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爲什麼蕭何、張良入世家，而韓信入列傳？

司馬遷並不是一個非常政治正確的人，他寫史記》的時候，能把項羽和呂后都寫在“本紀”之中，和歷代帝王並列，絲毫不摻雜這兩位人物在西漢有關的“忌諱”，可見司馬遷寫史，有着自己很獨特的風格。

所以韓信這種存在本來應該進入“世家”行列，卻還是被司馬遷放進了“列傳”，看似兩字之差，可意義卻相去甚遠。

《史記》記載的事很多，但分類很簡潔，主要部分便是“本紀”、“世家”、“列傳”三大板塊，而這三大板塊所記載的篇目分別爲“12篇”、“30篇”、“70篇”，雖然說司馬遷沒有明講孰尊孰卑，但自古以來“物以稀貴”的道理，就表明了世家要比列傳的人物更加尊貴。

這個尊貴，也是以司馬遷的標準。

秦末漢初，若是要評天下風雲人物，那必然有三，一是項羽，二是劉邦，而第三位，正是韓信。

是的，在西漢沒建立的時候，韓信成爲帝王的資本其實足以媲美劉邦和項羽，但可惜世事無常，成王敗寇皆因人定，韓信幫助劉邦擊敗了項羽，自己卻被劉邦一句話剝奪了兵權，韓信有能力歸有能力，可是必然有爲人處事的問題才輸得那麼徹底。

但問題也來了，即便韓信做人做事不行，但他都曾經是被項羽勸過“三分天下”，被謀士捧過要他做帝王的人，就算在史記裡排不上“本紀”，那進入世家行列總行吧，怎麼最後卻是在列傳中。

這看起來的確很不合理，但司馬遷這樣分類，肯定有他的道理。

司馬遷定義的“本紀”，大致可以概括爲“帝王之傳”，所謂本紀，其本義是這樣的：

古人的歷史觀，乃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爲元點出發的，後來的年號紀年法，正是這個道理，不過在漢武帝以前，帝王的年號出現也不是很多，所以史學家們乾脆以統治者的名號來定義時間，一切的歷史記載，也都是圍繞着這些統治者進行的，所以這就叫本紀。

所以本紀乃是一段史的源頭，而項羽能進入本紀，在司馬遷看來，這是因爲項羽開創了一種新的局面，且在這個局面中分封了劉邦（劉邦的漢王是項羽封的），因此漢高祖的史，本質上是西楚霸王項羽的史的延伸，更重要的是，項羽雖然沒稱過帝，卻有皇帝之權力，這叫做“不在其位卻有其權”。

從這個角度來說，韓信也確實是沒資格進入本紀，因爲韓信發跡靠的乃是劉邦，而且韓信更沒有掌握過龐大的權力，所以韓信入不得本紀。

緊接着是世家，關於世家的說法，在西漢以前便已經存在了，世家乃是“世卿世祿之家”的簡稱，說簡單點，那就是可以傳承的家族，祖輩有過功績，後代持續受益，世家也是門閥的代表，乃是最高統治者的候選階級。

在《史記》之中，世家記載的數量不多，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周代的世家，比如“吳太伯世家、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等等，真正屬於西漢的世家，不過是三分之一，這跟西漢劉邦分封的一百多個功臣數量不符。

關於《史記》的世家部分，一直都被後人認爲是“王侯”之傳，事實上，世家肯定是王侯，但王侯未必是世家，特別是異姓諸侯王這種存在，他們在西漢就是一種“禁忌”，根本就難以在西漢朝廷的體系中世襲傳家，所以即便曾經是不可一世的王侯，只要家族傳承斷絕了，司馬遷一樣不給你寫進去。

但世家又不是光靠傳承下來的時間夠久名列其中的，既是世家，又得開創世家者有實力、才華那才行，歸根結底，世家的最明顯一個特徵：就是又有能力，又和皇帝的關係融洽，世代如此。

