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愛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過你嗎？
作平按：本文原題《孤獨的先驅》，寫於2010年，原刊《四川文學》，後收入我的隨筆集《天朝1793—1901》（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
一個被人日漸遺忘的名字
許多年過去了，一切都煙消雲散，暮年的容閎在位於美國東北部的哈特福德城的寓所裡，傷感而又溫暖地回憶他的一生。
畢三年之功，容閎完成了一部僅十萬字的小書，書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後來，徐鳳石、惲鐵樵將其譯爲《西學東漸記》）。 書稿完成時，容閎已是八十二歲的耄耋老人，對昔年的理想與挫折，困厄或榮光，他看得很淡定。
在對往事的反覆咀嚼中，容閎既有中國畢業於美國著名大學第一人的驕傲，也有事業未竟的遺憾。 透過這些文字，我從中讀出了身爲先驅的孤獨。
晚年的容閎深居簡出，身邊只有不多的幾個早年的朋友和兩個具有一半白人血統的兒子。 在他和他所牽掛的祖國之間，是迢遙的北美大陸，是驚濤拍岸的太平洋。 其情其景，就像一句電影臺詞說的那樣： 你愛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過你嗎？
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卻往往只有一件——甚至一件也沒法完成。對容閎來講，他畢生存在的意義和追求，就是他的回憶錄的書名：西學東漸。
爲了這個理想，容閎奮鬥了大半輩子，直到從錦瑟年華的青春，折騰到頭頂飛霜的暮年。然而，令他和後人都有幾分嘆惋的是，儘管付出幾十載心血，但容閎的事業卻中道夭折，或者說僅僅完成了一半。
地緣上的優勢往往會帶來文化上的優勢。以廣東爲例，這個瀕臨大海的省份，之所以在近代舉足輕重，就在於它的地緣優勢使它成爲西風東漸第一站。在這裡，古老的儒家文明與近現代西方精神不斷碰撞，人民便有可能得風氣之先。
1827年冬天，當容閎誕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時，正值清朝道光年間。雖然逼開中國國門，使中國從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沼中不可自拔的鴉片戰爭還沒到來，但得地緣優勢的廣東，已成爲東西方交匯的橋頭堡。
橋頭堡的地位給這個省份既帶來了鴉片戰爭在內的多次中外交火的不幸，也帶來了人才輩出，並在此後的一百多年間幾乎一直領跑中國的幸運。
以容閎的老家香山南屏爲中心，三十五公里外的香山翠亨誕生了孫中山，一百公里外的南海西樵山誕生了康有爲，一百三十公里外的新會誕生了梁啓超，一百七十公里外的花縣誕生了洪秀全。與這幾位至今仍然家喻戶曉的同鄉相比，容閎的名字哪怕在他的家鄉，也被人日漸遺忘。
南屏村與澳門一水之隔，相距不過幾公里。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容閎的父母遠比內地的普通農人和士大夫更具開明眼光。一個偶然的機會，容閎的父親把他送進了澳門的一所西式學校，這所學校是由教會出資創辦的，旨在紀念譯成第一部中文《新舊約全書》的著名傳教士馬禮遜。
之所以說容閎的父母更具開明眼光，在於彼時的中國人，對高鼻深目的外國人深懷蔑視和畏懼，一方面認爲他們乃是未受王化的蠻夷，一方面又紛紛謠傳傳教士都是些殺害小孩取其心肝製造槍炮的惡魔。在這樣的主流語境下，容閎的父母不惜走後門也要把容閎送到教會學校，不僅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氣。
容閎在這所紀念馬禮遜而建的學校——包括其前身——一共就讀了近十年，並隨學校的遷移到了香港。教會學校創辦的最終目的，不過是爲了宏揚教義，以便讓更多未受洗禮的人加入到基督的懷抱。
但客觀上，這些現代學校也給受教育者帶來了現代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容閎就是這第一縷現代文明曙光的受益者。對容閎來說，1840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不是林則徐在廣東禁菸，而是馬禮遜學校遷址香港。
