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昀燕/關於楊德昌的五件事——他的熱誠、意志,以及對世界光明的期待

楊德昌的童年沾滿了文藝色彩,受父親薰陶,他自幼聽音樂、看電影、習書法、背古文,看漫畫、畫漫畫則是他最大樂趣。這樣一個男孩,長成後不得已讀了理工科,直到真正做電影,猛一回頭,發現讀工程學到的紀律與理性,全派上用場。當我們把他醉心的人物、浸淫的領域一一展開,同時也看到了他的熱誠、意志,以及對世界光明的期待。由此出發,我們會更懂得他的電影。

①韋納.荷索——電影的起點

1980年代初,楊德昌自美返臺,像一個忽然空降到臺灣電影圈的外來份子。不少人記得他曾穿上一件自制T恤,上頭印着「荷索、佈列鬆和我」之類的字樣,儘管彼此記憶有些出入,可以確定的是,T恤上必然有德國新電影健將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

1970年代,赴美求學、工作的楊德昌,偶然走進西雅圖一間影院,看了荷索的《天譴》,他自己宣稱,踏出影廳時,「已然是另一個我」。當時楊德昌年近三十,陷入惶惑,正尋思轉換跑道,他在建築和電影之間遊移,而荷索果敢強烈的電影語言無疑撼動了他,加速他走向電影。他曾在某篇文章中提及,受1960年代日本電影和1970年代德國新浪潮影響最巨,其中又以荷索於1970年代中期執導的一系列電影對他啓蒙最深。

楊德昌寫道:「當時我正打算放棄成爲一名電影人,然而,看到他用簡潔的影像精準表達我們靈魂深處的感受,這股直接的力量,迅即幫我打了一針強心劑。最棒的是,他的獨立與毅力讓我堅信,即使在今日,僅憑一己之力便足以完成一部電影。」如今看來,他一生的電影創作幾乎就是貫徹着這意念,毫不妥協。

楊德昌與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於1995年舊金山際電影節相見歡。 ©Pamela Gentile_SFIFF;攝影:Pamela Gentile

他曾朗讀荷索寫於1974年11月23日至12月14日的旅途日記《冰雪紀行》(Vom Gehem im Eis)。該年11月,荷索一位友人自巴黎致電給他,告知有「德國新電影之母」之稱的電影史學家蘿特.艾斯娜(Lotte Eisner)病重,恐不久人世,荷索二話不說,抓了一件夾克、一個指南針、一個帆布袋和簡單的必需品即上路。他打算從家鄉慕尼黑徒步至巴黎,他深信,倘若他靠雙腳走去,她就能存活下來。「艾斯娜不能死,她不會死,我不允許。她不會死,不會的。不是現在,她不可以,不,她現在不會死,因爲她就是不會死。」他在心底反覆低喃,固執、頑強、堅毅,連大地都爲之顫抖。雙城直線距離近八百公里,行至往貝爾格費登的上坡路,大地覆滿白雪,萬物蕭瑟,不見人影,當黑夜降臨,渾身溼透的他猶在野地裡苦尋寄宿之所。

荷索在雪地裡踽踽獨行,多麼像是一則隱喻。

德國電影曾因二戰而中斷,荷索形容,他們這羣新生代電影導演,是沒有父親的一代,宛若孤兒。而艾斯娜恰好爲他們在歷史和文化史上搭建起了橋樑,因之荷索對她感激備至。一回,荷索受到譏諷,絕望地來到艾斯娜面前,她不假辭色:「聽着!電影藝術史不允許你們這些年輕德國導演放棄!」這句話猶如棒喝,或許也曾迴響在楊德昌耳畔,所以他朗讀《冰雪紀行》。艾斯娜之於荷索,某種程度上,就像荷索之於楊德昌。

1995年,楊德昌終於在舊金山影展上見到了荷索本人,他盼這一天盼了好久。會面後,他隨即去信荷索表達感謝之情:「與您相見無疑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我誠摯希望,我的電影能對新世代影人有所啓發,如同您的作品給予我的啓示。您的電影不僅帶給我新的希望、視角、勇氣和信心,讓我在人生最失意的時候投入電影事業,而且還持續了二十多年。此次與您見面交談的時刻將讓我永生難忘。」

許多年後,當荷索被問及對臺灣的印象時,他是這麼說的:「我從未到過臺灣,但Edward Yang多次盛情邀約我,他是一位非常喜歡我的電影的導演,他走上電影這條路,就是因爲他很愛我的電影⋯⋯」

