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書報攤也曾是重慶南路上的特殊景緻。(陳文發攝,時報文化提供)

最早,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生活困頓的他們佔地爲王,搶到一根廊柱,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往來人潮多,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

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書報攤像撒豆成兵,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衡陽路、博愛路、成都路、峨嵋街、中華路、西寧南路、延平北路、延平南路,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之後,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甚至賣愛國獎券、口香糖等小吃食。

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成爲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清晨上架,午後換晚報,當年有《中央日報》、《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聯合報》、《民生報》、《新生報》等;雜誌有周刊、月刊、中文或英文等;年節則賣日曆、月曆、紅包袋等。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創造業績。報刊畢竟利潤微薄,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舊書,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賺頭少,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因此,出書量少、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便與書報攤談寄售(或稱代售),爭取擺「平臺」的曝光率,折扣自然可以溝通,以建立出版社、書報商、讀者三贏的局面。

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騎着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

當時,書街周遭的書報攤就有兩百多個,盛況比書店更勝一籌,更有多家專做書報攤生意的中盤商,早期有黎明書報社、中期有農學社、後期有日全書報社,後來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訪的通路商。有段時期,連書店門市也必須依靠他們提供暢銷品,厲害者一次可訂下出版社的半數印量去發行,而且不退書。

出版社與書店的結帳,以三個月期票支付,而書報攤可以月結現金,所以到了月底,可以看到騎腳踏車沿街收帳的一人出版社老闆。以打游擊成軍的書報攤突破自由競爭的瓶頸,創造了競爭力的奇蹟。

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明星咖啡館」門口擺設書報攤,比較特別,他沒有賣書報,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這裡是作家、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也因此成爲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周夢蝶的書攤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持續二十一年,風雨無阻,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爲止。

早期有一些位置夠好的書報攤,只需要銷售幾本刊物,即有豐富的營收與利潤,如《空中英語教室》,當時學英語是全民運動,幾乎人手一冊。國外的英文雜誌如《TIME》、《Newsweek》、《讀者文摘》(中文版、英文版),以及財經雜誌《財訊》也很拉風,文人劉少唐辦的《傳記文學》更是最受佳評的長銷雜誌。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爲了管理,發起路邊書報攤的牌照登記,沒領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該攤位必須撤除。這一政令當然促使攤主與位置重新洗牌,手腳快或有關係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財神。

在黨外抗爭的年代,書報攤更是黨外雜誌流通的秘密基地,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的累積了財富;有的則受牽連,捲入是非而坐牢。

但書報攤所帶動的人潮對書店並沒有關聯,據我觀察,書店與書報攤的讀者完全是兩羣消費者,需要不同、思維不同,購買行爲也有差異。面對門口書報攤的花樣,向來配合政令、正經八百的書店,只能以「不屑與地攤文化互鬥」的心態自我平衡,畢竟書是知識分子的糧食,不是叫賣的物品,買賣該維持基本禮儀,這是當時書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與美德。

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逛書街是精神享受。看到喜愛的書、需要的書,即使口袋空空,無法滿載而歸,也不會沮喪,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總是讓人心情平靜、意氣風發,精神飽滿、踏實,有着無所求的滿足。

在天時、地利、人和下,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讓不少出版社、書店、中盤商、書報攤因書致富。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二○○○年之後,隨網路興起,顛覆了閱讀習慣,也改變了生活節奏。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目前僅剩十來家,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文化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

(下)

(本文摘自《書街舊事》一書,時報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