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講臺

□陳年胭脂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對母親的稱謂從“媽媽”變成了“母親”，這一變化似乎標記着我見證了母親從青春豐盛到韶華漸逝的軌跡。　　上世紀六十年代，母親初中畢業擬讀高中，卻因故在供銷社當了售貨員，然後下鄉當知青，婚後進入縣裡一所化工廠當工人。兩年後通過選拔，成爲第一任廠辦幼兒教師。那一年，我三歲，母親正好成爲我的啓蒙老師。　　工廠幼兒園開設在我們的家屬區裡，28歲的母親正值芳華，梳着兩根齊腰的麻花辮，額頭光潔，戴着黑框眼鏡，手持教棍，在講臺上用最圓潤、親和的聲音爲孩子們講授拼音和漢字。　　幼兒園的空間不大，而母親的講臺卻是無限的、生動的。　　每當春回大地，她的講臺就開設到廣闊的田野，帶着我們到工廠外的沱江畔和小山坡去春遊，組織小朋友手拉手走進野外去認識小草、花卉和農作物。到了夏天，她的講臺又出現在帶有冷氣的工廠電影院。母親抱着更小的孩子看動畫片，《漁童》大鬧天宮》，中式傳統美感在我們這批孩子的心裡紮下了根。秋天，她的講臺又換到了菜市場，牽着我們的小手去認識瓜果蔬菜。冬天來了，她的講臺又回到幼兒園的教室裡，站在佈滿水蒸汽的玻璃窗前，拉着每個孩子的手指去玻璃上劃一劃，講述水汽成珠的原因。在她的靈活教學中，我們認識了“大自然和春夏秋冬”。　　我小學階段，母親準備考教師證。我家三十平方米的筒子樓兩居室，便成爲母親的“試講臺”。在那個時代，工廠職工高達兩千人左右，部分職工的孩子一到週末便沒人看管照顧。母親乾脆把幾個倒班工人家庭的孩子帶回家裡來照顧。三四歲的孩童難以安定，有的嚎啕，有的鬧騰。母親施展渾身解數來安撫這些孩子，想方設法喂他們吃飯，然後便架起小黑板講故事、教唱歌。甚至拿起我的課本，生動地講解小學一、二年級的課本內容。後來，母親順利地考到了教師證。　　我的中學時代，母親忙於自我充電，家中的“講臺”微縮成一部部厚實的摘抄筆記本，母親把她摘錄的知識講給自己聽。　　母親退休時，正逢外孫誕生。家庭“講臺”在我家重現。兒童讀本、小黑板、粉筆、電子琴、復讀機都配置起來。母親察覺到自己的文化知識和教育方法需要與時俱進，就摒棄了嚴肅的說教方式，將家中的飯桌轉變爲“講臺”，在餵食的同時向孩子們傳授生活常識、道德規範與哲理。這次，她展現出更多的鬆弛。孩子成年離家後，我又回到母親身邊，陪伴在她的“講臺”旁。　　年逾古稀後，母親偶爾神態疲憊，寡言少語。家裡雖然安靜了，我卻開始憂慮起來，懼怕母親身體衰頹，擔憂那些滿載着家族歷史、記憶與溫情的故事，會隨着她的沉默而塵封。　　幾十年來，母親教給我知識，引導我正確的認知和價值觀，她永遠是我的老師。　　母親能在“講臺”上繪聲繪色地說着話，便是我的人間好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