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研究》關於重塑兩岸經貿關係的若干思考（殷存毅）

面對挑戰和變革，既有「三駕馬車」不足以推動兩岸經貿繼續發展，兩岸經貿需要轉換新動能，以結構性的變化來爲兩岸經貿關係注入新時代的活力。（示意圖/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引言

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兩岸經貿交流互動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其重要影響因素猶如「三駕馬車」：1.冷戰的結束，和平發展成爲時代潮流，中國改革開放，由此兩岸逐漸衝破了相互的隔絕，兩岸經貿的互補性得以「兌現」，各種經貿要素資源的互通交流得以實現；2.幸逢IT技術產業時代的興起。自1980年代PC的問世以後，黑莓手機、智慧手機、互聯網等產生和運用普及，不僅給電子領域技術和產業帶來了革命性的進步，也形成了兩岸以電子技術和產業爲主的經貿交流與合作；3.經濟全球化。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和IT向ICT技術和產業的演進，爲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和生產分工的全球化提供了支援和保障，建構了以美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貿易全球化分工體系，其中國際跨國公司的「生產外包」形成一種「訂單機制」，極大地推動了兩岸投資和貿易迅速增長。在這「三駕馬車」的牽引下，兩岸經貿關係逐漸形成了以「臺商資本、技術和訂單+大陸工作力、土地、能源及服務」的要素資源互補與合作關係，其特點是：以加工製造產業爲主，臺商大陸投資拉動貿易，出口訂單牽引和臺企集羣協力。

然而，經貿環境是一種動態演變的狀態，進入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地緣政治格局的鉅變給「和平與發展」造成了非常不確定的預期，使得經濟全球化遭受重創，數位經濟時代和AI產業技術革命的出現，對既有的生產經營模式產生了結構性的挑戰，尤其是在當前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之下，AI技術與產業發展被「政治干預」，即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試圖以意識形態來劃分或建構新技術的產業聯盟。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經濟和產業的崛起也正在改變兩岸經貿發展的主導因素。顯然，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的「三駕馬車」已經「拋錨」，其深刻影響不僅是導致目前投資和貿易增長下降或減緩，更爲重要的是帶來結構性挑戰和變革的需求。面對挑戰和變革，既有「三駕馬車」不足以推動兩岸經貿繼續發展，兩岸經貿需要轉換新動能，以結構性的變化來爲兩岸經貿關係注入新時代的活力。爲此，本文圍繞着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相關因素，以及兩岸經貿關係的重塑進行分析論述。

一、此消彼長的發展正在改變兩岸經貿的主導因素

兩岸經貿具有規模的發展始於1990年代初期，雙方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反映在宏觀經濟層面主要是兩岸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1990年代初期的大陸具備了典型的後發國家一切特徵，即人均GDP遠遠低於臺灣，工業化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民生工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準都不夠現代化，人口和土地要素資源供給充沛、市場規模潛力巨大。 另一方面，臺灣在1980年代以後，社會資本充沛、島內生產經營成本和匯率大幅上升，製造業轉型升級需要生產空間的拓展以提升競爭力，加之1990年代以後的全球化浪潮中的「訂單助推」，臺資企業形成「西進浪潮」，大多數臺灣製造行業都前來大陸投資發展，充分展現了兩岸經貿的互補互惠特性。然而，時間是改變現狀的機制，隨着大陸在2010年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此消彼長的變化使兩岸經貿的互補性也悄然發生了改變。

由於大陸與臺灣地區的經濟規模極不對稱，宏觀經濟主要指標的比較有一定意義，但對辨識大陸經濟崛起對兩岸經貿的影響不夠具體，因而從產業層面來分析較具針對性。縱觀臺灣經濟戰後的發展歷程，加工製造業是其經濟或產業「脊樑」，從當年支撐經濟起飛的「加工出口工業園區」到現今所謂的「護島神山」，無一不與訂單代工生產的加工製造業有關。自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前來大陸投資且遍及大陸主要地區的臺商也多是訂單生產的加工製造業。

