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暗黑霞關」：東大菁英夢碎的過勞官僚加班地獄

「推動國家的菁英官僚，深陷名爲『暗黑霞關』的過勞修羅場...」他們擠破頭考進日本最高學府，再從更窄的競爭途徑魚躍龍門，但等待他們的不是推動國家進步的遠大任務，而是漫無止盡、效率低下的過勞撞牆。 圖／美聯社

主持人／編輯七號、宜蘭

專訪來賓／許仁碩（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

「推動國家的菁英官僚，深陷名爲『暗黑霞關』的過勞修羅場...」6月底日本厚生勞動省研議未來可能放寬過勞死認定標準，這項睽違20年的提案，不僅受到外界關注，部分反彈力道竟也回馬槍似地重重打在中央政府身上。輿論認爲，中央部門的高工時和過勞問題都尚無解決之際，反而要來開民間的刀不是很可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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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間企業的過勞問題由來已久，但過去被視爲「國家棟梁」，每年僅約有1,800名菁英錄取的「職業官僚」，竟也默默承受着過勞之苦，讓原本許多好不容易擠進窄門的高級菁英們，寧可放棄人人稱羨的工作，也要過上好一點的正常生活。組成這些菁英官僚集團的人力，有許多就是社會上人人稱羨的「東大生」，他們擠破頭考進日本最高學府，再從更窄的競爭途徑魚躍龍門，但等待他們的不是推動國家進步的遠大任務，而是漫無止盡、效率低下的過勞撞牆。

日本中央公務體系的中樞「霞關」究竟發生什麼事？東大等一流學府的畢業生，在這樣的官僚生態體系中扮演何種角色？在越來越多新世代捨棄國家公務員的求職路後，又何去何從？本集重磅廣播同時邀請轉角國際專欄作者、目前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的許仁碩，解析菁英官僚集團過勞問題的來龍去脈。

日本在1994年即制定法定工時規定每週40小時，但與過勞最爲相關的超時加班問題，在2019年《勞動方式改革關聯法》上路後，纔開始具體規範企業超時加班的罰則。圖爲發生過勞死事件的電通企業大樓。 圖／路透社

▌何謂過勞死線？

目前日本判斷過勞死，也就是俗稱的「過勞死線」（過労死ライン）是以發病前1個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發病前2個月到6個月間平均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認定之。

若不要這麼抽象的看，每月100小時加班，等於一日工時落在13小時（以每月工作20日計），也就是假設每天上午9點上班，加上午休1小時，則會在深夜11點下班。平均每月加班80小時，則是每日工時爲12小時，並且是在月平均都超過的狀態下方可認定爲過勞。

然而如此的判斷級距已不符合現下許多規避檢查的企業，更不符合勞動實情。專家認爲，即便不到「過勞死線」，在發病或死亡前有加班、不規則勤務，像是沒有休假的連續上班、下班到上班間的間隔短暫等，都可視爲因工導致的過勞死。

日本在1994年即制定法定工時規定每週40小時，但與過勞最爲相關的超時加班問題，在2019年《勞動方式改革關聯法》（働き方改革関連法）上路後，纔開始具體規範企業超時加班的罰則。在此之前，加班工時都靠企業內部工會與業主自訂契約規範。而企業內部工會組成的代表是否能落實全體員工的意志和保障權益，相信也是不少臺灣讀者的心中之痛。

雖然許多勞工都欣見這次厚生勞動省的政策方向，但卻也遭到質疑，在中央公務員們都不見得能嚴守勞動規範的狀態下，何以單拿民間做文章？長期關注中央公務改革的人士就藉此喊話，要求政府正視中央官僚的過勞問題。

目前日本判斷過勞死，也就是俗稱的「過勞死線」是以發病前1個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發病前2個月到6個月間平均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認定之。 圖／路透社

每月100小時加班，等於一日工時落在13小時（以每月工作20日計），也就是假設每天上午9點上班，加上午休1小時，則會在深夜11點下班。 圖／路透社

在發病或死亡前有加班、不規則勤務，像是沒有休假的連續上班、下班到上班間的間隔短暫等，都可視爲因工導致的過勞死。 圖／美聯社

▌霞關菁英出走中

日本所謂的「中央公務員」，又可稱爲「職業官僚」（キャリア），是指經過「綜合職」公務員考試、上級甲種考試、I種考試等考試合格，被中央省廳以幹部候補生任用的國家公務員，可說是位居於全國公務員中的金字塔頂端。

日本的職業官僚體制，在過去被視爲國家棟梁。在許多政治人物都是出身政治世家的政二代、政三代，僅有民意卻可能沒有足夠專業學識與知識的狀態下，官僚制度成爲改革中央政治的關鍵角色。因此考取職業官僚，也就是成爲中央公務員來輔佐重要政策推動，變成一般人要改革國家、爲國家服務，甚至是進入政壇的重要道路。

