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那個叔叔」到底是誰?──林宅滅門血案之3(謝鬆善)

林宅血案重要關係人「大鬍子」家博到臺北地檢處報到接受庭訊。(中時檔案照)

而以林宅血案來說,非常遺憾的,先天和後天條件都不足。例如,當初曾有一通電話在犯案時間從現場打出去,到一家餐廳找人,那究竟是誰?始終查不到。林宅血案發生時,監視器的裝設不若現在普及,無法推論受害者返家,以及兇手闖入的時間。

雖然唯一生還的大女兒事後口述,當時是她開的門,還見到兇手的臉,但是因爲年紀太小,受傷後因爲驚嚇過度,記憶模糊,導致指認困難。也曾有目擊者說,看到當時附近有個蓄着大鬍子的男子。但是,每個留了落腮鬍的外國人長得都很像,而且大女兒說兇手是曾到過家裡的「那個叔叔」,並沒有提到大鬍子這個特徵,因此也無法證實。

這些都是當時時空背景下的限制,與今昔科技的落差。

在鑑識科技還沒有像現在這麼進步的年代,辦案的方式也跟現今有很大的不同。以前,警方會先將嫌疑人找來,不管有無證據,先問供再說。問的方法有很多種,你若不講,自有很多辦法逼你講,甚至會涉及刑求逼供的情形。

現在,警方找嫌犯問話,嫌犯有權利不說話,甚至不承認。警方累積種種證據慢慢推論,當最後的指標指向嫌犯時,就算不承認也不行,本書後面我們會探討一起「無屍命案」,屍體下落不明,嫌犯也不承認罪行,但是證據會說話,當證據足以證明就是他,在沒有屍體的情況下,他還是被判有罪。

這就是物證的推理。

林宅血案就是缺乏物證可推之理。

血案發生後,無論由誰執政,每個人都很想破這個案子。它還有個名稱叫「撥雲專案」,當政者一天到晚想撥雲,但這個案子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證據,即便懷疑誰,也無力可使。

我甚至想像過,兇手是誰,林義雄與他的家人也許心裡有數。這種不共戴天之仇,無論個性多寬容,都不可能不想破案。但即便我的想像屬實,林家也只能懷疑,無法大張旗鼓的說兇手就是誰,因爲並沒有足以將歹徒入罪的證據,最後,林家也只能萬般無奈的選擇放下。

我曾跟林家老友田媽媽一起上電視節目,聽她說案發後的經過。林義雄當時在軍事監獄,政府當天讓他保釋出獄,她不敢對他提起,是直接帶到醫院的停屍間,由康寧祥(按:臺灣黨外運動要角)開口,而且還不敢一次說太多。林義雄先是聽到媽媽慘死,整個人像瘋了似的狂叫,之後,再聽到雙胞胎女兒也遇害,便完全崩潰了,醫生只好使用鎮靜劑讓他沉睡。

我從未碰過林義雄本人,但是聽完田媽媽這段陳述,我可以想像,家人被殺的那種痛切感受。我想,這一切對他日後的政治風格,多少有所影響,也讓他跟民進黨其他人都不太一樣。

後來,林義雄帶着女兒到美國去了,過了一段時間纔回臺灣。林奐均如今也已長大成人,結婚了。

林義雄滅門血案中被兇手剌殺重傷的長女林奐均,時就讀幸安國小二年級。(中時檔案照)

經過了40年,這個案子早已超過追訴時效。當時曾有人預言,追訴期過後那幾天,可能會有人出來自白,但事實上並沒有等到這個人。當然,也有另一種推測,說兇手可能被滅口了,若是這樣,自然不會有任何人出來講話。

所以我的看法是,林宅血案終將是個懸案,永遠也破不了了。

經過這麼多年,我從一個頭發濃密、黑實精瘦的年輕人,變成一個頂上逐漸稀疏的中年人,也從一個默默學習的菜鳥,成了警界及媒體口中相稱的「阿善師」。

走入鑑識這一行,再回首,我越來越覺得冥冥之中,命運自有安排。

從警官學校畢業,其實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偵查,一條是做鑑識;偵查是抓活的壞人,鑑識要碰觸受害的死人,兩者差別很大。當初鑑識很冷門,大家根本不清楚這一行是要做什麼,學校教的也不多。當時,鑑識組有個位階名稱叫「技佐」,我還猜是修電器,還是修車子的?可見得我那時完全不懂。

因家族信仰民間傳統宗教,老人家說的都是輪迴,要我們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我從小對黑暗、靈異、死亡這類事情都十分迴避,剛分發到鑑識組時,還傻傻搞不清楚,直到第一次接觸命案,才知道原來做鑑識要直接面對這些事。

所以在林宅血案之前的3年間,我調適得非常痛苦。尤其是睡在屍體照片底下這件事,每次輪到我值夜班都忍不住嘀咕,今晚關燈之後怎麼過。深夜的辦公室,朦朦朧朧的更恐怖,有時分不清是夢境還是鬼壓牀,也不敢跟同事講,怕被大家笑,這對男人來說很沒面子。

但有一天我就想,這樣每天害怕也不是辦法,往後日子還很長。我告訴自己,不要害怕,若有鬼來找我,或發生什麼靈異現象,就當作他們是來申冤的好了,我試着用邏輯自我說服,殺人的才應該要害怕,我是來幫忙他們的,怕什麼?同時我也相信他們不會害我。

而且,我的恩師李昌鈺博士曾說過:「屍體會說話。」這句話當然不是說屍體會開口驚嚇你,而是老師教我們要面對,要有能耐跟經驗去判讀屍體的姿態,我們稱爲「型態語言」;若因恐懼而不看,就接收不到屍體要透露給你的訊息。

轉個念,我用這樣的理念去調適,慢慢的,就能敞開心胸直接面對了。

【未完待續】

本文節選自《臺灣大案鑑識現場》,作者: 謝鬆善,出版社:任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