容閎父母對兒子前程的設計，按容閎的回憶，大概是爲了讓他在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後，通曉英文，以便謀個買辦之類的職務。令容閎父母沒有想到的是，在教會學校讀書九年後，當容閎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出落成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時，卻面臨一場重大選擇。
這場選擇是由容閎的老師勃朗先生引發的。勃朗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個以“獲得自由教育，爲落後之民族獻身傳教工作”爲終身職守的牧師，曾在中國和日本傳教並辦校多年。
1846年，由於身患疾病，勃朗夫婦決定回國。臨行前，他作出了一個既影響了容閎的人生，也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決定：帶幾個中國孩子去美國深造。
兒子遠走異國，容閎的母親不同意。這一點不難理解，在一個半世紀前一個目不識丁的中國農婦心裡，美國無疑就是恐怖和畏途的代名詞。但當容閎一再向母親說明去美國的重要和機不可失時，母親終於不太情願地答應了。
就在容閎爲要離開母親，無法像父母希望的那樣，從馬禮遜學校畢業後就到洋行上班掙錢而不安時，善解人意的勃朗通過他個人的努力，又做了一件宅心仁厚的事情：他不僅解決了三名自願和他去美國的孩子的留學經費，還爲他們各自的父母爭取到了一筆贍養費。
耶魯大學第一個中國留學生
一個家境貧寒的中國農家少年，要去遠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留學，而留學所需 的經費，卻一個銅板也沒有。 放在今天，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神話。 但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容閎卻通過多個好心人的幫助，得以實現了我們眼裡的神話。
除了爲他的留學奔走的勃朗外，容閎還得到了四個人物質上的幫助。 四個人中，有兩個蘇格蘭人和一個美國商人爲他提供兩年的留學費用，一個美國船主免收了由港赴美的全部費用。
還沒出國，這幾個歐美人士的慷慨之舉，就在容閎心裡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多年以後，當他也孜孜不倦地幫助別人時，這其間，難道就沒有一種薪火相傳的精神在流轉嗎？
在某些人因固有觀念而變形的常識裡，西方人來到中國總是不懷好意，總是別有用心，但像如此資助容閎的人，你能指出他的別有用心用在何處嗎？ 從本質上講，這些西方人士的舉動，不過是爲了通過自己有限的資助，爲古老而矇昧的大清打開一扇朝向西方的窗口，進而能夠認可普世價值。
容閎與同行的黃勝、黃寬到美國後，進入孟鬆學校讀書。不久，黃勝因病返國，留下容閎與黃寬繼續攻讀。兩年後，兩人畢業。黃寬進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醫學，容閎的想法是報考剛抵達美國時曾參觀過的著名學府耶魯大學。
但容閎面臨一個難題，那就是他的學費還沒解決。他找到一向關心他的勃朗和海門——海門即孟鬆學校校長，兩人給他的建議是，孟鬆學校有個規定，凡願意在畢業後做傳教士的學生，其大學期間的費用，可以由孟鬆學校解決。兩人甚至代容閎向校董會提出申請。
幾天後，當校董會找容閎在志願書上簽字時，容閎非常乾脆地拒絕了——不是他已落實了學費，而是他從骨子裡就對做傳教士不感興趣。
多年以後，容閎在談到當時的選擇時說，他設計的職業，“不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爲之”。而一旦和校董會簽訂志願書，畢業後就只能做傳教士，這一職業雖然可以保證個人的社會地位及經濟收入，卻與他最有益於中國的理想相距甚遠。
拒絕了校董會後，又是勃朗先生解決了這一難題。1850年秋天，頭戴瓜皮帽，身着長袍，腦袋後面拖着一條長辮子的容閎隨着一羣美國青年走進了耶魯大學校門。
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場景，它意味着古老中國沉重且固執的國門，經由這位邊遠省份的青年，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緩緩打開。
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大清，道光帝去世，皇四子繼位，改元咸豐。這一年，爲患十餘年，波及十餘省的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拉開帷幕。這一年，被流放新疆後又被任命爲欽差大臣的林則徐像個救火隊員一樣趕往廣西，於途中病逝。這一年，東方仍是一間密不透風的鐵屋，百病纏身卻又勉力粉飾出太平盛世的假象。