在中央公務員的組成中，東京大學畢業生在歷史脈絡中佔極重的比例。在官僚制度發展初期，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擁有擔任職業官僚的特權，即使到了19世紀末取消特權，但戰前也有60%以上的官僚來自東大、10%以上來自京都大學。戰後雖然漸漸有其他畢業的學生考進官僚，但進入東大仍然被有志成爲官僚的年輕學子視爲進入官僚的入場券。

然而，東大畢業生爭相考取中央公務員的盛況如今已不復存在。2010年有32.5%的職業官僚來自東大，到了2019年僅剩16.8%一半。2021年，是自2012年現行考試製度採用以來，報考人數最少的一年。也顯示了不只東大生，普遍來說成爲官僚已不再是年輕人嚮往的工作。不過另一個還算讓人感到安慰的是，今年也是首次女性報考人數超越40%，是否能扭轉官僚集團幾乎一片生理男性的既定印象，還值得觀察。

考取職業官僚，也就是成爲中央公務員來輔佐重要政策推動，變成一般人要改革國家、爲國家服務，甚至是進入政壇的重要道路。 圖／路透社

今年2021也是首次女性報考人數超越40%，是否能扭轉官僚集團幾乎一片生理男性的既定印象，還值得觀察。 圖／路透社

圖爲東京大學網站針對女性的招生頁面，一名女學生面對着東大象徵地標的安田講堂。 圖／東京大學

東大有嚴重的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甚至達到8：2的懸殊差距。圖爲東京大學網站針對女性的招生頁面，羅列許多女性校友、在學生，以「她們選擇東大的理由」作爲招生參考訊息，期望能夠有越來越多女性報考。 圖／東京大學

不僅報考的人數變少，根據內閣人事局的統計，2019年有86名年齡落在20多歲的職業官僚以個人理由離職，人數是6年前的4倍以上。爲何年輕人會對這個過去的金飯碗開始敬而遠之呢？

從東大碩士班休學，曾爲《東大新聞》寫職業相關文章，目前在新創媒體工作的23歲記者衛藤健就表示：

同樣是《東大新聞》編輯部，今年四年級的高橋祐貴認爲，「學生的危機意識提升」，「年輕世代有『日本的未來只會衰退』的感覺。靠年資與加薪穩定已不可信任。」

何以當個公務員會需要如「赴戰場般賣命」呢？許多關注的專家認爲，問題出自於工作文化毫無改變，而此文化，乃至近20年時而發生的中央官僚醜聞，如森友學園事件，都在在重擊中央官僚的形象，也造就了今日官僚菁英們高工時、高過勞比例進而出走霞關的重要關鍵。

「儘管職務繁忙，工作風格改革卻沒有進展。作爲公務員，彷彿必須具備『要上戰場那般的熱情』。」 圖／美聯社

各種中央官僚醜聞在在重擊形象，也造就了今日官僚菁英們高工時、高過勞比例進而出走霞關的重要關鍵。 圖／維基共享

▌黑色霞關內的瘋狂加班300小時

從2020年開始的武漢肺炎疫情不斷惡化，中央公務員的工時也隨之急遽增加。特別像是厚生勞動省，爲了處理疫苗接種或是提供醫療處遇相關對應政策，與國會相關的事務也跟着加重。

根據厚生勞動省4月調查，在霞關內工作的厚生省職員共4千名，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以上的人就佔1/5，約830人。其中加班超過80小時以上，未滿100小時有423名；加班100小時以上未滿150小時有359人；加班150小時以上則有48人。其中最長加班時間高達每月226小時，也就是每天工作超過19小時；以早上9點上班而言，會到隔日清晨5點下班，令人咋舌。

而在今年3月所公佈的官僚加班時間，從去年12月自今年2月間，每月加班超過過勞死線的中央公務員就有6532名。而因疫情不斷攀升的工作量，甚至在12月至1月間，瘋狂加班超過300小時的官僚也有3人。

2019年，有6位中央公務員因公過勞死。根據日本雅虎新聞特集報導，在國會開議期間，官僚們的重要任務就是爲官員做好各式擬答，或是回覆議員的各式提問和提供資料。有位來自經濟產業省的官僚就表示，他會在晚上9點突然接到議員傳真，含糊不清地要求官僚們立刻到議員辦公室集合。議員要求回答的問題模棱兩可，有時甚至令人火大，像是「總理的官邸有鬼嗎？」這類的問題。

另一位來自厚生勞動省的官僚也表示，「晚間派出約十人同時擬答，下班時已是凌晨3點，回家打盹一下後，再出發準時9點到公司上班。 」也有官僚不堪負荷在推特上發出泣訴：「繁忙期睡3小時，天天熬夜。持續好幾年睡眠不足。」

