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生在中國的奧運冠軍，死在濰縣集中營
位於石家莊的華北烈士陵園裡，安葬着白求恩、柯棣華這樣的國際主義戰士，但很少有人知道，這裡還安葬着一位奧運冠軍。
距離石家莊500公里的濰坊，就在現濰坊二中的花園裡，也給這位奧運冠軍豎着一座紀念碑。碑是用淺紅色的馬爾島花崗石製作而成，這種石頭產自蘇格蘭。
紀念碑的上半部分用英文寫了一段生平，下面有一句中文寄語：
他們應可振翅高飛，如展翼的雄鷹；他們應可競跑向前，永遠不言疲累。
這句話出自《聖經·以賽亞書》，可以有很多種理解，比如，它像是長眠於地下的這位奧運冠軍給中國人民的激勵和祝福。
1
1902年1月16日凌晨，天津法租界馬大夫醫院，蘇格蘭傳教士詹姆斯-利德爾和護士瑪麗-利德爾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夫婦二人給孩子取名埃裡克，併入鄉隨俗的起了一箇中國名字——李愛銳。
埃裡克-利德爾（以下簡稱利德爾）的童年是在天津度過的，但他對中國的記憶只剩下黃包車伕：每天在自家門口，總能看到那些拉着車飛奔而過的車伕，在小利德爾眼裡，他們跑得是真快，眨個眼就拐彎不見了。
利德爾6歲隨哥哥回到英國，在倫敦東南部的伊爾撒姆學院上學。他慢慢發現，原來自己可以跑得比黃包車伕還要快。
13歲那年，利德爾第一次在校運動會上奪冠，3年之後，他在100碼（91.44米）的比賽中跑出10.2秒，打破學校紀錄。
1918年，利德爾（二排正中）與伊爾撒姆學院橄欖球隊隊友們的合影
利德爾的運動天賦的確可觀，等到高中畢業時，他已經是學校板球隊和橄欖球隊的雙料隊長。考入愛丁堡大學自然科學系之後，利德爾需要在橄欖球和田徑之間做一個選擇。
大二那年，不滿20歲的利德爾入選蘇格蘭國家橄欖球隊，並參加了當時水平最高的五國錦標賽。他第一次代表國家亮相，就是在科隆布奧林匹克體育場，當時的利德爾還想象不到他會和這座球場結下怎樣的緣分。
眼看1924年巴黎奧運會就要來了，利德爾如果同時兼顧田徑和橄欖球，很可能都達不到頂尖水平，田徑教練湯姆-麥克徹的一番話改變了利德爾的人生軌跡。
麥克徹是個身材粗壯、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他甚至都不是專職田徑教練，大部分時間需要在愛丁堡一家印刷廠工作。
麥克徹第一次見利德爾的時候，幾乎把他身上的每一塊肌肉都捏了個遍。麥克徹的結論是：肌肉太緊了，必須用按摩來放鬆。麥克徹想借助按摩的機會爲利德爾指明方向。
“你得加緊訓練，埃裡克。我需要提高你的起跑反應速度，奧運會上的對手可比你周圍這些蘇格蘭小夥子難對付多了。”
“可是，教練，我們的橄欖球國家隊很有希望啊！他們說只要再加強一兩個位置，下一次五國賽冠軍說不定就是我們了。”
“橄欖球是15個人的運動，少了你一個，他們也許還能拿冠軍。跑步只需要一個人，最好的那個人，美國人一直在壟斷奧運會的百米金牌，現在你有機會打破這個壟斷，你要放棄這個機會嗎？對於你的祖國，一枚奧運會金牌肯定比一座橄欖球獎盃更重要。”
利德爾被說動了，他準備去參加100米的角逐，那的確是他最有望奪金的項目。
英國劇情片《烈火戰車》就是以利德爾爲原型
1924年年初，利德爾拿到奧運賽程，卻突然發現男子100米預賽是在週日進行，那是基督教的主日。工業革命之後，主日傳統已經基本上被那些需要養家餬口的基督徒們拋棄，可利德爾始終是傳教士的兒子，家庭的薰陶令他無比虔誠。對利德爾來說，主日就應該待在教堂，去賽場比賽是不可接受的。
利德爾最終放棄參賽，順帶還放棄了7天之後的4x100米接力。
這個決定在當時震驚了英國田徑界，就連大多數老百姓也感到不可理喻。當時在愛丁堡喬治廣場和利德爾住在同一棟宿舍樓的同學回憶道：
“這個決定引起了許多人，尤其是新聞界的激憤。他們當時來到宿舍門口，砰砰砰的大力錘門，要求見利德爾。人民高喊着‘他是祖國的叛徒’，那個樣子十分可怕。”