而對於大陸而言，製造業的競爭優勢是大國競爭的根基，是承載綜合國力的基石。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以來，中國大陸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避免了過早「去工業化」，並不斷深化產業升級演化和動態發展，使得中國的工業化與世界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去工業化」形成了巨大反差，實現了製造業規模和生產體系全面的發展成就。 首先，生產規模居世界第一。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26.9萬億元，佔當年全球製造業總增加值的28.1%，按不變價計算增長約971倍，年均增長11%。2010年以來穩居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地位，以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所走過的工業化歷程（胡鞍鋼，2017）。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中國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中國製造」的產品出現在世界每個角落，也帶動了中國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其次，產業門類環節完整。 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馮根福、王玨帥、鄭明波，2020），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相容幷包了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各類製造產業，從醫用口罩到呼吸機再到航太火箭，無一不能生產製造。製造業是大陸綜合國力的戰略性優質資產，對於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不可或缺。

隨着中國大陸經濟和產業的崛起，兩岸在產業上的互補性和兩岸經貿的主導性均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變化。首先，要素資源互補性發生了變化。就兩岸之間而言，從資本供給、技術引領和市場開拓能力言，臺灣廠商在大多數產業或產品領域不再具有「壟斷」優勢，大陸也不再是資本短缺、技術全面落後和要素資源（尤其是工作力和土地）成本低廉的時代了，其中有兩個標誌性的重要節點。 其一是，根據2007年全國人大第十屆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起大陸開始進行「兩稅合一」的稅制改革，即取消了對外資（包括港臺澳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從之前的15%提升爲25%，與內資企業一視同仁。 其二是，201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明確規定所有企業必須爲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大幅提高了社保徵管力度，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保險金是「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僱傭單位必須分別按員工工作報酬的20%和10%繳納這兩類保險金。這兩個重要法律的實施無疑表明，隨着大陸社會經濟發展和法制的完善，大陸的企業經營成本在不斷提升。另一方面，隨着大陸中央政府加強對土地資源使用的精準管控，建設用地價格提升的同時，獲取建設用地的審批門檻也不斷提高，亦即對用地單位面積投資額度或獲利率的要求都大幅提高。顯然，面對大陸的快速發展變化，以加工製造爲主的臺資企業在經營成本方面不再擁有過往的優勢，亦即競爭力受到很大挑戰，這勢必會導致轉移、轉型和升級的壓力或需求。

其次，出現了產業競爭與合作的博弈。大陸在過往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中逐漸形成了門類齊全的生產設計和製造體系，這就意味着與臺灣製造業有部分高度重合，雖然在某些領域可能存在製程技術和管理能力的差異或差距，但整體上是出現了不可諱言的競爭性一面。（兩岸產業重合或同構主要在於家電、塑膠、食品等傳統產業，以及電子資訊產業產業鏈的下游部分。臺灣媒體曾渲染的所謂「紅色供應鏈」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避免競爭尤其是惡性競爭的路徑依賴是，通過企業間的股權交易、或生產流程上分工合作，形成相互依賴的產業鏈分工或供應鏈合作，但在兩岸關係的政治現實以及臺灣企業主流的代工生產模式背景下，政治的、市場的和產業技術的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使得兩岸產業的分工合作成爲一個常說常新的問題，這也使得臺灣企業在大陸的內銷轉型非常困難。