②手冢治虫——生命的啓示

如果說楊德昌自荷索身上獲得最大的啓迪是秉持創作的獨立性,以及剛毅又熱切的態度,那麼他心目中另一模範(role model)手冢治虫教會他的,即是對人性光輝的肯定。

自楊德昌有記憶以來便喜讀手冢治虫的漫畫,卻遲至他二十歲左右才識得這名字。他兒時看的是盜印漫畫,作者慘遭偷天換日,填上各式冒牌中文假名。儘管如此,敏銳的他仍篤定這些動人的故事、獨一無二的創意內容,乃出自同一人之手。

深深吸引這位男孩目光,以致童稚心靈滿溢感動的主因是,這些漫畫充滿了人道精神,以及對人世真誠的關心。他甚至藉着手冢治虫的漫畫,看穿美國好萊塢電影善惡二元對立的悖論。不過對他更深遠的影響是,手冢通過藝術的力量,無意間削弱了楊德昌父母輩乃至他這一輩對日人的排斥心理,他因而意識到人類是平等、共通的,彼此的交流得以超越種族和國界。

楊德昌繪製自畫像作爲其公司工作證,約於2001年。 圖/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大峽谷》、《沙漠之鼠》在楊德昌幼年曾帶來深切安慰,成年後他看了手冢治虫於人生低潮時期創作的《怪醫黑傑克》,手冢藉此角色發抒心中不滿,對社會大加批判,楊德昌形容,這部漫畫中對醫學界荒謬現象的挖苦、謾罵及控訴,雖尖銳,卻不失寬厚的幽默感。乍看,真以爲是楊德昌對個人1990年代電影作品《獨立時代》、《麻將》的自評。

楊德昌的電影,表面看去,像事物的暗面,冷而疏離,但這一切只更加襯托出他對人性光明面所寄予的無限期待。楊德昌曾直陳手冢治虫漫畫對他的遠大影響:「這些對人性的肯定與人性光輝的信心,直到今天仍舊深植於我的心中,在我自己的創作生涯之中,我非常慶幸能一直肯定地把握着手冢先生的這一個啓示。」

1993年,楊德昌將個人電影公司(原名:「楊德昌電影公司」)更名爲「原子電影」,不知是否源自手冢治虫首部長篇連載作品《原子小金剛》。他喜歡將熱愛之物鑲嵌到電影裡,像是《一一》裡頭,洋洋房內那一隻原子小金剛公仔、作爲配樂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就連片頭的婚禮場景,也挑在貝聿銘參與設計之作路思義教堂所在地東海大學。

③音樂——故事的起伏

楊德昌喜歡音樂,有跡可循。他的首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知名鋼琴家青青(胡茵夢飾)早年因婚事受阻,對愛情絕望,遠赴異鄉進修音樂,返臺後雖受矚目,仍難掩內心的空寂蒼白。佳莉(張艾嘉飾)的父親是一名小市鎮的醫生,家中唱盤上播放的,是楊德昌role model之一貝多芬的曲子。到了爲他贏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也是他生前最後一部長片《一一》,這些元素又再度迴歸。這回,他攜手鋼琴家妻子彭鍇立,爲這部電影打造配樂。

楊德昌自小愛聽音樂,其實是受父親影響所致,他父親常放古典音樂給他和哥哥聽。兒時母親曾送他和妹妹去學鋼琴,他同鋼琴老師似是不對盤,便未再學。《一一》裡頭,NJ談及初次學琴,被鋼琴老師拒絕,即是移植自楊德昌童年的經驗。考取建中高中部後,自高一開始參加樂隊,由軍樂隊進行曲而涉獵歌劇《阿伊達》,開始領略古典音樂之美。他有感而發:「音樂起伏所傳達的快樂、悲哀、傷感、衝動、節奏、結構、組織,對我日後編劇啓示良多。」

彭鍇立說,楊德昌的音樂品味極好,貝多芬是兩人皆偏愛的作曲家。《一一》片頭,即改編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第四樂章 《歡樂頌》,其歌詞取自德國詩人席勒於1785年創作之詩歌,唱道:「四海之內皆成兄弟」「在這美麗大地上/普世衆生共歡樂」,這豈不是跟手冢治虫帶給楊德昌的信念如出一轍嗎?另一首貝多芬第14號鋼琴奏鳴曲《月光奏鳴曲》(Sonata in C-sharp Minor, Op.27, No.2, “Moonlight”),則是藉以烘托NJ與初戀情人之間的曲折情意。

