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理想的中國:敬悼余英時先生(陳復)

史學大師余英時院士辭世,享耆壽91歲。(本報系資料照)

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不幸於8月1日過世,享耆壽91歲。餘先生一生從思想史的角度關注中華文化的重建議題,他中英文著作近60本,對海內外的華人知識分子影響甚鉅。他善於結合歐美社會科學理論來談思想史議題,諸如拿韋伯(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觀點來討論傳統儒釋道思想對明清商業發展帶來的正面效益,闡釋資本主義並不是必須的階段與三教無負於商業的觀點,寫出《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鉅著,其將韋伯的新教倫理轉換成儒釋道三教,藉此反駁馬克斯(Karl Marx)唯物史觀揭示歷史五大階段適用於全部人類的普遍規律,就發掘中國傳統與其原始經典所呈現的內在理路來說,余英時先生的確有巨大貢獻。

晚年,余英時先生寫出《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這本書,其引用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到的「軸心突破」這套說法,再借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社會進化論,來討論中國歷史上幾個關鍵發展階段,尤其針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突破,他視其天人關係的轉向起源於個人精神的覺醒和解放,尤其有一大羣「士階層」對殷商時期的「巫傳統」構築的知識體系出現反動,從而產生思想的突破,關鍵在於將「道」替換掉本來巫者信奉的「神」,再將「心」的變化替換掉溝通天人的神秘機能,其軸心突破的關鍵在於拿「心學」取代「神學」,奠立中華思想的一項主要特色。這着實是餘先生替中華思想存在於世間的價值,提供的一大精神資產。

然而,終其一生,余英時先生帶着中國傳統的士人氣息,常在書齋中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後期則對於發生在臺灣或香港的各種政治事件,只要能呈現對抗中共的聲音,他就表示高度支持,其立場都不是從憲政秩序的角度出發來檢視公民肩負的權利與義務,從中檢視自由的深度與限度,而只是基於對中共政權的刻板印象出發,形成跟民粹浪潮合流的現象,儘管他說自己對於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這些時論從未自我檢視是否具有政治學的理論依據,只是憑着「以天下爲己任」的士人胸懷,就發出巨人般的聲量,且往往激起學術圈的千堆雪,進而產生撼動政局的能量,甚至大陸人社學者都常對他表示支持,藉此指桑罵槐,其間的心理與效益,正印證着他畢生關注的反智主義現象。

總結餘英時先生的論學與議政,敝人有兩點看法:其一,就論學層面而言,餘先生結合社會科學理論來談歷史,別開史學探討的生面,雖然依舊不脫乾嘉考據學的遺風,但已屬文史學術極上乘的表現,但他未曾運用自己豐厚的傳統素養展開理論的創發與架構,從而引領史學研究前行,並拓展出華人自身的本土社會科學,這實屬一大遺憾。其二,就論政層面而言,余英時先生從六四事件後,就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未曾認識到其正在往回歸中華文化的路上大幅調整,更拒絕從中西文明正面臨衝突的視野中,給予建設性的忠告。任何討論如果只是帶着敵意來批評,不可能促成任何深層改變。余英時先生已完成他的人生,但如何從思想與學術層面開創出他理想的中國,這尚有賴後人來持續耕耘。

(作者爲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