再次，兩岸經貿中大陸的主導性顯著增強。 隨着大陸經濟和產業的崛起，經營環境相應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要素資源價格上升和和競爭力度加強等影響下，大多數臺商企業本能的反應大致是：1. 保守的轉移。 即主要靠改變投資地來維持成本優勢，做一種經營模式「異地複製」性的再投資。 如向大陸中西部地區或東南亞國家的部分轉移投資。 2. 消極的轉變。 因二代不願接班，後繼乏力，被迫減產、關廠或出讓而另謀出路，主要反映在一些中小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 基於這樣一種狀況，體諒到臺商企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相繼出臺了很多協助性政策，例如，協助臺商企業在大陸上市融資，給予臺商企業及其臺籍幹部更多的同等待遇，積極地說明臺商企業與大陸企業及研究部門建立合作關係，等等。 在大陸各級政府的政策大力支援下，臺商企業也有一些積極作爲，從市場定位、技術提升、生產組織網路的調整以及資金獲取等方面尋求路徑轉換，分別體現爲如下幾種類型：

獲取技術型。一些電子資訊產業上游或巨型規模企業，爲了提升產業鏈位階，通過併購或兼併等資本運作方式，切入上游有更高技術的外國企業以獲取技術，典型的如富士康之於日本夏普等。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與大陸企業或研究機構合作研發，其中工藝性技術合作較多。

拓展內需型。2008年以後，大陸的發展規劃宣導以擴大內需來克服金融危機的衝擊，臺資企業視之爲轉型契機，例如，東莞的一批傳統產業的中小企業「抱團取暖」，在當地政府支援下，設立「大麥客商場」和「臺企產品博覽聚會」等，以此爲銷售臺商企業產品的平臺，開拓大陸內需市場。

組織網路調整型。爲因應經營成本上升和拓展內需市場之需，部分臺商企業開始調整生產組織網路，納入在地企業爲協力廠商，培育了一批「臺資系的本土企業」，這種情況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傳統產業或電子產業都有。這類調整的實質上是臺商企業從「代工者」轉爲「發包商」（準國際買主）。

推動上市型。爲了獲得轉型升級的資金支援，以及深化與大陸的合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支持和協助下，部分臺資企業開始在大陸資本市場申請上市。據統計，截止2023年在大陸股市上市臺商企業累計達62家。這類轉變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表現的較爲突出，崑山市還爲此專門成立了臺資上市企業聯盟。

上述四種類型大致涵蓋了過去一段時期大陸臺商企業轉型升級的內涵，當然每一類之間並不均衡，呈現兩頭小和中間大的特點，亦即主流的還是第2、3類，這表明面爲了應因大陸經營環境的變化，臺資企業開始了以大陸內需爲市場和與大陸企業深入合作的轉變，這意味着大陸的內需市場、資本和生產技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動能。換言之，隨着大陸製造業規模的擴大和競爭力的提升，臺商企業自成一體的存在空間難免受到競爭性擠壓，大陸以內迴圈爲主的發展導向作爲兩岸經貿中新興主導因素的出現，無疑將對兩岸經貿產生機制性的影響或改變，亦即臺商僅靠外銷訂單在大陸生存發展難度大增，需要在大陸拓展新的發展領域、創新發展模式和積蓄新的發展能力，與大陸發展大局相向而行，與大陸產業融和發展，才能適應大陸的發展變化趨勢，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不斷分享大陸的發展紅利。這就是兩岸經貿面臨的轉型升級。

二、地緣政治變化阻礙了兩岸經貿的轉型升級

兩岸經貿的轉型升級還有賴於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除了經濟層面存在互補性外，兩岸經貿得以在過往三十餘年過程中迅速發展，一個具有戰略意義支撐點就是國際大環境的正向作用，亦即基於中美關係正常化與和平與發展大趨勢，它使得兩岸本來就存在的經濟互補性得以「變現」，與此同時，和平與發展催生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爲兩岸經貿要素資源的交流合作建構了路徑依賴（所謂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和海外銷售的連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大陸、臺商和國際跨國公司三者良性互動形成猶如幾何學原理中的三角穩定性，兩岸經貿就是建構在這樣一種「三角穩定性」基礎上發展壯大的，顯然，這種「三角穩定性」有賴於國際政治和諧和經貿景氣。令人遺憾的是，自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和科技戰，以及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全面圍堵和打壓，不斷侵犯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爲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這一切使國際經濟貿易秩序的穩定性受到極大衝擊或破壞。必須看到的是，不同於以往的貿易摩擦或衝突，當下美國把中國視爲是全領域和全球範圍的戰略競爭者，因此中美兩國在經濟、技術、貿易、安全、國際秩序等方面存在競爭與衝突。這種前所未有競爭與衝突力度巨大且影響廣泛，深刻改變了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必然破壞了兩岸經貿的穩定性架構，其破壞性分爲直接破壞和衍生破壞兩類。