片中,婷婷偕心儀的男孩胖子去聽一場音樂會,臺上拉大提琴的是彭鍇立,後方着一身筆挺黑西裝彈琴的則是楊德昌,演奏曲目是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Cello Sonata No.1 in F-Major, Op 5-1)。當然,楊德昌本人不擅彈琴,我們在片中聽到的是事前錄音版本,由彭鍇立親自彈奏。

楊德昌也熱愛歌劇,歌劇女伶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蕾娜塔.提芭蒂(Renata Tebaldi)皆是他心頭好,他與妻子亦鍾情義大利歌劇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④科技——相信創意和技術

楊德昌其實是工學院出身的。儘管自小即嶄露說故事的天賦,瘋狂着迷於畫漫畫、編漫畫(從而打下日後堅實的編劇基礎),亦習書法,升學時卻爲了不忤逆父親,選擇當一箇中國傳統禮教下認可的「好兒子」。

1965年,他考取交通大學控制工程學系,1970年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攻讀電子工程碩士,畢業後曾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附屬單位就職,替美國海軍做研究工作。當年他返臺未久執導由張艾嘉策劃之臺視電視單元劇《十一個女人》其中一部《浮萍》,工作照即見他穿着印有Washington University字樣的T恤。雖說他自幼傾向藝術,但絕不能就此斷定他在電子工程領域找不着樂趣。實則他是一個感性與理性皆極強大之人。

2001年,楊導接受《數位時代/Business Next》雜誌採訪,由陳炳勳攝影師拍下此照。 圖/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在一篇題爲〈新的書寫方式〉的文章中,楊德昌憶及三十年前他在佛羅里達大學做研究的創舉。他未選擇當時熱門的硬體題目,如集成電路、操作系統,而專攻軟體開發。他的研究題目——如何使用電腦處理中文文字內容——幾乎尚未受到世人關注。那是一個打字機仍不支援中文功能、電腦主記憶體只有4K的年代。

晚上他一個人在實驗室裡埋頭研究,內心卻拉鋸着,他憂心,萬一他研發的這套輸入系統有機會被實際應用,電腦輸入法躍升成爲主流,那麼書法藝術恐將永遠消失。他的雙腳,一隻踩着舊時的溫厚土壤,另一隻卻站在新時代的浪尖上。

最終他以這項研究順利取得碩士學位,但中文輸入法的普及要到二十多年後才真正實現。楊德昌說過:「未知」就是「創作」的原始動力。無論是年少時鑽研輸入法,或是日後投入電影,乃至創立動畫電影公司、成立動畫網站,他都大膽擁抱未知,積極探索新的書寫方式。有一張照片,他倚着一臺舊式電腦,發自內心真誠的笑,像是他的宣言。

「對新時代的作者來說,新科技到底帶來了什麼?它讓我們有了更大的書寫自由⋯⋯」楊德昌無疑是一個科技樂觀主義者,相信創意和技術並肩作戰,有助開創前所未有的事物。如今AI狂潮來襲,如果楊德昌還在,是不是也會像當年在實驗室那般,既興奮又掙扎呢?

⑤Edward Yang Red——對世界的熱情

我們可以大膽推測,紅色是楊德昌的本色。不過這顯然不容易從他的電影裡看出端倪。思及楊德昌的作品,或許會聯想到炭灰、黯黑,清冷的色調無邊無際罩下來。你可能還會記得,他偏好讓女主角披上一襲潔白無瑕的洋裝,純真的聯想呼之欲出。楊德昌電影裡最顯著的紅,非《一一》莫屬。婷婷和母親出席婚禮,母女倆的服裝,絳紅與翠綠,並排一起對比尤其強烈。婚宴假圓山大飯店舉行,映入眼簾的紅毯、紅柱,一把將觀衆抓入喜慶的氛圍。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工作照。 圖/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私下的楊德昌,酷愛紅色。他在片場經常戴着一頂San Francisco 49ers紅色棒球帽,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一一》,前後足足十年,這頂棒球帽跟他形影不離。《牯嶺街》拍攝現場,除了棒球帽,他還會穿上印有Haagen-Dazs的大紅T恤,搭配同色領巾。他也穿紅色的挺版襯衫、毛呢襯衫外套,寄發給親友的訃聞上,他身穿一件紅色毛衣,瞇着眼的招牌笑容,彷彿他只是一個調皮的孩子去了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遠行。

他當然是屬於紅色的,他有一顆最熾熱的心,對電影、對世界,永遠懷抱熱烈的樂趣。

◎責任編輯:胡士恩、林亞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