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碳關稅？丨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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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和質量，已經不再是唯二的出口核心競爭要素，還要加上第三個，綠色低碳。”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號：吳曉波頻道）
清晨起牀，你在早點攤拿起一袋包子匆匆上班；中午吃飯，你點上一盒熱氣騰騰的豬腳飯；下午茶時間，你又點單了一杯500ml的熱咖啡。
但你一定想不到的是，通過早上的塑料袋、中午的外賣盒、下午的咖啡杯，一天下來進入你體內的塑料納米顆粒，將達到上億個。
累積下來，你一週大約能吃掉5g微塑料，達到一張信用卡的量。幾十年下來，你累計吃到的塑料，可能相當於一件樂高玩具。
當然，如果你心大，並不在意這個，也沒關係，因爲你一定還會注意到，這些年來的極端天氣好像變多了。
爲什麼？
因爲石油的使用。進入你體內的塑料，都是石油化工製品，而石油的本質是化石能源，包含石油、煤炭等的化石能源，在大量使用中釋放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
冒着煙的煙囪
過去12個月的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高出1.63℃，是有記錄來的新高。如果能少使用化石能源，就意味着可以減少碳排放。
所以，這些年我們國家有兩個目標一直高懸於上——在2030年前碳達峰，在2060年前碳中和。
這是中國在四年前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兩個目標：碳達峰要求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後，以後只能減不能增；碳中和要求每年的二氧化碳產生量，都小於等於二氧化碳吸收量。
但即便如此，小巴依然很疑惑，這兩個詞與普通人有什麼關係呢？它能掙錢嗎？它是新風口嗎？它會卡中國企業的脖子嗎？它會影響中國各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嗎？
於是小巴特地來到今年的上海國際碳中和博覽會，希望能從展會中得到以上疑惑的答案。
圖源：小巴拍攝
這次展會舉辦時間爲6月5日—6月8日，爲期四天。
根據最新數據，這次展會共吸引了14個國家和地區600餘家國內外企業，全國各地的參觀團126個，觀衆近9萬人次，集中展現了最前沿的各行業各企業的低碳降碳技術。
離消費者最近的企業，幹了什麼？
今年的上海國際碳中和博覽會參展企業中，多以能源、工業企業爲主，因爲這些行業，排放了全國絕大部分的碳排放量。
而國內會對這些企業設定二氧化碳排放額，所以展現自己企業在降碳、低碳方面的綠色技術自然順理成章。
但在其中，小巴少見地看到了幾家離消費者生活非常近的企業，它們提供了一些作爲消費品企業做低碳轉型的思路。
比如主做調味品的太太樂那裡，做了循環包裝上的應用創新，該企業袋裝調料品的鋁箔複合包裝袋，以前比較難回收，現在則升級成了可回收的再生設計。
太太樂展臺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在許多產品的外包裝上的油墨，都使用了簡墨設計，能減少約三分之一的油墨使用。
而在護膚美妝品牌歐萊雅的展臺，則出現了更多消費者容易感知到的包裝上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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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歐萊雅北亞及中國公共事務總裁蘭珍珍介紹，這次歐萊雅在包裝創新上遵循了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可替換（Replace）和可循環（Recycle）。
所謂減量化，比如一個玻璃瓶的護膚面霜，改成可回收塑料瓶後，重量接近原來的五分之一，又或者把眼霜瓶蓋上的方形棱角變成弧形棱角，就能減重十分之一，這樣就能大大降低生產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量。
可替換是指採用更環保的材料用於產品包裝，比如再生塑料和再生玻璃，以及將面膜袋外包裝由塑料變成部分紙。
可回收，是指儘量採用單一材料來提高包裝可回收性，比如歐萊雅將一款洗髮水裡的傳統帶金屬彈簧泵頭換成了全塑泵，這麼一項小改動，每年就能節省1/24個埃菲爾鐵塔重量的原生塑料。
圖源：小巴拍攝
索尼展臺則展現了更多產品原材料上的創新——SORPLAS再生塑料，OBM再生紙和多孔碳材料Triporous。
這三種材料，分別被應用到索尼的產品包裝、產品本身，甚至服裝上。
比如OBM再生紙，是用竹子、甘蔗渣和碎紙做成，可以轉而做成索尼的耳機包裝盒；SORPLAS再生塑料，則是由廢棄的水桶和碎裂的光盤製成。
據索尼可持續發展部員工介紹，SORPLAS再生塑料不僅硬度與韌性都提高了一倍，還能耐高溫，有更好的阻燃性，目前已經應用在索尼的電視機後蓋，和合作方的筆記本電腦外殼、適配器和箱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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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神奇的是多孔碳材料Triporous，原材料是廢棄稻殼，具有高吸附性和除臭性，可以做成各種衣物。