直接破壞具體反映在由關稅、非關稅壁壘和技術封鎖的負面影響。衆所周知，自特朗普時期以來，美國爲了保護美國製造業競爭力，橫蠻無理地對中國出口產品大量增加關稅，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平均被提升了25-30%的關稅，並還施以一系列非關稅壁壘的做法，此後美國和西方都繼而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關稅提升，如美國和歐盟國家近來對中國的電動車大幅提升關稅。與此同時，美國爲進一步遏制中國的崛起，試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拉大中美差距，削弱世界對中國發展尤其是在高技術產業領域發展的預期，因而在高技術及產品方面加大了對中國的封鎖，例如美國通過所謂「晶元法案」，組建「晶元四方」（美、日、韓和中國臺灣）聯盟機制等，旨在遏制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產業的高階發展。

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對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具有「長臂管轄」效應，這就極大化地破壞了中國的國際經濟和貿易交流與合作的穩定環境，產生出一系列的經貿摩擦和動盪。具體就兩岸經貿而言，首當其衝的是，國際跨國公司以「訂單機制」迫使臺商企業轉移產能，近幾年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東南亞的臺商逐漸增加，據筆者到臺商較爲集聚地區的實地調研瞭解到，臺企產能目前已轉移約三分之一左右，除非臺商徹底改變代工生產模式，否則這種轉移就具有不以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剛性。

另一方面，面對美國及西方國家的無理打壓和利益侵犯，中國大陸也不得不採取一些反制措施，包括對臺獨分裂勢力的反擊措施。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物理學原理，使得整個國際經貿和兩岸經貿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摩擦及不確定性情景之中，在此背景下兩岸投資和貿易的數量在呈下降或減緩趨勢，增長前景令人堪憂。據有關數據統計，自2021年以來，臺商在大陸投資、臺灣對大陸出口貿易增長都持續下降。2024年1-5月，臺灣對大陸（含香港）出口573.75億美元，佔比30.99%；對外全部投資額146.44億美元，其中對大陸12.71億美元，佔比僅8.68%，貿易或投資增長都是歷年同期最低，更具深遠影響的是，出口和投資大陸的佔比也顯著下降，這會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兩岸經貿模式產生動搖甚至是某種解構。

從以上問題衍生的問題是，兩岸經貿作爲經濟全球化中供應鏈重要平臺的地位受到極大衝擊和挑戰。爲了遏制中國大陸的發展，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針對性極強地提出經濟或產業的所謂「去風險化」（de-risks），通過所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或「N+1」（亦即中國不能成爲唯一的供應商）等策略，試圖弱化中國大陸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和影響，建構排斥中國大陸的供應鏈聯盟，而臺灣民進黨當局對此積極附和，利用一切政策工具和手段拉攏「臺資迴流」和推動臺商「新南向」，不遺餘力地解構臺灣經濟與大陸經濟和產業的密切關聯。