當然向利德爾施壓的還有更大的人物。英國代表團坎德肯勳爵在一次運動員訓話中說道：“應該把參加奧運會任何項目的比賽看成是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蘇格蘭人報》用民族主義的調門在一旁幫腔：“英國運動隊應該參加這一項目，這樣才能維護大不列顛的榮譽和聲望。”
對所有這些噪音，利德爾都只有簡單幹脆的回答：“別對我施壓。我已下定決心不在安息日比賽，沒什麼可說的。”
男子100米預賽當天，當四名隊友各自拿下小組第一晉級下一輪的時候，利德爾一個人前往香榭麗舍大街的蘇格蘭教堂參加彌撒。
2
冠軍
按照賽前的報名，利德爾接下來只能參加200米比賽，這顯然不是他的強項。
7月9日，利德爾拿到了200米銅牌，《蘇格蘭人報》寥寥數語報道了這條消息，隻字未提這是蘇格蘭人第一次在200米比賽中贏得獎牌。
利德爾的命運又一次出現轉折要感謝一位隊友：這位隊友在開賽前把400米的比賽資格讓給了利德爾，當然了，400米對於利德爾來說，更加不擅長。
法國當時的天氣也在出難題，由於酷熱難耐，早先參加男子越野賽的38名選手中只有15個撐到了終點，一路上總共12人中暑暈倒，救護車都差點不夠用。
400米半決賽中，利德爾以48.2秒的成績晉級，這已經是他個人的最好成績。但決賽中他要面對瑞士人約瑟夫-因巴赫和美國人霍拉肖-菲奇，這倆在之前先後打破了奧運紀錄。
賽前的抽籤似乎也對利德爾不利，他被分在最外道，這意味着他只能看到左邊緊挨着的對手，就是剛剛跑出47.8秒佳績的霍拉肖-菲奇。
可是接下來的這400米，利德爾如有神助：對手菲奇在他的余光中只存在了短短十幾秒，前200米，利德爾只用了22.2秒，接近終點前，菲奇曾試圖最後加速，但他驚恐的發現利德爾也在加速……
46.7秒！新的世界紀錄誕生了！這個紀錄直到12年後才被打破。
全場觀衆起立爲利德爾鼓掌，可是利德爾在比賽結束後卻急匆匆穿過草坪回了更衣室。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急着回旅館準備教會的發言稿。
接下來的那個禮拜天，是4x100米和4x400米兩項收官的決賽，英國隊分別拿到銀牌和銅牌。利德爾當然沒有去現場，他去了一間長老會。
一份英國報紙刊出了他和牧師握手的照片，題爲“講壇上的英國奧運冠軍”。報紙這樣寫道：“如果利德爾參加，英國隊就可能贏得接力賽的金牌，但他的信仰不容許他在星期天賽跑。”
在當時的年代，奧運冠軍的榮譽不會來得像今天這麼快：比賽結束後，沒有升國旗奏國歌，也沒有頒獎儀式，甚至連獎牌都是賽後製作，然後郵寄給獲勝者。
真正屬於利德爾的榮譽時刻，是奧運會結束一週後的大學畢業典禮，校長親手爲他戴上了一頂月桂花冠，同學們把他擡上轎椅，然後在愛丁堡街頭巡遊。
利德爾順利獲得了科學學士學位，幾乎所有人都認爲他還能爲祖國貢獻更多，但利德爾卻另有打算：他要想侍奉上帝，以及幫助自己的第二祖國。
如果把這兩個願望合成一件事，那當然只有去中國傳教這一個選項。
1925年7月3日，利德爾踏上了去往中國的旅程。格拉斯哥一家報紙在送行文章中配了一首短詩：
他去中國跑另一個賽程
像奧林匹克一樣勇往直前而且堅定
如果終點一時還難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我們裁判他必勝！
3
利德爾回到了闊別17年的天津，在新學書院（現天津第十七中學）做了一名中學教師，負責講授數學、化學和體育。
1925年，利德爾（後排左）與家人在北戴河
他還兼任合衆會堂主日學校的校長，他的父親詹姆斯是這所教堂的牧師。這一年，利德爾23歲。
新學書院是英國教會在天津創辦的最早的一批學院，學校董事包括顧維鈞、林語堂、張伯苓等社會賢達，學校不但組建有中國最早的足球隊，還廣泛參與國內外各項體育賽事，校風非常開化。
天津新學書院
利德爾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天津授課，每次放學，利德爾從來不會先離開教室，如果有同學沒走，他也會留下來，詢問孩子們有哪些沒聽懂的地方。
