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獲，中年人最怕
何謂中年？
對大多數人而言，四十歲或許可以作爲中年的最大公約數。
四十歲的我們，自認爲人生經驗不少，但屢屢被健身房、美容院、購物節收割；我們不想隨大流，卻在消費迷宮裡一次次“陷”入潮流；我們渴望開明，卻在升學率的擠壓中變得內心逼仄。
我們對青春逝去懷有不甘，對功成名就仍有嚮往，對家庭瑣事感到疲憊。我們溫飽不愁，但大部分收入來自朝九晚五的付出——踮起腳尖，卻跨不過霓虹燈與月亮的距離。
本該“四十不惑”，我們卻在日咖夜酒、清醒與微醺的交替中，細數着自己究竟收穫了什麼。中年本該是人生的黃金階段，卻因我們內心的憂慮和自我懷疑而蒙上了陰影。
當年輕人用“多巴胺穿搭”“小城市旅行”逃離內耗、彰顯自我，越過山丘的我們，同樣可以學着自我疏通。畢竟歲月和生活的雙重鏤刻也是饋贈，讓我們的內心不停改變。“滄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經變硬了，有的地方卻柔軟了。”（汪國真《倉促地到了中年》）
當我們抖落一身的庸常標籤，或許會在某一個瞬間收穫抵達彼岸的豁然——人到中年的種種心結，不過是來自我們想要過得更好，並且相信，我們能夠過得更好。
所以，在下一次問自己“就這樣嗎”時，不如說一句“就這樣吧”。“到了中年，生命已經流過了青春湍急的峽谷，來到了相對開闊之地……”
四十不“獲”，是爲了獲得更多。用“舍”來“得”，何嘗不是一種中年智慧。
作者 | 蘇煒
題圖 | 《俗女養成記》
“六年沒見，聽說你抑鬱了？”
春晚小品《說事兒》裡，宋丹丹的這句提問，隨着電視信號傳往千家萬戶，無數中國人第一次在笑聲中記住了“抑鬱”這個詞。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你抑鬱了”甚至有些新奇陌生的幽默感。
在小品裡，“睡不着”是抑鬱的最主要表現，趙本山扮演的農民大叔黑土，給出的治療手段是掏出二人轉手絹：“轉一轉，搖一搖，天天鍛鍊準睡着。”這是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應用抑鬱的方法。“高興點”“想開點”的寬慰隨處可見，樸實又善良，卻很難安慰到真正的抑鬱者。
所幸的是，抑鬱以及更多心理疾病，至少正在被越來越多人嚴肅看待。有機構編寫的《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受調查國人中僅有36%認爲自己心理健康良好。
正視疾病，而非諱疾忌醫，可以視作一種進步。不過，仔細觀察這場關乎心病的潮流，時代焦慮，很多時候化作心理疾病的先兆。而夾在中間的中年們，似乎是那羣壓力最大的人。
被“中年”後，心病成疾
何謂中年？
這是一個由來已久，但依舊不太好回答的問題。它當然是一個年齡概念，但沒有那麼明確的標線。有人天命之年尚覺年輕，有年輕人剛過而立就自稱步入中年。通常而言，四十可以作爲中年的最大公約數。
（圖/《女人，四十》）
四十歲首先是一個節點，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無數種標籤的大合集。
是飛機上隔開公務艙和經濟艙的簾子，半遮半露，看不着，聽得見，是永遠有更體面的狀態在不遠處招手。
是在跟風式的放鬆或者放鬆的跟風中“躺平”，扛着帳篷、魚竿、茶爐、登山杖來到特定地點，總能與同好們相見，“與衆不同”是遙遠的青春記憶。
是一種不上不下的姿態，房車齊全，溫飽不愁，但大部分收入仍來自朝九晚五的付出。踮起腳尖，跨不過霓虹燈與月亮的距離；日咖夜酒，清醒與微醺交替，也難消化這種糾結。
年輕人往往不喜歡“四十歲”，但“四十歲”是平等的，它總能帶着時間的力量和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平等地淹沒每一個人。“五四”時期的學者錢玄同，曾發表“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這樣的激進言論，用來抨擊中年人的固執和專制。1932年，錢玄同四十五歲，已經五十一歲的魯迅寫了一首小詩揶揄他：“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