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青年邁進世界一流大學的門檻，他的國家無人知曉——包括他的母親，也要在幾個月後才接到他的家書。不過，就像絕大多數國人一樣，他的母親也不可能理解兒子正在從事的事業將對歷史有何等影響。
四年後的1854年夏天，容閎以優良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是中國亙古以來第一個畢業於西方名牌大學的留學生。幾個月後，容閎踏上了回國旅途，歸心似箭的他一廂情願地以爲，現在，他可以通過這些年的學習，爲祖國做一些事情了。
容閎赴美時虛歲二十，正處於世界觀的形成階段。如果說後來那些比他年歲大得多的學者遊歷歐美，更多是從學術和技術的角度學習西方先進之處的話，那麼容閎的年齡，更容易地接受了另一種思想，另一種價值觀，而不僅侷限於學術或技術層面。
如果要問他在美國六年間學到了什麼，我以爲，大學裡開設的各門課程的優秀與否並不重要，更爲重要的是，在感同身受的兩千多個日子裡，他學到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和作爲公民的爲衆生謀福祉的社會責任感。即便在今天，這些崇高的詞語所涵蓋的要義仍然是需要仰望的，遑論一百五十年前那個萬馬齊喑，龔自珍絕望地哀嘆不僅沒有才相纔將，甚至連才偷才盜也沒有的衰世呢？
以容閎畢生的追尋來說，他顯然走在了時代的前面。一個人如果比時代快一步，可能是世所稱羨的智者，而快兩步甚至快三步，卻可能處處碰壁，遭人嘲笑和輕視。
容閎在美留學的後兩年，隨着年齡與學識的俱增，他對大清腐敗與沒落的感喟也就更深。以至於他雖然身處於美利堅，卻每每念及故國則怏怏不樂，甚至產生了不該到美國接受現代教育的念頭——因爲“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
如果沒有此番美利堅遊學，那麼在大清做一個碌碌無爲的愚昧小民，因爲沒有對比，沒有接受醍醐灌頂的新思想，反而可以爲雞蟲之得而沾沾自喜。
但是，作爲一個已經接受過現代精神引領的耶魯學子，容閎在這種偶爾閃過心間的怏怏不樂之後，更多的依然是以西方思想灌輸於中國，以圖改變中國現狀，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的宏願。
新人計劃
經過長達五個月的航行後，容閎於1855年初夏回到了闊別五年的中國。 然而， 剛抵澳門，在異國時曾魂牽夢繞的祖國卻給了他兜頭一瓢冷水： 容閎非常震驚地看到，一大羣華工，被販賣他們的船主將其辮子一個接一個地綁在一起，結成一串，如同驅豬趕羊一樣送往囚室。
多年以後，容閎在回憶起同胞的牛馬慘狀時，“猶爲鼻酸”。 緊接着，兩個月後，當他在廣州見到另一幕時，更是對這方暴戾橫行的土地深感絕望，而這絕望，也催生了他培養“新人”以改變大清的計劃。
容閎回國的1855年，廣東暴發了紅兵起義，兩廣總督葉名琛在紅兵主力撤走後，搜捕到部分起義人員和大量普通百姓。這些被俘者數量龐大，葉名琛將其中大部分人不分輕重，統統處死，其中1855年夏天於廣州城內處死者就達七萬餘人。
此時，容閎恰好在廣州，他所居之處距刑場僅半英里，這個已經習慣用西式思維思考問題的青年悲憤地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刑場，地上的泥土因鮮血浸染，已變成赭色。道旁堆滿了無頭的屍體，時值炎夏，屍體腐爛，遠近臭不可聞。心馳神往的祖國給這位海外遊子上的這堂課，就是嗜血暴政下的民命如草。爲此，容閎“神志懊喪，胸中鬱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
在容閎心裡，產生了對包括天地會和太平軍在內的農民起義的同情，甚至一時間有前去投奔太平軍的衝動。幾年以後，他真的和兩個美國傳教士一起，從上海出發，深入到太平軍統治地區並抵達南京。
在南京，他拜會了早年在香港有一面之緣的幹王洪仁玕。應當說，在見到幹王之前，容閎都對這個當時據有東南半壁江山的政教合一的政權抱有幻想——他希望在那裡實現自己的抱負，即容閎在回憶錄中指稱的“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張之教育計劃，與夫改良政治之贊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爲中國福也”。
