。“付出”與“回報”的極大不平衡讓國家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項問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把對於百姓的管理費用再次拿掉。

拋棄斯大林和西方國家對於農民的集中管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讓百姓真正成爲土地的主人，讓農民迴歸中國幾千年延續的多元並舉、多業態發展的自由狀態。

而佔總人口近九成的千萬農民有了幹勁、有了衝勁，只要交少量的糧食給國家，剩下的收成都歸農民自己所有，擁有自家的土地、擁有努力的回報，農民當然幹勁足了，不僅把城鎮經濟發展帶了上去，還把國家經濟也帶上去了。

同時，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影響下，有能力的農民將自家的地打理得井井有條，紛紛富裕了起來，於是城鎮企業慢慢發展了起來，城鎮化也隨之出現。

在沿海地區，鄧將改革開放爲基石，開啓了祖國發展的新章程。

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帶動下，鄧將經濟發展極其落後的小崗村作爲試驗點，開啓了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改革，揭開了對先進國家資金、技術、人才等多方面的交流和學習的帷幕。至此，中國的經濟發展開始一路上行，扭轉了自七十世紀初期的財政負擔。

超凡的彩色

1991年，蘇聯正式宣佈解體，曾經的老大哥破產了爲什麼中國不但沒有受到衝擊反而發展了起來呢？關鍵還是在於我們按照本國的國情，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沒有隨波逐流。

其實在1988年，我國在初步嘗試開放物價走市場的道路的時候曾因爲原材料價格的過高和美國對華的制裁戰略，遭遇過經濟衰退的階段。

但是在我國又一次通過國內資本市場的放開，增發貨幣、國債等政策的出臺下，我國又一次掌握自己的金融主動權，沒被歷史的洪流擊垮。

縱觀我國二十世紀末期的發展之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六個字：堅持、自主、敢爲。

在新中國發展之初，由於在踐行新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同時有着剛剛從列強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青澀，中國自然會面臨着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和不成熟性，所以也難免會有着經濟上的壓力。

然而在面對巨大的財政赤字的壓力下，中國並沒有選擇委曲求全，沒有選擇隨波逐流，而是堅持在一條屬於中國人有骨氣的發展道路上，他們從各個角度想辦法、找答案，最終獨立地找到了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

通過自主的方式創新、敢爲，勇敢地摘下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大帽子，一切從實際出發，只爲本國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

在這個不太平的庚子年裡，肺炎疫情使得中國經濟本來在進入新常態以後就發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變化更加複雜化，加劇了宏觀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使得中國宏觀經濟層面面臨挑戰更加嚴峻。

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地位的變化、以及世界經濟格局對中國經濟反影響均給中國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挑戰。作爲中華兒女，對二十世紀末期我國不斷沉着應對危機的歷史要有學習，對於祖國的發展要樹立自信心。

中國的今天雖然仍面臨着極大的挑戰，但是相比二十世紀末期，我國的整體實力更加強大，我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化危爲機的能力必然更加強大，中國還將會以強大的力量不斷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