但這種平等並沒有完全轉化爲關懷，“中年”一直是個熱詞，但越來越不像個好詞，它更多時候成了年輕人自嘲的概念：“我真中年了，你也中年了，你全家都中年！”但真正的中年，往往在線上線下保持沉默。
他們不是沒話說，相反，他們有着一腔委屈：中年不好當。他們自認人生經驗不少，但屢屢被健身房、美容院、購物節收割；他們不想隨大流，卻在消費迷宮裡一次次陷入潮流，防不勝防；他們渴望開明，卻在家長羣、補習班、升學率的擠壓中內心越發逼仄，變成面目可憎的父母。
（圖/《40歲開始》）
作爲中堅的中年，邁入中產，上有老下有小，財富積累不易，貶值卻轉眼而至。時代變化匆匆，難免心事重重。
哪怕沒有以上這些具體的煩惱，僅僅是衣食無憂之後的空虛和內耗，也足以鬱結成疾，化爲心病。
“丁香醫生”發佈的《2022國民健康洞察報告》中，情緒和身材、皮膚問題一起，成爲受訪中國人健康困擾的top 3。而“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的人，擔心有各種心理問題的比例也更高”的結論，更讓無數“僞中年”“準中年”“疲憊中年”男默女淚。
“裴雲錦”們，在焦慮什麼？
汪曾祺寫過一篇名爲《憂鬱症》的小說，是20世紀少有的直面心理疾病的文學作品。
故事的背景龔家，是一個被中年人支撐的中產之家。
儘管龔家的主人龔星北“年輕時花天酒地，把家產幾乎揮霍殆盡”，但龔家“在本縣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幾片田產，日子原是過得很寬裕的”。
兒媳裴雲錦出生在另一個更加落魄的中產家庭，她作爲長女，在女子師範畢業後，沒有出去做事，全力“支撐裴家這個家”。父親賦閒在家一年，全家只靠一點可憐的積蓄維持。但即便如此，親友家有紅白事，裴家還總要準備“賀儀”“奠儀”——禮數週全，這是中年人的儀式感。
裴雲錦嫁入龔家，沒有過一天的舒心日子，生活的煩惱接踵而至：孃家有兩個弟弟，都在讀初中，後續的學業需要一筆錢。“裴家的值一點錢的古董字畫，都已經變賣得差不多了”，弟弟們的學費讓大姐裴雲錦發愁。
而其嫁入的龔家也“只剩下個空架子”，裡子空了，架子卻不倒。每餐飯要見點葷腥，裴雲錦的公公每天還要喝四兩酒，“得時常給他炒一盤腰花，或一盤鱔魚”；丈夫的弟弟在上海讀私立中學，生活講派頭，要穿毛料的制服和單底尖頭皮鞋；丈夫的妹妹也與裴雲錦關係不好，她懷疑嫂子“貼孃家”——拿龔家的錢補貼裴家。
三年的婚姻，就在這樣的捉襟見肘中流過，裴雲錦沒有生育，更覺得對不起夫家。作者汪曾祺如此描寫這個可憐的女子：“又要照顧一個窮困的孃家，又要維持一個沒落的婆家，兩副擔子壓在肩膀上，裴雲錦那麼單薄的身子，怎麼承受得住？”
不知何時起，裴雲錦患上了憂鬱症，當時的人們大多還不知道這個名目，只說她“瘋了”：“一天不說話，只是搬了一張椅子坐在房門口，木然地看着檐前的日影或雨滴。”
裴雲錦的結局，是上吊自盡。在小說的結尾，汪曾祺安排公公龔星北在葬禮過後，用笛子吹了一首曲子，曲名意味深長——《莊周夢》。
（圖/《俗女養成記2》）
小說所處的時代距今很遠，但“裴雲錦”們作爲“準中年”的一員，焦慮的來源與今天別無二致：從原生家庭到婚姻關係，從教育壓力到隨禮人情，從消費降級到生育問題。
很難說無法上升和不幸跌落這兩件事，哪一件帶給中年人的焦慮更大。
汪曾祺筆下，頻頻出現世家敗落的主題。階層衰微之後，貧困撲面而來，原有的生活方式凋零扭曲。情緒由失落向絕望轉變的過程，穿越不同的年代，帶着平等的衝擊力。
裴雲錦的病，自始至終沒有明確，甚至無法將她最後的選擇與其心中的緊繃明確掛鉤。心理疾病確診，當然是一個複雜又嚴謹的過程，我們無法斷言，對於某個個體，社會性焦慮就是疾病的源頭。但廣泛的世俗焦慮，確實催生了廣泛的心理壓力。
“上班和還房貸，哪個更可怕？”總是有網友拋出這樣的問題，但評論區往往無人解答。
中年的心病突圍
面對心理疾病的包圍，中年們嘗試突圍。
最淺表的體現，是越來越多的大衆情緒，指向“自我開導”。近兩年的流行詞彙中，“鬆弛感”讓人印象深刻。它源自網友分享的一次經歷——坐飛機時目睹一家人的行李在旅行中被退回，但大家一致保持了情緒穩定，不焦躁，不指責，不讓意外破壞好心情。這種鬆鬆垮垮的心態，迅速成爲全網追求的目標。
此外，“多巴胺穿搭”、“去班味兒”刷屏、小城市旅行等趨勢，在作爲“中年預備役”的年輕人中流行，無不體現一種“自我重回視線中央”的趨勢。相比於無足輕重的階層年齡標籤和他人可有可無的評頭論足，自我的舒展和愉悅變得舉足輕重。