另一方面，在半導體和AI等新興高新科創產業領域，美國又打又拉加之臺灣民進黨當局的從中協助，迫使臺灣一些高新科創企業不得不「選邊」，以犧牲在大陸的經濟利益來回避美國及臺灣民進黨當局的打壓。臺商高新技術科創產業「選邊站」的一個嚴重後果是，會逐漸使兩岸經貿關係出現「二元格局」狀況，即臺灣主流高新技術產業與一般性產業在空間佈局和發展機制上相互區隔：高新技術科創產業猶如「中心產業」，對大陸有嚴格的技術隔絕和投資限制，其發展機制在臺灣及其與西方國家經濟與非經濟聯接；一般產業則是「邊緣產業」，相對大量集聚於大陸依賴兩岸關係固有機制而生存發展，併爲「中心產業」提供零部件生產或應用「中心產業」的資本財或技術資源，形成一種非常類似「中心—周邊」理論中的「中心—邊緣」二元格局。由此，將有可能導致面對新一輪科技技術和產業革命，兩岸產業發展失去交集和互助合作的可能，使在大陸的臺商臺企轉型升級動能不足。

另一方面，爲了面對挑戰和發展需求，大陸必然會建構獨立自主的高新科創技術和產業體系，以及基於內迴圈邏輯的發展路徑或模式，如果臺灣主流產業與大陸有所隔絕的話，臺灣經濟及大多數臺商就難免失去分享大陸高品質發展新時代的機遇和能力，這極大的不利於兩岸人民的福祉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從中美關係及國際風雲變幻的現狀展望未來，尤其在經濟和科技的面向難以令人有樂觀的預期。顯然，兩岸經貿中國際因素這個重要支點已經「跛腳」，兩岸經貿轉型升級所需的國際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路徑依賴的問題，意味着需要從路徑依賴問題重新思考兩岸經貿的發展。

三、數位經濟時代的興起將重塑兩岸經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從傳統社會轉變爲現代化社會就一直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追求，亦即政治上建構獨立自主的政體和國體，經濟上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就被稱之爲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是東亞地區經濟體，即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從時間序列和特點言，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基本上是以歐美商品貿易市場和技術來源爲依託，以政府的產業政策爲推手，與西方發達國家差序明顯的產業分工，相繼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並進入了發達經濟體行列，這在發展型國家理論中被歸納總結爲「東亞模式」，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即利用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要素資源的比較優勢，以及要素資源集聚使用能力的制度優勢，通過「三來一補」的加工製造開啓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化進程，並以此嵌入了國際產業鏈的分工體系。與此同時，在經濟社會不斷進步的驅動下，通過持續不斷地產業政策引導或規範，從簡單加工裝配製造逐漸向複雜加工製造升級，形成了動態比較利益的產業及技術的演進。

「東亞模式」在產業上的特點是出口加工製造爲導向，它的演進是從OEM—ODM的代工高級化演進，從而基本被鎖定在製造「工匠」的產業「階級」範疇內，不論是臺灣的「神山」級產業或企業無不充分顯現出這種產業「階級地位」，關鍵技術和市場的自主性相對較弱。中國大陸的產業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鎖定」，產業規模大但技術自主能力不夠強大，甚至在一些領域存在嚴重的關鍵技術依賴。「東亞模式」作爲一種不發達經濟體發展起步的路徑依賴，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理論的合理性，但這個模式的歷史侷限性同樣非常清楚，首先，它假設存在一個恆定的全球分工秩序和地緣政治和平條件；其次，它會使發展型經濟體被鎖定在中低端的「工匠」分工地位，無法躋身產業發展的頂端。對此，中國大陸學界曾頗有洞見地提出過警惕「比較利益陷阱」的呼聲。

近十餘年來，中國總體經濟的崛起、數位經濟時代的到來和世界百年未遇大變局，從經濟、技術和政治等方面，改變了中國大陸對現代化發展的認知和追求。從某種程度上言，基於「東亞模式」追求的是一種追趕型經濟的現代化，可以說是東亞經濟體現代化的1.0版本，從追趕型向領先型經濟的轉變，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2.0版本。爲此，怎樣利用數位技術帶來的歷史新機遇，通過創新型產業發展實現向領先型經濟轉變，就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根據國際上較具共識的定義，「數位經濟是指以使用數位化的知識和資訊作爲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資訊網路作爲重要載體、以資訊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爲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概括而言，數位經濟包括數位的產業化和產業的數位化兩個層面，它對經濟發展的結構和動能正在產生劃時代意義的深刻影響。數位經濟表現形態主要爲平臺經濟、分享經濟，數字賦能傳統產業等，以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慧爲代表的新一代資訊技術爲技術基礎，其中資料是核心要素資源，不論是數字產業化或產業數位化（數位賦能），都離不開資料的收集、傳輸、處理和運用，這同時也是一個把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和商業化的複雜過程，需要基礎設施服務的支援，猶如傳統經濟需要由交通、通訊、能源和物流等構成的基礎設施服務支援一樣，數位經濟也需要資源整合、資訊聯通和創新引領的基礎設施服務。數位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水準將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在數位經濟時代的競爭力及國家影響能力，是極具戰略性的國家能力建設。

