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閱讀|多數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識是片面的

2024

10/17

有關中國龍的

那些事

圖像的直觀認識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來,公衆就樂於藉助圖像來建構對於未知世界的認識。16—18世紀的西方人通過瓷器、絲綢,以及各種外銷器物上的圖案來認識中國龍和中國人。耶穌會傳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在談到中國的外銷圖案時就曾說過:“他們(中國人)在瓷器上畫的花是相當美麗的,但人物形象全是殘缺不全的,他們在外國人的心目中損害了自己的形象,因爲外國人只能通過這些東西瞭解中國人,他們以爲中國人的身材真的就像畫上表現的那樣可笑,那麼可怕。”(《中國近事報道》)

英國著名藝術史家昂納(Hugh Honour)在《中國風:視覺印象》(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序言中以自己爲例,說到他小時候對中國的印象,就是通過一些畫着中國景象的生活用具,以及那些被稱作中國風格的建築物等視覺形象而獲得的。他說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樣,偶爾也去參加化裝舞會,把自己打扮得像個‘滿大人’,全副刺繡的絲綢套裝,草編拖鞋,一條長長的辮子從我後腦際垂下來,再在上脣粘上一溜鬍鬚”。儘管由於中西藝術審美的標準不同,這些中國形象可能讓西方人覺得滑稽可笑,難以接受,但他們並不厭惡,相反,可能很喜歡。正如令人喊打過街的老鼠,到了迪士尼設計師的手中,可以化作惹人憐愛的米老鼠。

吉爾雷《在北京皇宮接待大使和他的隨從》1792年

李明認爲,歐洲畫師的寫實繪畫以及透視技術遠在中國同等畫師的水平之上。只要歐洲畫師願意,他們一樣可以製作出讓中國人愛不釋手的精美龍紋。1878年,中國印製的第一套大龍郵票,就是由一位法國畫師設計的(蔣寶林《揭開大龍郵票設計者之謎》),不僅如此,許多具有濃郁中國風味的大清郵票,如1894年的“萬壽票”等,也都是由歐洲畫師設計的。1889年巴黎世博會期間,法國出版了一部大書《巴黎展(1889)》,其中多處出現舞龍燈助興的熱鬧場面。其中《夜晚在巴黎榮軍院舉行的殖民慶祝遊行》所描繪的巨幅越南龍燈,不僅製作精美,而且顯得喜慶溫良,和藹可親。

由此可見,龍之美醜,既不取決於畫師的中外身份,也不取決於畫龍技術,主要取決於市場或政治需求。郵票設計師將龍進行美化處理是爲了適應中國市場的需要,同樣,漫畫家將龍進行醜化處理是爲了適應歐美輿論市場的需要。

同爲歐洲畫家,他們可以將龍畫得精緻可愛,也可以將龍畫得醜陋猙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辱華漫畫,無論龍形如何千變萬化,多數都會在頭上紮起一根醜陋的辮子,以標示其中國元素。各種辮子雖然醜態各異,但是,怪誕的基本特徵卻是一致的,這正是漫畫家們刻意描繪的結果。

16—18世紀的歐洲人很少深入中國內地,圖書插畫中的中國元素,除了貫穿於整個16—19世紀的大辮子,出現頻率最高的中國元素主要是漢字、佛塔、涼亭、神廟、商鋪、轎子、碼頭、騎樓、牌坊、旗杆、龍紋、鳳紋、燈籠、紙傘、對聯、木船、水車、驛站、拱橋、城牆,以及紡織、節慶、婚禮、集市、抽菸、打牌、喝茶、演戲、放風箏、官員儀禮等。這些插畫元素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仿自中國器皿、布帛等工藝用品上的現成圖案,一是源自歐洲商人和旅行家在廣東、澳門等南方沿海地區的見聞。這些插畫表現了一個寧靜安樂的異域東方。

到了19世紀,大量的西方商人和冒險家開始深入中國內地,圖書插畫的中國元素也相應地擴增了。16—18世紀出現過的中國元素依舊會出現在19世紀的插畫中,但是,從出現頻率看,表現寧靜安樂的元素明顯偏少,出現頻率最高的是頹廢的鴉片煙館、高大的北京城牆、戴枷的罪犯、路邊的乞丐、衣衫襤褸的窮人、求神拜佛的男女、推着獨輪車的老男人、威風八面的“滿大人”出行、道士或和尚、女人的小腳、熱鬧的剃頭攤、奢侈的宴飲、陰沉的街道、破落的神廟、舞龍舞獅、士兵操練、婚喪嫁娶、節慶活動、鬥雞鬥鳥等場景,描繪了一個停滯、野蠻、貧富兩極分化的異域東方。

1900年,西方的攝影技術已經非常成熟,許多攝影師尾隨八國聯軍來到中國,拍攝了大量中國圖片。在這些圖片中,出現得最多的是八國聯軍的勝利留影,以及義和團員的砍頭照,其次是劫後的廢墟、蕭條的街道、雜亂的市場、荒蕪的皇宮、貧病的百姓、驚恐的路人,以及劫後餘生的教民生活等,記錄了一個地獄般的東方廢墟。

直到20世紀中期,美國中小學教科書上有關亞洲的部分,依然講的是中國的“大辮子、纏足、水稻、火藥發明等事情,或是稻田中原始水車以及長城、寶塔或神殿等圖片”(《美國的中國形象》)。

西摩《偉大的喬斯和他的玩偶》1829年

多數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識只能是類似這種片面化、元素式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一定還是這樣,只不過抽取哪些片面、哪些元素,卻是隨着中西關係的變化而輪換的。

雖然我們相信隨着社會的進步,中國國力的加強,這些種族與文化之間不理解乃至相互敵視的姿態一定會逐漸得到淡化,但是,重溫一箇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舊話題,也許對於一個正在日益強大的民族能夠起到一些清神醒腦的作用。

以上文字與圖片

均節選自

《中國龍的發明:近現代中國形象的域外變遷》

《中國龍的發明:近現代中國形象的域外變遷》

作者:施愛東

本書藉助文化學、民俗學的基本方法,溯源龍是如何成爲帝王專屬,又是如何過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證了不同時期龍形象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變遷。在探討近現代域外視野中龍形象的問題時,作者梳理了200多幅歐、美、日等國古舊書刊的罕見圖片,從象徵地位的皇家符號、時尚元素,到諷刺、攻擊東方古國的慣用素材,揭示出龍形象及其背後含義的複雜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溫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舊話題,不僅給我們一個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內涵的新視角,更能脫離時代侷限審視域外文化的傳播和交流,以史爲鑑,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尋求現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歡迎在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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