說白了，人們開始學着放下包袱，取悅自己。
2023年12月12日，北京。一名觀衆在體驗沉浸式石窟藝術展覽。（圖/視覺中國）
更進一步，越來越多人嘗試去看心理醫生——先不管有病沒病，找心理醫生聊聊。這成了一項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這項活動還從線下發展到線上，互聯網醫院線上診療取得進展，心理諮詢變成最適宜線上醫療的項目之一。面對屏幕，人們似乎更容易敞開心扉。各類平臺上，諮詢套餐層出不窮，最便宜的能做到“10塊錢聊半小時”。
不過，精神科本就面臨鑑別診斷複雜、標準不完全統一、治療方案的權威共識短缺等問題，這無一不要求心理行業進一步規範化。一些諮詢後加重病情的案例，也提醒人們仔細甄別醫生和機構的資質，避免二次傷害。
所謂病急亂投醫，還有不少人渴望通過靈脩、冥想、辟穀等各式法門，尋找內心的解脫。據全球健康研究所預測，全球療愈經濟將以每年約10%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療愈經濟的市場規模將達到7萬億美元。飛速擴張中的行業難免泥沙俱下、亂象叢生。
有媒體曾暗訪揭秘“心靈成長培訓班”騙局——萬元以上的價格套牢中產，課程內涵卻格外空洞，“導師”“能量”“宇宙”“奇蹟”等詞語滿天飛，不僅費錢，更容易害人。
說到底，瞄準心理薄弱羣體，以旁門左道發心理財，本就是一門不太光彩的生意，有乘人之危的嫌疑。渴望在心病中突圍的中年們，偏偏是被“圍獵”的主要目標。
直面心病，不丟人
有統計顯示，過去三年，心理健康風險已經上升爲全球十大風險之一。更確切的數字是：我國14億人口中，預計有1.9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或心理障礙，需要專業人員干預；有超過9000萬名中國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18—24歲年齡段的“預備中產”們，抑鬱風險檢出率接近四分之一。
當然，我們也可以切換一個稍微樂觀的角度來審視這些數據：越來越多的“心病”出現，也許恰恰是認知提高、診療完備的結果。
數據顯示，2020年年底，全國有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5萬餘人。到2021年年底，我國精神科醫生已達6.4萬人。2022年，全國有公立精神衛生醫療服務機構近6000家，相較十年前增長了2倍。數據之外，更多人選擇直面、選擇表達、選擇治療干預，心理疾病羞恥被逐漸放下。
“咱們是自己跟自己特矛盾的，大家沒事寫點東西，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心理治療。”王朔如是說。寫點什麼、說點什麼、做點什麼成爲越發普遍的選擇，專業治療體系的完善和個體精神的豐盈相輔相成，培養起我們面對生活的堅強神經。
2024年3月13日，北京。在紫禁城護城河邊拍照的人。（圖/視覺中國）
作家李蘭妮在《曠野無人：一個抑鬱症患者的精神檔案》裡，仔細剖析疾病到來時的心境——“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精神、命運的分水嶺。當我們成爲抑鬱病人，或將要成爲抑鬱病人時，必須安靜下來，仔細梳理自己的精神脈絡：到底哪個段落出了毛病？究竟哪個區域有暗傷？阻塞是什麼？裂痕有多深？”
學者李歐梵的妻子、作家李子玉作爲抑鬱症患者，寫過一本《憂鬱病，就是這樣》，平和地描述疾病：“我瞭解，憂鬱病這伴兒，它樂意跟世上每一個人結伴。有人說，一生當中，總會有兩三回和這病相遇，只是程度有深有淺，日子或長或短。”
既然心結源自生活的千百種癥結，那麼心病自然也不只有一種解法。
而在當代中國人真正經歷泅渡心海的坦然，收穫抵達彼岸的豁然之後，抖落一身的庸常標籤，中年與否，反倒再也不那麼重要了。
運營：嘻嘻；排版：蔣佳宏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總656期
《四十不獲》
原標題：
四十不獲，爲何中年心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