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雁行與龍騰 日中消與長（石齊平）

中日關係示意圖（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日本前首相安倍之死，讓我想起了「雁行與龍騰」這個議題。安倍自2006年始兩度擔任日本首相，任期相加接近9年，是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但在他之前，如從1991年算起到2006年爲止的15年，日本一共經歷了12任首相，幾乎一年一換。爲何都做不久，主要是經濟撐不下去；這樣下行的形勢，就算任期最久的安倍祭出了經濟三箭及地球儀外交，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日本經濟在1991年大泡沫破了之後，就進入了失落的10年、20年，到現在爲止的30年，一無起色。

年紀稍長的人大約對二戰後到1991年爲止的日本經濟還留有深刻的印象。當時日本百業興隆，家電、鋼鐵、造船、汽車均執世界牛耳，大商社遍佈全球。哈佛教授傅高義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一時洛陽紙貴，研究日本成了顯學；1995年日本GDP達到美國的71.3%，人均GDP在1991年前後約有10年，日本超過了美國。當時日本提出「雁行理論」，自詡爲雁頭，亞洲四小龍及四小虎均尾隨着雁頭飛。

但1991年卻是個大拐點，大泡沫破了之後，日本經濟運勢即一路下行；2010年GDP被中國超越，又12年之後的現在，日本GDP竟落後到只有中國1/3的水平；蜚聲全球的家電產業早已失去了蹤影；世界第一造船王國的身影也已杳然；連最傲視全球的汽車產業也江河日下即將被中國超越…。「爲什麼日本不再第一？」相信這是所有日本人包括歷任日本首相都想要解答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卻不能從短期視角或短期政策來審視，必須放到一個更大格局的歷史縱深中去探索。

日本現代化的起點，是距今約150年前（1868）的明治維新，當時日本前賢如福澤諭吉對時局的判斷是正確的：之前的「老師」中國積弱已深，所以決定「脫亞入歐」以西方爲師，維新打下了日本工業化的基礎，短短2、30年搖身一變成了強國，先後大敗中國與沙俄，並從《馬關條約》中獲得來自中國的鉅額賠償，加上戰爭掠奪，總額達3.5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當時全球財政收入的6.4倍，也是清政府財政年度收入的4.4倍。

日本用此不義之財與進一步的軍事化、工業化及大力推展教育與基建。二戰之後，又託美國人之福發了韓戰及越戰兩筆戰爭財。所以總的來看，日本後來之所以成爲雁頭或所謂的日本第一，日本本身的努力及民族性固然重要，日本從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1900）得自中國的鉅額賠償更是關鍵，但所有這些戰爭紅利在過去一百年中早已享用完畢。

而就在此時，中國終於從1840年後也是大約一百年的歷史低潮中開始重新崛起並邁向復興，擺脫了西方列強壓在中國身上的各種束縛後，中國得以釋放本身的巨大能量，正在朝1840年之前中國從來就是世界第一的歷史主旋律迴歸，中國終於從潛龍勿用到見龍在田並邁向飛龍在天了，對全球特別是亞太地區而言，這種「龍騰效應」必能普惠各國，一榮俱榮。

從「雁行」到「龍騰」，折射的不僅是中日兩國運勢的長與消，也深刻暗示了日本必須重做的戰略選擇。對日本而言，日本會不會再繼續失落下去，關鍵在日本人能不能再出現一個像福澤諭吉一樣的政治戰略家。

（作者爲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