前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鄭漢鈞這樣回憶“李老師”：“學生們沒有不喜歡他的，我們都知道他是奧運冠軍，也都知道星期天他除了宗教活動什麼都不能做。他又高又壯，是學生心目中的英雄，不過他的頭髮已經快掉光了。”
當時的中國實際已經內憂外患，但天津的英租界勉強算是一方淨土，利德爾在教書宣道之餘也會偶爾穿上跑鞋，走上跑道。
利德爾參加比賽通常會隨身帶一把小鏟子，當時短跑比賽還沒有起跑器，運動員們習慣在腳下刨兩個坑，這樣就能獲得更快的起跑速度。
每次比賽開始前，利德爾會和對手們逐一握手，然後觀察對方有沒有在腳下挖起跑坑，如果沒有，他會主動把鏟子借給對方。
有一場比賽，他那把鏟子先後借給了四名選手，其中一位事後回憶道：“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像一名紳士那樣做了紳士該做的事，後來我聽說了他的其他故事，我認爲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接近聖徒的一個。”
利德爾爲天津留下的最大遺產，是參與了民園體育場的設計，據說利德爾爲此特意弄來了切爾西主場斯坦福橋球場的設計圖作爲參照。
民園體育場
1929年，民園體育場舉行萬國田徑運動會，德國田徑明星，男子800米、1000米、1500米世界紀錄保持者奧托-佩爾策造訪天津，利德爾和他比試了400米和800米，兩人在各自的強項中勝出。
這也是利德爾運動生涯的最後一個冠軍。佩爾策臨別前對利德爾說：“如果你進行800米的系統訓練，你可以成爲在這個距離跑得最快的人。”
1932年，利德爾正式成爲牧師，兩年後與聯合教堂的司琴、加拿大傳教士的女兒弗洛倫絲-馬肯茲結婚。很快，他們有了兩個女兒，可是利德爾並沒有來得及享受天倫之樂。
4
埃裡克叔叔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利德爾被倫敦傳道會派往華北小廠村傳道，哥哥羅伯特當時正是在小廠村的教會醫院工作。
小廠村位於日軍佔領的兩條鐵路幹線旁邊，這裡的生活環境和天津完全不同，利德爾幾乎每天都能聽見槍炮聲。
利德爾所住的院子門口懸掛着牌匾，上寫“中外一家”四個大字，其義不言自明。
每次槍炮聲漸漸停息之後，利德爾就和他的同事們騎上自行車，去到被炮火炸得凹凸不平的田間搜尋救助傷員。據說有一次，他的自行車被一梭機槍子彈射中，但利德爾卻安然無恙。
利德爾在日佔區
在1939年的一封家書中，利德爾給妻子講了一個故事，當時他救下了一名被日軍砍成重傷的中國士兵。
“我把他馱在自行車上，騎了三個小時帶到小廠醫院。他康復的很快，並且開始信仰基督教教義。又過了兩三個月，他終於向基督教生活邁出了第一步。”
1941年，由於華北戰事越發緊張，利德爾趕回天津把妻女送上了開往加拿大的遠洋輪船，當時馬肯茲已經懷了他們的第三個女兒莫琳。
誰能想到，這一別就是天人永隔。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居住在中國的英國人突然變成了“敵僑”，爲了報復美國對日僑的拘禁，日本在濰縣設立了亞洲規模最大的敵僑集中營。
1943年3月，利德爾被塞進一節破舊的三等車廂，從天津押解到濰縣集中營，這裡關押着2008名在華僑民，其中包括327名兒童。
日軍中間有部分人知道利德爾的奧運冠軍身份，也有人看過他在天津的比賽，這給利德爾帶來了一些便利。利德爾會說幾句日語，他一到集中營就被任命爲首席翻譯。
據當年的獄友戴斯蒙德-鮑爾回憶，利德爾是集中營自發組織“康樂小組”的主席，這個小組主要是爲年輕人安排各種文體活動。利德爾最關心孩子們，尤其是那些與父母失散的孩子，利德爾特意爲孩子們編寫了《基督教信徒指南》的小冊子。
對利德爾來說，集中營和天津中學的孩子沒什麼兩樣，孩子們都親切的叫他“埃裡克叔叔”。爲了給孩子們弄到有營養的事物，利德爾會和看守所的人打賭賽跑，那些有幸跟奧運冠軍較量的日本人一高興就會給點吃的。