看到這裡，估計有人便有疑問了，那既然世家一是要傳家，二要和皇帝關係親密，那麼“陳涉世家”又該作何解釋，陳涉便是秦末農民起義中那個領袖人物陳勝，他在被殺之後，也沒有留下子嗣，所以根本沒有機會被劉邦追封厚待，他爲何算世家。

其實不得不承認，司馬遷的史記，他的價值判斷確實是非常具備主觀性的，他根本不按照以往的歷史記載的風格來辦事，就因爲司馬遷覺得陳勝開創了一個更早的局面（項羽和劉邦，都是陳勝的史的延伸），所以陳勝應該是獨特的，但陳勝又達不到本紀的地位，因此司馬遷就給他安排到世家之中。

這便是太史公司馬遷的邏輯，爲什麼後人詬病他“私貨太重”，那就是因爲他的標準很多，且都隨心所欲，當你按條件來歸類的時候，他談感覺，當你按感覺來歸類的時候，他又說條件不夠，這就是太史公的一大“特色”：根本不是太在乎政治正確。

但不管怎麼說，太史公的“任性”沒有導致史記整體崩盤，或許是因爲陳勝這個人真的獨特，在史記剛出爐的時候，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於是這件事就翻篇了。

雖然“陳勝”僥倖排列在世家，可你韓信卻不行。

韓信到了劉邦的手下之後，他的人生軌跡是高走低開的，先是被封王，後來被劉邦越來越倚重，一度達到他的立場就會直接決定整個天下的程度，比如他支持劉邦，那麼天下很大可能就是劉邦的，比如他支持項羽，那麼天下肯定是項羽的，比如他單幹，那麼就是三足鼎立。

可到了後來，韓信被劉邦削去兵權，降王爲侯，從巔峰衰落谷底，不僅封地被削、待遇被削，韓信還被劉邦派人層層“看視”，因爲劉邦可以誰都不怕，韓信他一定要提防，這可是多多益善的韓信，一旦被他掌控兵馬，那麼就會產生說不準的危機。

劉邦的高度打壓，讓韓信也產生了“謀反”的心理，這就導致韓信和陳豨在私下達成了共識，以陳豨爲首的西漢諸侯們紛紛造反，而韓信就在長安等着叛軍殺到長安來，然後再配合叛軍一起拿下長安。

只可惜韓信算盡了一切，還是輸給了自己，因爲他的心不夠狠，在他準備發動宮廷政變除掉呂后的時候，韓信還是相信了蕭何的話，跳入了呂后設計的陷阱，最終被呂后控制住並殺害，全盤皆輸，韓信這一生最悲哀的事情就在於，他除了打仗以外，做事情根本不夠心狠以及果斷，這纔有了悲哀的下場。

韓信被殺後，他沒有子嗣繼承他的爵位，劉邦對於韓信也沒有平反之說，因爲韓信和陳豨暗中聯繫的謀反之舉乃是事實，所以韓信的傳承在劉邦駕崩之前就斷絕了，按照世家的標準，韓信根本排列不進其中。

世家之後便是列傳，而列傳，纔是韓信的歸宿。

太史公司馬遷說，列傳的標準就是那些可以追蹤其完整事蹟的“人臣”：

列傳雖然只有七十篇，但是記載的人卻不只七十位，其中記載的也許是一個具體的人，也許是一個羣體，一個學派，而韓信，就位列其中，其實能以列傳傳世，在漢朝來說這都已經是很不錯了，可在世人看來，韓信在列傳之中，這與他的事蹟是遠遠不相符合的。

韓信與“蕭何”、“張良”都被譽爲漢初三傑，最重要的是韓信曾經封過王，張良和蕭何都只是封了侯，從能力和經歷來看，就算韓信不比蕭何和張良在史記中的地位高，那最起碼都要平級吧。

太史公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難不成太史公在關於韓信的問題上，就開始了“政治正確”？

首先，司馬遷就將韓信與周公旦等人相比，這證明了司馬遷並不是睜着眼睛說瞎話的，他沒有不顧一切地否認韓信的功績，他起碼承認了韓信的地位，在大漢之中就等同於當年的周公旦那麼重要，但問題是，韓信又和周公旦不同，所以韓信走出了不同的命運：

