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我和王滬寧來往的那些年(上)──王滬寧的臺灣經驗(徐宗懋)

1988 年,徐宗懋在上海復旦大學與王滬寧教授合影。(圖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中共二十大結束,新的政治局常委出爐,習近平主席總覽大局,舊的人士紛紛遭到替代;儘管如此,信任政協主席王滬寧卻是特例,他既被視爲習近平的最高智囊,也曾經是胡錦濤和江澤民的親信,說他是三朝國師毫不爲過。

因緣際會,我和王滬寧先生30多年前曾有一段友誼。對我而言,他宛如一位「消失的朋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王滬寧掌管意識形態工作,前5年主導全國宣傳事務,對於以意識形態主導政策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個角色十分重要。與過去幾位掌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不同的是,王滬寧曾經是著名學者,發表過歷史和政治思想的相關著作,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脈絡,加上過往行事低調,帶着幾分神秘的色彩。因此,各界也急於瞭解王滬寧的一切,做爲當前中共中央政策評析的參考。

其實王滬寧曾經是復旦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參加過不少座談會,無論是復旦師生友人或者知識界的同好,應該不乏其人,有不少朋友夠資格談王滬寧其人,但在大陸現有的新聞體制下,公開談論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顯然不容易,不過做爲海外新聞同仁的筆者,卻可以公開分享我所知道的王滬寧教授,包括他的風格以及他的思想體系。

1988年5月,我從馬尼拉飛到上海,這是我第二次到大陸。行李放進上海大廈之後,立刻租了車到復旦大學。一個月前我和復旦大學辯論隊師生在新加坡密集相處了一個月,感情融洽。這是新加坡廣播局主辦的國際大學生華語辯論比賽,邀請了大陸、臺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地主新加坡的辯論代表隊參賽。由於是臺灣解嚴後,兩岸大學生首次同臺辯論,立刻在臺灣造成大轟動,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臺灣媒體大篇幅的報導,這是兩岸交流的第一個春天,更由於是由年輕人來落實這項交流,因此更充滿了民族的感情和希望。我們分手後,他們可能以爲雙方告別後,彼此會通半年一年的信,然後纔有機會重逢。不料才一個月,我就直奔上海復旦校園,這是一趟驚奇之旅,所以復旦辯論隊師生都出來接待我,彷彿新加坡的熱情相處瞬間重現眼前。由於我們在臺灣這一代都受了濃厚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對中國歷史和土地都有很親切的感情,所以做爲同胞,我們和復旦師生很快就建立了融洽的感情。

1993年,王滬寧教授所率領的上海復旦大學辯論隊,在新加坡辯論會場上與儒學專家杜維明教授合影。(圖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1993年,在新加坡國際大專學生辯論會上,筆者與王滬寧教授合影。(圖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王滬寧此時才32歲,復旦校長謝希德也是著名的開明知識分子。1984年美國總統雷根在復旦大學發表著名的演說,宣揚美國曆史中自由民主的精神元素。當時大陸的改革開放進行了5年,極左的思想已經被徹底的否定,但未來要怎麼走還在探索當中。中國人看到了美國人的富裕、活潑和自由,從過去的反對美帝轉變成對美國充滿了欽佩與嚮往。儘管如此,中國有本身的國情,如何從極左的思想體系和社會運作轉化到現代民主思想和制度運作,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主張和辯論,其中一種有名的主張稱爲「新權威主義」,意思是中國人應走向現代民主,可是中國民主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依然不足,因此需要在一段相當歷史採用新權威主義的治理,創造未來民主建設所需要的條件。新權威主義不僅是政策主張,也由它的歷史根據,認爲人類現代民主就是由資產階級興起的法治所轉換的,過程都有經過一段開明專制的統治期。

1988 年,徐宗懋在上海復旦大學與王滬寧教授(左)和謝希德(右)校長聚餐。(圖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我當時對王滬寧的思想主張並不清楚,不過他送了我幾本他的學術著作,同時,復旦同學們也提到王滬寧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我們沒有機會談論太多的思想議題,不過畢竟此時的王滬寧主要是在大學教書,並無一官半職,講話沒有太大的顧忌。復旦有大學生的沙龍,提供啤酒,許多師生喜歡到沙龍喝啤酒聊天,我和王滬寧聊得相當愉快。說起來,1988年大陸已經出現城市經濟改革的諸多弊端,民怨叢生,知識分子嚮往歐美的體制,對現狀相當嫌惡,社會動盪的火苗已經隱隱燃燒。儘管如此,知識界有一股敢言的開放氣氛,某種意義上甚至比現在更自由,我看過許多出版品的用語都比現在要大膽的多。這種思想高度分歧的狀態也反映在中共黨的高層,如此就埋下了黨的大分裂的種子。

1989年4月,我又去了一趟復旦,在學生宿舍住了一晚,跟同學們徹夜聊天,隔天凌晨舍監還沒開門前,我就爬牆離去。第二次到復旦我印象很深刻,過去一年王滬寧拿了霍英東獎學金到美國待了一陣子,我看見他美國回來後,穿着變的時髦很多,提到在美國的見聞,他顯得很興奮,很多心得。他說臺灣送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數量「不得了」,對臺灣的發展影響巨大。另外他也說,宗教深入美國家庭的程度超過他的想像。王對美國的瞭解不再只是書本上的記載,而是整個社會運作和真實民情的體會。兩個月後,我被《中國時報》再派去大陸,接替天安門事件的採訪,前兩位同仁已經待了兩個月太累了,我是去輪班的,沒想到自己一週後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倒在血泊中。接下來的半年,對我而言,是從昏天暗地到逐漸平息的心理狀態,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最終只能交給歷史去裁決了。

1990年6月,也就是天安門事件過後的整整一年後,我又再次去了復旦大學探望好友,幾位復旦的同學捲入「六四」被開除學籍,他們後來去南方做生意賺了大錢,成爲那個時代許多類似故事之一。那次,我去王滬寧的辦公室聊了兩句,他已從去年美國剛回來的時髦打扮換回樸素的白襯衫,許多大陸領導人「六四」前穿西裝,「六四」後突然換回中山裝,服裝彷彿也成了某種政治表態的象徵。我們談話不多,不過有提到「六四」和東歐變局,他說中國不能像東歐那樣,這個看法符合他的理論,至於中國應該怎樣呢?他沒有說,不過我們是可以推斷的。

1992年,王滬寧到臺灣參加研討會,我和幾位臺灣大學同學到旅館房間探望他,此時離第一次國際大專生華語辯論賽已經有4年了。王說臺灣建設的不錯,高速公路旁邊的綠化工作做得很好,我認爲以王滬寧絕頂聰明的資質,他對臺灣的觀察雖是僅僅幾天,但絕不含糊,一定可以抓到一些重點,畢竟理性的知識他早就具備了,所需補上的只是感性的理解罷了。1993年王滬寧又再次帶領復旦大學辯論隊來到新加坡,我也再度前往採訪,我們這次沒有太多的交流,不過倒是拍了不少的照片。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王滬寧了。

根據現有的資料,1995年王滬寧就北上就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過去曾幫上海市長江澤民整理大塊理論文章,現在則開始幫江總書記主導思想論述,實際上等於是指導黨和國家的思想理論工作。1998年,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2年被擢升爲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接着繼續升任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直到2017年成爲政治局常委。

(作者爲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