爲此，他向幹王獻上了七條新政措施。但是，幹王雖然和容閎逐條商討，卻沒有采納，並在容閎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派人給容閎送來一枚印章——封贈容閎爲“義”爵。容閎深感詫異，同時還隱約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幹王把他的南京之行，看做是憑籍曾有的一面之緣，想撈個一官半職。
南京之行，粉碎了容閎對太平軍的幻想，他將太平天國比喻爲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軍也含有兩種性質：一面是草根革命的正義與合理，一面是遊民與迷信的落後和破壞。
他認爲，“太平軍之行爲，殆無有造新中國之能力”。也就是說，太平軍完全無法擔當起改變這個僵化國家的重責。容閎通過“太平軍一役，中國全國於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絲毫之利益”的判斷，進一步得出結論，自戰國以來兩千年間的中國的所謂革命，其實質都不過是一家一姓的興廢，對於國體及政體，幾乎從無重大改革。
值此衰弱季世，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而深知國家及民衆禍在旦夕的知識分子，他心靈的煎熬和痛苦要遠勝他人。 回國後的十多年間，容閎先後在海關做翻譯，在洋行做書記，還開辦過經營茶葉的公司。 他必須像個俗人一樣地勞作，以便養家餬口。
另一方面，他從未停止過尋找實施西學東漸計劃的機會——正如他多年後夫子自道的那樣，以他在美國駐廣州外交使節伯駕處任書記時的想法，“欲借伯駕力識中國達官，庶幾得行予志”。
無疑，在歐風美雨中長大成人的容閎面對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國——這個國家的腐敗、沒落和愚昧，其程度遠遠超乎他的想象。絕望的現實足以令清醒者發瘋，也足以令先驅者發憤。
多年社會歷練後，容閎更加堅定地認爲，要改變大清現狀，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培育“新人”。具體做法是以點帶面，從少數留學精英開始，把他們培養成社會主流和意見領袖，使他們所秉承的普世價值取代傳統價值。
但是，容閎明白，這樣的計劃太過瘋狂，註定不會被當局認可。因此，當舊友把他力薦給兩江總督曾國藩時，容閎並沒有把留學計劃拋出來。他爲曾國藩到美國購買新式機器，爲此耗時近兩年。 當 曾國藩視察江南製造局引進的新式機器時，容閎趁 機向他提出附設兵工學校的建議——這只是容閎留學計劃的第一步。
直到容閎四十一歲那年，他的以塑造新人爲目的的留學計劃才終於得以正式向朝廷提出：在這份條陳中，容閎明確建議，選派出國留學幼童，首次以一百二十人試行，此一百二十人，又分四批，即每年派送三十名。留學期限爲十五年，學生年齡，以十二到十四歲爲最佳。
容閎的條陳是通過丁日昌轉給軍機大臣文祥的，但條陳送上去後，遲遲沒有迴音。原因之一是文祥不久就丁憂回鄉；原因之二是這個留學計劃太過超前——就在前一年，大學士倭仁才上奏皇帝，堅決反對同文館招收科舉正途人員，更反對中國人拜洋人爲師。
這位大學士提出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這種似是而非的空洞說教，卻在朝野中具有相當話語權。容閎的留學計劃無疑被認爲走得太遠。
容閎爲條陳石沉大海而沮喪不已兩年後，天津教案發生，他成爲負責處理此案的丁日昌和曾國藩的助手。在此期間，他的留學計劃得到了開明的曾國藩的力挺。當年年底，清政府正式批准留學計劃。
多年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成爲活生生的現實，容閎的興奮可想而知。在此之前，當獲知曾國藩將連同丁日昌等四人聯銜入奏時，容閎的反應是，“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凌雲步虛，忘其爲僵臥牀笫間”。
此事一旦獲得清政府批准，容閎深知其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將於中國兩千年曆史中，特開新紀元矣”。容閎的說法並沒有誇張，在一個以“天下共主、世界中心”自居的國家，散佈遠近的他國，統統不過是不服王化的東夷西戎北狄南蠻。
雖然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迫於列強壓力，不得不在和各國打交道時，以平等地位對待，並半推半就地成立了處理各國事務的總理衙門。但在斯時國人心中，夷人依然是不可信更不足學的，他們不過是比咱們多了些咱們不屑的奇技淫巧罷了。
