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生態助力就業提質升級大有可爲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11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99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122.1%。面對新冠疫情的巨大沖擊以及不確定性較多的外部環境，國內就業形勢總體穩定，而且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令人振奮。這其中，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業態蓬勃發展，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在日益凸顯。

疫情激發了新技術、新業態、新平臺蓬勃興起，“非接觸經濟”全面提速，爲經濟發展提供了新路徑。疫情期間，數字經濟在線下經濟遭遇挑戰時迅速“補位”，成爲經濟與就業免於停滯的助推器。疫後新階段，在技術與政策的迭代推動下，數字經濟就業崗位門檻進一步降低，就業靈活性與質量不斷提升。隨着就業崗位在跨區域、跨工種、跨企業之間關聯交錯，數字生態正以強大的連接和協調能力成爲就業的蓄水池與緩衝區，將爲“六穩”“六保”繼續發揮關鍵作用。

首先，數字生態的發展豐富了就業崗位，擴大了就業機會。

從電子競技員到網約配送員，從全媒體運營師到互聯網營銷師，2019年以來三批共38個新職業在中國應運而生。這些新職業的背後，是大量的新業態與旺盛的新需求。根據中國信通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初步測算表明，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達到1.91億個，佔全年總就業人數的24.6%。中國人民大學就業研究所今年11月發佈的《數字文化產業就業報告（2020）》顯示，遊戲、電競、直播、文學四個數字文化產業典型領域涉及全職和兼職就業總人數約達到3000萬，數字化崗位成爲文化產業就業崗位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可否認，在傳統產業數字化進程中，數字技術對各個產業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轉變升級，新業態與新職業對專業知識背景提出了新挑戰。然而，數字生態以其全局優化和中心協調能力也在幫助全社會進行平滑轉型，減少了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摩擦性失業。因工廠自動化生產而減少的流水線工人可以在數字生態的支持下成爲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大學生可以藉助創作社區平臺做直播、寫網文。不同領域的數字生態都正以強大的連接和協調能力成爲就業的蓄水池、緩衝區。

其次，數字生態的發展降低了就業門檻，提高了抗風險能力。

各行業數字化轉型的加快，使得傳統就業崗位的工作內容能夠愈發得到中心化後臺系統的智能運算輔助，進一步細化專業分工，降低很多崗位的就業門檻，釋放人們的創造力和服務能力。例如，從過去在街邊揚招的出租車到如今系統派單的網約車，由實時數據支撐的中心化派單系統使得對路線不夠熟悉的車主也能成爲提供優質服務的網約車司機。在小程序、智慧零售工具以及高效協同的物流網絡等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工具支持下，殘障人士、進城務工人員、家庭婦女、退伍軍人等在專業知識與數字技能方面相對欠缺的就業重點幫扶人羣也可以輕鬆開店創業，孕育出更多新個體經濟。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今年全球範圍內的線下經濟活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幾近停擺。藉助數字化技術和工具，各行業在疫情衝擊最嚴重的時期積極轉型努力自救，通過線下轉線上維持運轉。雖然品牌實體門店無法營業，但門店導購可以在通過微信、企業微信等社交網絡繼續賣貨；雖然不能到線下餐館用餐，但無接觸的外賣依然能給餐廳帶來訂單。可以看到，數字經濟並不是取代了線下經濟，相反在疫情期間成爲了線下經濟免於停滯的助推器。

再次，數字生態提升了就業靈活度、生活質量與經濟活力。

數字生態通過全面接入跨場景、跨時間、跨區域的數字化觸點，以及對彙總後的資源進行最優化分配，正在逐步打破工作崗位對時空的限制。經此一“疫”，企業越發看重生產方式和用工方式的靈活度，增強企業應對需求波動和外部衝擊的抵抗力。疫情中迅速普及的企業微信、騰訊會議、釘釘、飛書等數字化協同辦公工具，爲跨區域辦公提供了技術條件。線下線上或跨企業的員工共享，與企業的數字化和生態化帶來的就業門檻降低、中心協同效率提高是分不開的，有助於在特殊時期緩和結構性失業；藉助遠程辦公軟件實現彈性工作方式，有利於維持企業的運轉與工作崗位的穩定；網約車司機們可以選擇靈活的工作時間，甚至同時從事其他兼職，提高收入；自媒體工作者可以選擇避開擁擠的一二線城市，自主選擇工作城市與地點。通過數字經濟的協同能力，就業質量提升從經濟發達城市向周圍地區輻射。“掙着一線城市的工資，享受着三線城市的休閒和物價”，就業人羣的生活質量和工作倖福感可以得到提升，也帶動激活了整體經濟活力。

最後，平衡數字經濟對就業的短期和長期影響，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長期來看，數字經濟有着創造新業態新職位、提高就業韌性的強大潛力，但在短期內對部分領域就業崗位的替代所造成的摩擦性失業，以及數字經濟中市場需求轉向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可能更容易被人們感知到。如何快速發揮數字經濟和數字生態的優勢，打造就業蓄水池、緩衝區，提高就業配合市場轉向的靈活度，減少數字技術在短期內對就業的衝擊，則需要政府、企業、科技研發機構、公益機構等多方共同努力。

從政府角度，隨着數字經濟中就業形態增加和就業靈活度的提高，如何幫助新職業和靈活就業人員更好融入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並按照相關規範實現與其勞動價值對等的權益保障，是加碼就業靈活度、提高就業抗風險能力的關鍵。

從企業角度，需要勇於接納數字化、積極探索數字新技術與業務相結合的落地方式，充分運用數字生態的靈活度和支撐力，來緩衝轉型期間面臨的短期挑戰。相對應地，這也對提供企業服務的數字工具提出了不小的挑戰。作爲前沿技術和市場服務之間的橋樑，數字工具的開發需要儘量降低使用門檻。方便易上手的數字工具才能夠幫助更多的企業和人羣快速進入數字經濟領域，全社會廣泛的參與是數字經濟發揮活力、緩衝力和協同力的基礎。

當數字經濟對傳統就業在短期產生結構性衝擊時，不同職業在接入數字經濟的過程中面臨的阻力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公益領域需要調整對幫扶人羣的範圍界定。在政府和企業協力構建就業蓄水池之外，公益機構也是保障短期內數字化平穩轉型的重要一環。

當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並存時，社會各界需要共同探索建設更適合數字經濟就業形態發展規律的模式、制度和政策，加速全社會對數字經濟的接入，緩衝短期內數字化轉型的摩擦，讓數字技術充分爲經濟賦能、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雷瑩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