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保法修正真成治安維持的殺手嗎？
立法院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保法），以來杜絕濫權監聽之情事，惟此舉卻引來檢警機關之反彈，認爲此次修法將嚴重阻礙犯罪偵查，並要求行政院提出覆議。惟須思考的是，此次修法果真成爲偵查機關的緊箍咒？
從九月政爭裡觀察，特偵組藉由一個特他字第61號案，不斷擴線監聽，其範疇已非僅是本案的被告，而是全面性搜刮所有與之通話者的通訊隱私。尤其是因此所衍生的諸多他案，特偵的擴線監聽雖有向法院聲請監聽票，惟因皆掛於特他字第61號之下，致須由同一法官爲核發。故若在開出前面幾張監聽票時，法官未能嚴格審查，特偵組必食髓知味，繼續向法官聲請擴線，這就難防止一票吃到飽的情事發生。
爲了防止此等弊端，此次通保法修正的首要對象，即是確立一被告、一監聽票之原則，惟若法官覈准監聽票仍動輒爲八成以上之比例，則如此的一人一票原則，不過是帶來偵查機關聲請程序的繁複，致難生抑制濫權的效果。更可能的問題是，於此次修法中，並未考量在法院設審查與核發監聽票之專庭，這就會出現相牽連案件，卻因由不同法官審查，致造成的標準不一之對待。此亦會衍生出一個更大問題，即檢警調機關若爲方便性之考量，是否會試圖找尋核發監聽票較爲寬鬆的法官爲長期合作對象，就成爲未來最值得關注的事項。
而此次通保法的修正裡，亦增訂所謂「黃世銘」條款，即針對他案所取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及將監聽資料爲目的外使用可處三年以下的刑事處罰明文，以防止監聽成爲政治偵防之工具。只是針對得爲監聽的案件範疇，於此次修法並未見減縮，尤其是關於違反選罷法、漁會法與農會法等輕罪仍列其中，實已違反監聽須以重罪之原則，更因此等涉案者多爲政治人物之故，監聽仍有隨時淪爲政爭手段之危機。
更受爭議者，則是關於通聯紀錄的調取，由於目前犯罪偵查機關調取此等紀錄，其所依規範竟只是電信總局所制訂的「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不僅缺乏法定性，更無庸任何理由，亦非由法官所決定，致備受批評。故在此次通保法修正裡，即針對此種無通話內容的電信記錄，除非是屬十年以上之罪可由檢察官爲調取，否則，就僅限於三年以上的犯罪，纔可向法官聲請令狀來調閱。此以法定刑高低來決定是否由法官審查之規定，其道理何在，實讓人摸不着頭緒。更糟的是，通保法所規範的監聽對象，最主要爲刑事犯罪者，則非關犯罪偵查目的，如失蹤人口的找尋，就不適用通保法，致仍得沿襲現有的方式來調取通聯紀錄，這就很難保證執法機關，不會以此等理由來規避通保法的嚴苛規定。
總之，此次通保法的修正，不過是政治妥協的結果，能帶來多少抑止濫權之效果，實難得知。但讓人驚訝的是，對監聽限制如此小幅度的修正，仍被偵查機關認爲是治安維持的一大障礙，顯見我國的人權與法治觀念，於執法者心中竟是如此的薄弱。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