利德爾把那雙曾經爲他贏得金牌的運動鞋，也送給了一個同被關押的少年。這件事讓集中營裡的許多人動容，人們相信在利德爾心裡，對一位赤腳囚徒的愛應該遠超對金牌的留戀。
瑪格麗特-霍爾德那年13歲，她是集中營裡與父母失散的孩子之一，霍爾德清楚的記得，“埃裡克叔叔”這個虔誠的教士是如何爲了孩子而最終破戒的：
“有一個星期天，集中營裡安排了一場男孩對女孩的曲棍球比賽。埃裡克叔叔通常都是我們的裁判，但那天是主日，他沒有來當裁判。比賽中雙方起了衝突，一羣孩子打起架來。接下來那個星期天，另一場比賽開始時，埃裡克叔叔擔任了裁判。”
5
父親
1944年底，利德爾時常感到頭痛，繁重的體力勞動和食物的不足令他的記憶力也出現了下降。爲了保持清醒，利德爾開始在睡前背誦狄更斯《雙城記》裡的一些章節。
某天夜裡，一位獄友聽見他背誦西德尼-卡頓臨刑前的遺言：“我現在做的是一樁最好最好的事情，遠遠勝過我一向的所做所爲。我現在去的是一處安詳的休息之所，遠遠勝過我一向的所知所解。”
反映濰坊集中營生活的浮雕
英國首相丘吉爾得知利德爾被關押在濰縣集中營，一直在尋找機會把他救回英國。最終日方同意用500名敵僑交換戰俘，利德爾的名字當然出現在了交換名單上。
可是身體每況愈下的利德爾完全沒有猶豫，就把自己的名字換成了一名孕婦。那是利德爾活着離開集中營，去見妻子和女兒們的最後機會。
“埃裡克叔叔”的頭髮真的快要掉光了，當年那個身體強壯的年輕人，如今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蒼老太多。利德爾並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腦瘤。
1945年2月21日，利德爾已經瘦得不成人形，在三番五次的嘔吐痙攣之下，他強撐着意識通過紅十字會給妻子寄去了最後一封信：
“我擔負的責任過重，神經系統稍稍出了點毛病，在醫院待了一個月後，情況大爲好轉。醫生建議我換個工作，他要我放棄教書和運動員生涯，做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譬如烘麪包……”
細心的馬肯茲看信之後已經起了疑心，之前丈夫的來信都是手寫的，但這一封卻是用的打字機。事實上在馬肯茲收到來信的那天，利德爾早已不在人世。
就在寄出家書的那個下午，利德爾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沒有醒來。臨終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對照顧自己的護士安妮-巴肯說的：“安妮，這就是徹底的奉獻。”
利德爾被安葬在日本軍官宿舍後的花園裡。集中營裡的人們悲痛萬分，他們找來了一口棺材，在墳前豎起一個簡陋的十字架。因爲找不到油漆，獄友們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寫下了他的名字：埃裡克·亨利·利德爾。
許多年以後，這個十字架的所在被換上了那座淺紅色的紀念碑。
利德爾去世半年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陳納德的“飛虎隊”帶着傘兵空降濰縣集中營，救出了倖存的1500名囚徒。
1991年，利德爾的三個女兒到訪天津，將父親62年前在萬國運動會上贏得的400米金牌贈送給了天津市第十七中學。
利德爾的大女兒帕特里夏回憶自己的童年：“我們非常想念我們的父親。那個時候我們在加拿大，晚上躺在牀上聊天，想父親在中國是怎樣生活的。我們看到的月亮是不是跟他在中國看到的一樣圓。”
帕特里夏其實對父親只有很模糊的印象，但她感覺“父親離我們並不遙遠”。
可是小女兒莫琳甚至沒見過父親。她只知道父親是個朝着上帝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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