關於韓信，司馬遷指出他眼中的韓信的第一個大問題：不夠謙遜，不夠禮讓。

注意，這說的是“司馬遷的眼中”，所以這代表着這是司馬遷的主觀觀點。

韓信有沒有不謙遜的事情呢？

其實也是有的，比如韓信和劉邦所說的“多多益善”就是這樣。

當年劉邦在稱帝之後，他問韓信，如果是他本人親自帶兵的話，能帶多少，如果是韓信帶兵的話，又能帶多少，韓信則說出了一個讓劉邦氣得晚上睡不着的答案，他給劉邦說，他的帶兵能力無上限，越多越好。

本來劉邦怕就是怕韓信帶兵太多威脅到他，其實劉邦也不是非要過河拆橋，但你韓信太優秀了，不得不加以控制和抵擋，如果韓信自己也明白了這個道理，在劉邦面前表示出足夠的謙遜，那麼劉邦未必不願意給韓信恢復一些地位，但你韓信還非要駁斥劉邦的面子說多多益善，如此一來，劉邦怎麼可能放過你？

其實司馬遷這個觀點，就是很典型的“職場情商”的觀點，他認可韓信的才能，但是不認可韓信的爲人處事，韓信和劉邦相處的方式，註定了韓信這個人的“高度”就僅此而已了，所以司馬遷的主觀角度，是“爲人處事”大於“能力”。

司馬遷不會說什麼替韓信惋惜，什麼假如韓信當年如果願意單幹脫離劉邦就能成功的話，他對於韓信就是僅限在大漢的範圍內，既然韓信做人的臣子，那麼就算你韓信的能力再強，也得在皇帝面前乖乖低頭，區分尊卑。

因此，韓信曾經“要挾”劉邦給他封齊王的事情，在司馬遷的眼中那就是一個“大污點”。

當年韓信以劉邦戰事膠着向劉邦索要“齊王”之封，這件事導致劉邦在內心開始牴觸、提防韓信，而韓信之所以做這麼沒頭沒腦的事情，都是因爲韓信心中對戰國時代的“諸侯王”有着一種莫名的執念，因此他冒着讓劉邦厭惡的風險，都要討封。

聰明的韓信因爲執念“顧此失彼”，他卻忘了齊王既是劉邦可以封的，也是劉邦可以“取締”的，韓信只執着於表面，這種行爲在司馬遷看來就是愚蠢至極，他認爲韓信將自己的功績全部給“顛覆”了，所以根本就算不上一個合格的臣子。

而後來韓信又想着造反，於情於理來說，韓信在被劉邦收回了所有權力後再去造反，本就是等於“逆天而行”、行可笑之事，但是韓信還是這樣做了，最後除了落得一個“逆賊”的名號，沒有剩下更多的東西，如果拿韓信做後世臣子之榜樣，那麼將會害死一大羣人。

另一方面，跟韓信不同的是，蕭何和張良他們是情商極高的人，就算他們曾經都比劉邦的地位高，卻始終對劉邦保持謙卑的態度，特別是張良，在劉邦功成不久之後便請求辭官隱退，這種行爲就讓呂后覺得十分舒坦，所以張良的後代就能繼續傳世。

雖然看似司馬遷的論點並不合理，但《史記》本身就是有司馬遷很大的主觀因素夾雜其中的，司馬遷本人根本就不怕後人拿什麼“標準”來挑他毛病，因爲他自己本身就是“標準”。

最重要一點，司馬遷雖然不是很政治正確，但是他“驚世駭俗”的觀點，也是沿襲着前人的定論標準來提出的，比如他把項羽算入本紀之中，那是因爲項羽根本就沒有被劉邦污名化，所以司馬遷也不算犯太大的思想錯誤。

而韓信，那是確確實實的“反賊”，所以司馬遷不給韓信很高的評價，這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