而現在，中國人不僅要向西方學習，而且這種學習竟然是選派幼童遠赴西方，把學習從娃娃抓起，這在國人中激起的反響，如同油鍋裡撒進了一把鹽。可以說，從留學計劃被批准的那一天起，反對的聲音就從沒停止過，想抓留學計劃辮子並將其扼殺的官紳大有人在。
很多時候，對先驅的圍攻會給那些矇昧者帶來欲仙欲死的道德快感，爲了這種道德快感，他們不惜把先驅污衊爲異端邪說。容閎早年即受洗入教和多年美國生活的經歷，使他更容易被認爲是異端。異端之外，還容易被扣上另一頂帽子：漢奸。變華夏以迎夷狄的漢奸。
先驅如同未婚先孕
招收幼童的工作並不順利。 1871年春天，容閎由南京抵上海，設立了幼童留美預備學校，開始招收第一批三十名幼童。 但是，在當時，不要說王公貴族不可能把孩子送到美國留學，就是一般讀書人家，也視科舉爲正途，絕不會萌生中止科舉正途而就夷人學夷務的念頭。 至於普通老百姓，也捨不得自己的孩子遠行萬里。
在上海沒招到足夠的幼童，容閎只得回了一趟老家。 廣東畢竟是得風氣之先的沿海，儒家思想的影響既未如內地之深，底層民衆向來也有出海謀生的傳統。 這樣，在首批三十名幼童中，廣東一省就佔了二十四人，而容閎的老家香山一縣，有十三名之多。
招收的幼童先集中於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相當於出國前的預備學校。在短期的甄別和培訓後，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從上海啓程赴美。這無疑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可惜後來者卻早已將其遺忘。
從那時起到20世上半葉的大半個世紀裡，國人出洋留學蔚然成風，無數企圖爲家國而謀的有志之士，無不把向西方學習當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終南捷徑。飲水思源，這個日子值得鐫刻人心。
1872年的中國，仍然是兵荒馬亂的多事之秋。是年，左宗棠用兵西北，岑毓英攻破杜文秀佔據的大理，貴州有苗族起義，海南有何亞萬作亂，日本侵吞原系中國藩屬的琉球，對幼童留學起過重要作用的曾國藩也於是年去世。 在 衆多官紳的指 責和非議下成行的這三十名來自農家的幼童，他們遠涉重洋的異國留學，便顯得無足輕重，甚至有些不合時宜。
而放眼全球，這一年全世界還發生了如下事件： 日本建立國家銀行，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俄文版，一條海底電線把印度與歐洲聯繫在一起，美國成立黃石國家公園，這是世界上的第一個國家公園。
容閎沒有與這些幼童同船赴美，他早在此前兩月就先期上路，以便爲即將抵美的幼童們落實食宿和入學。帶領這些幼童的，是一個叫陳蘭彬的官員。進士出身的陳蘭彬原本在刑部任侯補主事，出洋時的身份是幼童出洋肄業局委員。
原來，清廷始終擔心西化的容閎會把幼童們變得像他一樣西化，考慮再三，決定以陳蘭彬這位出身翰林的宿儒爲正職，以求對幼童言傳身教，廣施影響，使幼童習歐美之技藝而懷儒家之志趣。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劍一樣不近情理。
顯然，儒家傳統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的修齊治平的人生觀，積極引導士大夫塑造正直剛毅敢負責任的人格，是以造就了歷代多如牛毛的賢臣良士；另一方面，當清季之世，時局陡然一變，面臨千古未有之大變革時，再抱所謂夷夏之大防，輕則膠柱鼓瑟，迂闊無能，重則誤己害國，淪爲保守派頑固派。
陳蘭彬正是這樣的代表人物。作爲一個飽讀四書五經，卻對世界大局一片盲然，且“夙昧洋文洋語”的傳統士大夫，陳蘭彬的識見與容閎格格不入，也纔有了後來幼童中途廢止的憾事。
幼童們抵達美國後，爲了儘快掌握英語，熟悉社會，他們三五不等地寄宿在美國普通民衆家裡。這些十多歲的少年，如同一張張無瑕的白紙，最能描繪全新的圖畫。很短的時間裡，他們就掌握了英語，同時也接受並喜歡上了美式生活。
容閎與陳蘭彬之間的第一次衝突也隨之而來：幼童們悉數脫下長袍，換上西服。在容閎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在陳蘭彬眼裡，脫下象徵儒家傳統和中國士大夫身份的長袍，改穿夷服，簡直就是數典忘宗的咄咄怪事。
幼童們除了在美國學校的學習外，每逢朔望之日，均要在由清政府出資修建的留美幼童肄業局裡，由陳蘭彬率領，向着北京的方向行三叩九拜大禮，以示對遠在萬里之外的皇帝的效忠。
此外，每過一段時間，還要集合幼童們宣講聖諭。 所謂聖諭，就是清朝歷代皇帝的訓令。 這種政治學習，宗旨只有一個，那就是幼童們必須對清廷效忠，對清朝皇帝效忠。 否則，即便學業有成，也毫無用處。