爲什麼消費品企業也要做降碳？這些秉持着可持續理念的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嗎？
一位英大碳資產的工作人員提到了“綠色溢價”問題。所謂“綠色溢價”是指，產品爲了實現減碳、脫碳而不得不多付出生產成本。
她說：“目前市場上大部分由再生資源做成的產品，都是溢價的，比如有的會溢價20%。”但她也提到了一些例外，即目前用秸稈製成的產品，價格基本能與普通材料做成的產品持平。
做可持續產品的企業，怎麼讓消費者買單？
從“綠色溢價”的問題來看，似乎在碳博會上，消費企業接過了高排放行業的“低碳”接力棒，卻讓降碳後的產品成爲收割消費者的工具。
這種轉移溢價成本的問題，在這次碳博會上也成了企業與監管部門討論的焦點，畢竟解決降碳的成本，如果企業不能自己吃下，就只能轉嫁給消費者。
於是上海碳博會6月5日的可持續消費平行論壇，就專門討論了這個話題，即企業如何解決“綠色溢價”問題？
歐萊雅北亞及中國公共事務總裁蘭珍珍，提到了歐萊雅內部消化掉“綠色溢價”的思路。
她認爲，企業做可持續消費產品，應該在價值而非價格上內卷，並提到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即可持續消費產品的創新成本，應該作爲企業的研發成本計算，用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而非轉嫁消費者，來消化創新成本。
◎第二個階段，可持續消費產品本身要做到同類型產品裡，無論是體驗、性能還是品牌價值上的最優，以此獲得市場上的競爭力。
◎第三個階段，則在可持續產品具備競爭力，又具備規模優勢，全面在市場上鋪開後，企業便會擁有做可持續消費產品帶來的技術優勢和競爭優勢。
這第三個階段，剛好就是做可持續產品的消費品企業，收穫勝利果實的時候。未來很有可能，可持續產品既能做到價位比同類產品低，體驗也比同類產品高。
圖源：小巴拍攝
小巴也特地逛了多家主做消費者產品的企業展廳，如太太樂、歐萊雅、索尼等品牌，據他們工作人員介紹，他們做可持續產品並沒有漲價，相當於都在企業內部消化掉了“綠色溢價”的成本。
無論是歐萊雅還是索尼，也都驗證了這個思路的可行性。
比如自2005年以來，歐萊雅的產品生產量增加了45%，但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91%。
而索尼花費20年做的可持續產品原料技術，不僅讓索尼的產品具備了競爭優勢，還讓索尼成爲沒有該技術的企業的供應商，靠技術專利的業務，發展出了第二增長曲線。
但即便他們解決了“綠色溢價”問題，這些企業也都提到了一個痛點，即這類創新成本實在過高，比如太太樂內部，只能一條產線一條產線地改進，來衡量改進後的成本和收益。
“只能大企業帶頭做，小企業很難做。”他們說。
這就帶來另一個問題，如果只有大企業能在低碳降碳上承擔成本，而其他企業很難在踐行低碳降碳理念上獲得財務上的正向回報，那“雙碳”如何能長期持續？到底是靠情懷還是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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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卡脖子”，企業闖關
而關於這個問題，在碳博會上，有許多做外貿的企業都談及了一個詞：“歐盟標準”。
什麼意思呢？從去年開始，歐盟就立法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
簡單來說，企業出口到歐洲的商品，要彙報“碳足跡”，也就是直接與間接碳排放量。彙報完了後，從2026年開始，歐盟就會根據商品的碳排放量，徵收碳費用，所以這種費用被稱爲“碳關稅”。
圖源：網絡
而碳關稅的計算方式是：碳關稅=（產品碳排放量−歐盟同業獲得的免費排放額度）×（歐盟碳市場碳價−出口國碳市場碳價）。
比如中國的“碳市場”從2021年啓動，裡面賣的商品，叫“碳配額”，即“二氧化碳排放配額”。去年中國碳市場碳配額平均交易價格是9.6美元/噸，歐盟碳市場碳配額是89美元/噸。
如果企業出口到歐盟的產品碳排放量，減去免費排放額度後是10萬噸，那麼除去中國9.6美元/噸的成本後，還需要補上89-9.6=79.4美元/噸的差值，共計5500多萬人民幣。
這無疑是很大一筆成本。所以對於國內做外貿的企業來說，如果不這樣做，就有可能被“碳”給“卡脖子”。
但也有人會說，中國企業這麼多，也不一定都是做外貿的企業。
首先，歐盟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不可能避開；其次，歐盟對碳排放的計算，是一款產品的“全生命週期碳足跡”，也就是從原材料開採、製造、運輸、銷售直至廢棄的碳排放量。
這意味着不僅是做外貿的出口企業，其產品本身的上游供應鏈也要一併降碳。
如今國內最受碳邊境調節機制影響的產業，莫過於“新三樣”，也就是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光伏電池。
“新三樣”行業的供應鏈波及上游金屬礦產、汽車零部件、智能化企業、能源提供商、電池製造設備等各種行業，每一個都牽扯甚廣。
正在充電的新能源汽車
爲什麼是這三個行業？
因爲在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下，今年還實施了一套法案《電池與廢電池法》，其中二級配套法案是動力電池碳足跡計算規則，從2028年2月18日起，會對進入歐盟市場的動力電池進行碳足跡閾值管理。