在國會開議期間，官僚們的重要任務就是爲官員做好各式擬答，或是回覆議員的各式提問和提供資料。圖爲電影《正宗哥吉拉》反覆出現的各種官僚會議，諷刺日本的行政效率僵化。 圖／《正宗哥吉拉》劇照

「繁忙期睡3小時，天天熬夜。持續好幾年睡眠不足。」圖爲電影《正宗哥吉拉》劇照，以主角爲首的菁英技術官僚們，正想盡辦法應對襲擊日本的哥吉拉，集思廣益又各有發揮的團隊合作，切中了菁英官僚的理想形象，與迂腐顢頇的政客形成強烈對比。 圖／《正宗哥吉拉》劇照

這些超時加班也可從國家預算看出。光是日本公務員加班費預算，一年就高達102億日圓（約臺幣27億）。而從每晚凌晨在中央部會外排班的計程車車龍來看，計程車費的支出約爲22億日圓（約臺幣5.8億）。然而這些加班費和交通費並不真實反映狀況，因爲公務員任何費用都來自國家預算，預算通常都是前一年度編列完成，不可能隨當下狀態浮動調整，因此許多公務員仍是在不足加班費的狀況下，賣命加班。

中央辦公無紙化，或稱爲公務E化的趨勢，似乎沒有因民間推廣而影響公部門。周旋在無止盡傳真機與影印機之間的菁英們，許多改革國家社會的理念都伴隨着濃厚的墨水味煙消雲散。畢業於東大法學部，現年33歲的山內，2011考進財務省，並進到人人欣羨的國際局與會計局試煉。然而在2018年毅然決然退休：「我進入部門是因爲我想改變社會，但我懷疑霞關是否能透過制定政策和制度來實現。急速加劇的高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根深蒂固，只透過霞關內的預算制定是不可能解決的。與其待着，直接進入現場，我認爲唯有自己創業才能改變社會。」而山內在退官後，自己成立新創控股公司。

在中央公務員中人口稀少的女性，對於前述這些勞動環境和文化，有着更深刻且痛苦的體認。一名東大畢業後隨即考取職業官僚，任職三年最後選擇離任的匿名女性表示，在霞關內的工作環境時常讓身爲女性的她感到毫無未來。雖然女性不代表一定要生育，但懷孕生子卻也只有女性可以勝任。她看到許多女性職員因爲長期在高工時的狀態下失去月經，讓她對未來生活感到迷茫且未知。

姑且不論這些工作是否都是有意義的勞動，事實上從前述的一些訪談中看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社會傳統期待下，對於完善家庭與公務之間的衝突與焦慮，深深落在女性職員身上。她曾見到有前輩在公務繁忙期晚上打電話給保母，雖然生育並非女性的唯一選項，但對只有20多歲的她而言，霞關無疑對想保有未來選擇權的女性有很高的風險。

周旋在無止盡傳真機與影印機之間的菁英們，許多改革國家社會的理念都伴隨着濃厚的墨水味煙消雲散。 圖／路透社

在中央公務員中人口稀少的女性，對於這些勞動環境和文化，有着更深刻且痛苦的體認。 圖／路透社

在社會傳統期待下，對於完善家庭與公務之間的衝突與焦慮，深深落在女性職員身上。 圖／路透社

「有辦法兼顧家庭與工作嗎？」「在生育之前能夠認真考慮婚姻嗎？」她給自己的回答是，「長時間工作很難。」他認爲高工時和高壓的工作環境，只會窄化人生選擇，爲人生帶來風險。而且這些還不僅是身心問題，「我覺得我寶貴的20歲最終只會讓我的身心疲憊，我在找工作前，沒有想得如此深入。」

根據內閣人事局統計，2014至2015年，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的女性比例從26.7%上升至31.5%，一般僱員從23.9%上升至34.3%，然而這位匿名的退職女性仍認爲政府只做到了表面的進步，但沒有爲實質的職場環境努力。她在職期間常聽到男性前輩對她說「希望妳能成爲女職員的榜樣。」但事實上是「根本沒有女性榜樣這回事」。把那些忍耐已久或是處在特權狀態下的女性視爲榜樣，而沒有實際着手改善勞動環境，這些都是空話且不負責任。

「政府不該一味增加招聘人數，而是應該好好思考如何打造讓女性安心工作的職場。」「思考和落實國家政策應該一份有收穫且有趣的工作，但從我進入職場後，看到這些優點都被不利因素所淹沒。對男女而言都是種浪費。」

2021年，日本政府公佈將增加399名中央公務員員額，以因應疫情與隔年9月成立的數位廳。這也是日本政府42年來首度增加公務員員額，但在工作環境文化不佳的狀況下，只怕會有更多年輕人懷抱着理想進入，最後因不堪負荷而離開或直接殞落生命。

在工作環境文化不佳的狀況下，只怕會有更多年輕人懷抱着理想進入，最後因不堪負荷而離開或直接殞落生命。 圖／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