如果說陳蘭彬與容閎之間的矛盾，大抵還只是觀念之差而引發的限於識見上的爭端的話，那麼，當陳蘭彬升爲首任駐美公使後，接替其委員位置的吳子登，其與容閎之間的交鋒，就不僅是觀念的殊異，而是從一開始，這位留洋委員就鐵了心要終結留洋。
事實上，後來容閎計劃中年復一年長期實施的留洋計劃，僅派出三批幼童且在絕大多數幼童還沒大學畢業，甚至還有相當部分沒考進大學時，就不得不半途而廢，這中間，吳子登所起的作用最爲明顯——他是清政府派到美國負責幼童留學的最高官員，他的意見更能左右朝野。
此外，吳子登的做派乃典型小人之舉，他看不慣容閎的西化，包括他娶的老婆是美國人，更看不慣容閎對幼童的平等對待，但他從不向容閎明確提出，而是不斷向朝廷打小報告。這些小報告，無不上綱上線，聳人聽聞。總之一句話，必欲結束幼童留學而後快。
容閎後來總結吳子登對朝廷打的小報告，說是吳認爲“此等學生，若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因此，“欲爲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
吳子登的小報告引發了國內官紳們對留學的新一輪攻訐，江南道御史李士彬認爲留學生“拋荒本業，紛紛入教”，而駐洋委員——顯然特指容閎一人——“毫無管束，放任所爲”。
原本支持留美計劃的恭親王也改變了看法，指責留學生“遠適異國，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曾國藩死後，留美計劃的幕後支持者乃曾的弟子李鴻章。在李的政敵們看來，打留美這張牌，就能順帶打擊李鴻章，而李鴻章爲圖自保，也不便再對留美說句公道話，甚至要求容閎不要再去管留美事務所的事情——其時，容閎已兼任駐美副使。
正是在舉國均對幼童留美持批評意見，彷彿真理掌握在大多數人手裡的情況下，清廷一紙命令，結束了容閎和幼童們的留學夢。
在官員們圍繞留美計劃而互相攻訐的表象之下，幼童們之所以學業未成即被匆匆召回，有着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容閎要培養的是從思想到技藝，從習俗到性格都煥然一新的“新人”，而清廷中即便是李鴻章這樣的開明洋務派，要的也不過是掌握西方先進技藝的技術人員甚至工匠。
當這些技術人員有可能像他們擔心的那樣數典忘宗時，他們的態度是寧肯不要。儘管包括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和美國前任總統格蘭特等人出面勸告，但尚在美國讀書的九十六名幼童——其中僅兩人大學畢業，六十二人在上大學，三十二人還在上中學——統統於1881年被召回國。 容 閎萌芽於青年時期的以留學塑造新人而改變中國的計劃，至此永遠 擱淺。
但是，容閎的努力並非完全沒有成效， 這 九十多名幼童中，後來有十六人成爲外交官，十四人在鐵路系統任總工程師或 高管，其中包括衆所周知的詹天佑； 十七人成爲海軍將領，其中兩人升至海軍元帥； 十五人在當時被認爲 是高科技的電報局任職； 十二人進入政界，最低的擔任知縣，最高的擔任國務總理； 此外還有四名醫生，六名礦山工程師，兩名海關官員……
幼童留美計劃劃上一個令人沮喪的句號後，容閎還將多次來往於美國和中國之間。他還將爲那個對他一直抱有戒心的祖國殫精竭慮：
他將因中日甲午戰爭而向張之洞建議借款募兵，併爲借款奔走英倫；他將因支持百日維新而遭到朝廷通輯，不得不躲入使館；他將在由唐才常以救國保種爲宗旨組建的國會中被推爲會長；他還將因偶然結識孫中山而成爲孫的支持者……
多年以後，一個秋雨綿綿的下午，我行走在容閎的故鄉——已經從當年的破敗鄉村升格爲鎮的南屏。滿耳難以聽明的粵語裡，我一廂情願地以爲，像容閎這種曾經深刻影響過他的時代的劃時代人物，他的故鄉，一定能找到許多和他有關的東西：比如紀念館，比如故居。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問了不下十個人之後，才找到了據說是容閎故居的西大街三巷一號。但是，所謂故居，其實只餘下了兩堵殘破的短牆，夾在衆多的建築之間，顯得如此不合時宜。就像它曾經的主人，在一大羣滿口天地君親師卻從來不睜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中間那麼不合時宜。
當全社會都以經濟效益爲核心時，是沒有人會記得住像容閎這種思想先驅的。先驅如同未婚先孕，總是因不合時宜而被當做笑柄——不是先驅曾經的理想已經實現，而是這理想無人延續。換言之，我們可能有着一個半世紀前的種種困境與危機，卻沒有一個半世紀前雖萬千人吾往矣的容閎這樣的先驅。在沒有先驅的時代，漠視甚至蔑視先驅就成爲一種悲哀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