所謂“碳足跡閾值管理”，意思是如果“碳足跡”超過了“碳足跡閾值”，該企業就會面臨更多限制。
在電動汽車的碳排放中，電池佔比較大，如果車企採用碳排放較多的電池，也會遭遇更大的壓力。以至於億緯鋰能董事長助理肖忠湘曾說：“對動力電池企業來說，未來要麼低碳，要麼出局。”
所以在這次碳博會上，一家主做再生鋁材料的企業帥翼馳，也向小巴表示：“我們在國外有自己的工廠，我們供應材料的零部件廠商，也需要遵循歐盟的碳排放的標準。”
他們的再生鋁材料主要用於汽車和通信電子產品，她提到，用再生鋁相比純鋁製作產品，可以把碳排放降至原來的1/20左右，生產一噸純鋁產生的碳排放大概在17噸—18噸左右，而生產一噸再生鋁，碳排放只有0.83噸。
這種材料如今也進入了技術成熟期，不僅低碳、材料性能更好，成本也比原本的純鋁降得更低，以至於他們成爲了如今“蔚小理”以及寶馬、奔馳等主機廠的材料供應商。
除了被歐盟倒逼的降碳、低碳，這次碳博會還展現了通過碳足跡的精確計算來應對歐盟碳標準的方案。
比如之前大部分企業缺少對碳排放的精確數據，也不知道該怎麼監控計算碳足跡，即使有碳足跡的計算，也都是用的粗糙的統計學方法和不精確的歷史數據進行計算。
圖源：小巴拍攝
所以在這次碳博會上，碳足跡管理平臺是重中之重。
不少企業都發布了碳足跡管理平臺，比如西門子智能基礎設施集團針對中國企業的低碳化轉型需求，推出了西門子企業智慧能碳管理平臺(Smart ECX)。
Smart ECX採用先進的物聯網架構，結合雲計算，大數據、AI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助力各行各業高效減碳，給企業提供一個基於“碳”視角的數字化能源管理平臺。
與此同時，它的應用覆蓋範圍也很廣泛，包含製造業、商業樓宇、生命製藥、汽車製造、大型基礎設施等，支持微電網使用場景，有效鏈接能源供給端和需求端的能碳管理。
數字化賦能中心負責人於躍表示，“擁抱變化來自於以客戶爲中心的Mindset，和積極的組織變革。”
Smart ECX產品負責人何弦表示，Smart ECX內嵌了行業權威的Ecoinvent因子庫，採用LCA 評估方法，符合ISO-14067標準，可由權威機構出具第三方認證報告，助力企業實現碳盤查、覈查及產品碳足跡計算。
西門子副總裁胡建鈞說：“價格和質量，已經不再是唯二的出口核心競爭要素，還要加上第三個，綠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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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權是發展權
上海碳博會結束，這次展會並沒有在輿論場引起波濤洶涌的討論，因爲大部分人始終覺得“雙碳”離自己太遠了。
即便它影響身體健康，影響人類安全，影響企業發展，但似乎依然和普通人無關，頂多就是買幾件可持續材料做成的產品。但真是如此嗎？
畢竟一件事情上升到國策，就代表着背後的考量，一定會涉及普通人的利益。
回顧下“雙碳”的發展歷程，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簽訂，到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訂，再到2016年，《巴黎協定》簽訂，再到2020年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鄭重發聲，本質都是圍繞着一個問題——發展權。
先發展好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誰該爲碳排放負更多的責任？
中國每年碳排放量世界第一，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碳排放量總和，所以應該是中國率先減排？但中國的歷史碳排放量只佔全球13%，歐美更多發達國家在曾經發展時候的碳排放量難道就不作數了？
所以看起來“雙碳”是碳排放權的問題，其實本質是國家發展的問題。
那既然明知雙碳排放會被限制國家發展，那爲什麼“雙碳”依然會寫入2020年的十四五規劃？
因爲能源安全。
大型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
中國即便每年賣出了全世界最多的新能源車，但2023年新能源車市場佔有率依然只有31.6%，還有一大半是燃油車的天下。
燃油車燒的是石油，去年中國原油進口總量約爲5.6億噸，對外依存度高達72.99%。
根據《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中國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消費量分別佔能源消費總量的56.8%、18.9%和8.4%，化石能源消費佔比接近85%。
所以發展新能源，中國比其他國家更着急，而且石油與美元掛鉤，更需要跳出這個體系。
鄰國日本就是最好的反例。
由於發電的煤炭和天然氣幾乎全部來源於進口，當日本與其第三大LNG供貨國俄羅斯出現合作問題，從美國進口天然氣又有不確定性，和澳洲在天然氣貿易上又出現爭執時，日本未來的能源供應出現巨大危機。
當未來的風口已經顯現時，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機會或風險也將到來。
或許如狄更斯所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本篇作者|梅浩宇|責任編輯|徐濤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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