爲此，2018年12月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以來，大陸在多次重要會議和文件中提到要「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2023年在「數字中國建設整體佈局規劃」中，再次提出要「夯實數字中國建設基礎。打通數字基礎設施大動脈」。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相關規定：新型基礎設施是指以資訊網路爲基礎，以技術創新爲驅動，提供數位轉型、智慧升級、融合創新等方面的基礎性、公共性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主要包括3個方面內容：資訊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既有工業經濟是由規模經濟驅動的，而數位經濟的驅動力量是網路經濟。因此，有專家指出「網路效應」是數位產業的典型特徵。所謂網路效應，即網路使用者擁有量多寡決定了經濟效益高低，這就意味着人口數量和消費能力是決定網路經濟的基礎，亦即應用場景的大小決定數位經濟或產業的發展能力和水準。中國大陸14億的人口規模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對於發展數位經濟就是一種「先天的優勢」，具體體現爲：

網路基礎全球領先。近十年以來，中國大陸資訊化和工業化融合逐漸加深，互聯網、物聯網、大資料等基礎性建設加快。據有關統計資料，截止2023年7月，中國大陸互聯網寬頻接入埠數量達11.1億個，5G基站達305萬個，實現了縣縣通5G，5G行動電話用戶達6.95億戶，佔比超四成。工業互聯網形成的產業規模突破萬億，數位平臺、工業智慧等新興領域年均增速約33%，超過總體年均增長13%許多。

擁有巨大的資料基礎和應用場景。5G、物聯網、大資料、AI等數位資訊技術的應用，需要規模化的資料基礎和應用場景。大陸方興未艾的新型城鎮化爲數位技術的廣泛應用提供了堅實的應用場景支撐。據統計，大陸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目前65%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中國城鎮化發展還有很大空間，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羣或都市圈。按80%的城市化率計，中國未來還約有2億多人新增爲城鎮人口。與此同時，城鎮空間的急劇擴張對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通訊運用服務等數位基礎設施需求也會大幅擴張。中國在數位經濟中的發展規模及潛力是無人可比擬的。

臺灣的既有產業背景或基礎與數位經濟關聯非常密切，形成了半導體、電子資訊、石化、精密機械的主導產業結構，與AI和EV等的世界產業發展潮流是吻合的。臺灣在高端半導體、被動元件、印刷電路板等零元件擁有較好的製造能力，在上游高階材料及精密機械也有一定發展，電子業廠家正在往電動車，綠能，航太及醫療器材佈局發展和拓展市場。當然，臺灣的「先天性劣勢」也很明顯，由於人口規模及市場規模狹小，以及代工生產的「產業基因」，雖然目前在晶片生產製程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但在數位經濟產業鏈中基本屬於「工匠」地位。

如果把AI產業鏈比喻爲一座金字塔，頂端是OpenAI等應用開發商、接下來是AWS等雲端服務商、再下來Nvidia等AI運算解決方案商，底座的纔是包括臺積電和韓國三星的高效能運算晶片製造供應商，亦即臺灣在AI產業鏈的下游有一片天地，但在中上游產業短板明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數位科技創新技術的開發和運用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且投資風險較大，而臺灣的創投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據有關資料顯示，2000年臺灣創投佔GDP比重0.30%，至2021年則爲0.12%，低於新加坡（3.7%）、韓國（0.43%）和日本（0.13%），遠低於中國大陸0.74%。總而言之，受應用場景規模侷限的制約，臺灣在數位經濟領域只能擁有某些單項能力而非全面能力，難以成爲AI產業的引領者或開拓者。

相比較而言，兩岸在數位經濟領域具有很好的產業互補性。首先，對於臺灣經濟和科技產業發展而言，大陸是數位經濟技術時代的「新大陸」。大陸的突出優勢是在數位經濟全領域擁有研發、設計和生產製造的系統綜合能力，例如，擁有家電、電腦、通訊、手機、伺服器、綠能、航太、電動車等系統設計及生產製造能力，在全方位之精密機械和材料產業鏈有相當的自主能力, 並且在一些相關領域的技術和產品競爭力已處於世界領先，例如在光電、綠能、電動車生產研發製造已有絕對優勢，在人工智慧、大資料算力等方面的科創投入和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在此基礎上，與巨大的運用場景能量相結合，大陸在數位經濟時代處於領先者的地位，擁有厚實的基礎的發展基礎和很好的發展前景，可爲臺灣提供更爲廣泛的數位經濟技術資源和運用空間。

其次，兩岸在AI和EV等新型產業方面形成上中下游優勢互補。大陸有意願和能力爲臺灣電子及半導體產業發展克服「短板」提供新的機遇，例如大陸「新基建」提供的資訊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可以爲臺企轉型升級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服務，爲兩岸數位經濟技術共同發展提供創新平臺。另一方面，臺灣在半導體晶片等製造的優勢也有助於大陸提升和完善數位經濟的競爭力。因此，進一步加深兩岸的產業融合發展，臺灣產業才能在數位經濟時代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或紅利。

歷史總是有某些相似性，1980年代末開始的那個時代變革中，產業技術革命形成的IT時代結合特定的時代背景，型塑了國際經濟貿易的全球化，以及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的大發展。當今，在人類社會再度面臨大變局之時，數位經濟時代的到來以及AI產業技術革命的出現，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結合，仍將重塑國際經濟貿易秩序，也勢必重塑兩岸經貿的發展路徑。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次的重塑不再僅由美國西方國家所主導，中國大陸科技的發展實力和能力對國際經濟貿易秩序的重塑將產生深刻影響，無疑也將重塑兩岸經貿發展模式。

結語

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使「和平與發展」受到嚴峻挑戰，中國經濟和產業的崛起改變了美國西方在世界經濟中「一元獨霸」的局面，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給中國帶來了科技創新發展和「彎道超車」的歷史機遇。面臨這樣一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中國大陸堅定地以改變自己來迎接變化的世界，亦即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爲發展目標，以創建自主創新的科技和產業發展體系爲戰略支柱，以內迴圈爲主外迴圈爲輔爲發展路徑，這就是中國大陸當下的發展大局。這個發展大局必將影響和改變兩岸經貿的發展內容及形式，一個關鍵的變化是兩岸經貿動能的轉換，亦即大陸的發展大局將在兩岸經貿發展中發揮主導性作用。

因此，建構以市場經濟爲基礎、以數位技術爲動能和以產業融合發展爲路徑依賴的兩岸經貿高質量發展模式，這是兩岸經貿發展因應時代變化的歷史性選擇。這對於臺資企業而言，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貿易市場和生產場地的區位選擇，更是是否需要與大陸日益增強的科技產業體系融合發展的選擇，尊重大陸經濟和科技崛起的大勢所趨事實，尊重臺灣經濟發展和民生福利增進離不開大陸的客觀經濟規律，就難以迴避與大陸進一步深化經濟合作和產業融合發展的正確選擇。

（作者殷存毅爲清華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刊載於上海臺灣研究所倪永傑主編的《臺海研究》雜誌2024年第3期，授權中時新聞網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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