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沈雅梅：沙伊北京對話復交 凸顯美外交失利面向

名家觀點》沈雅梅：沙伊北京對話復交凸顯美外交失利增多癥結。（大陸外交部）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沈雅梅16日在大陸《環球時報》撰文指出，日前，沙烏地與伊朗在北京對話中達成復交決定，打開實現中東和平穩定的新道路。事件迅速激發美國一些政客、媒體甚至學者拾起「大國競爭」透鏡，評估北京對話對美國中東外交的影響，質疑中國參與斡旋的動機，反思美國外交決策者犯下的「錯誤」。

事實上，由於本世紀以來美國外交成就減少而失利增多，特別是隨着「川普主義」的流行、阿富汗撤軍的潰敗、烏克蘭危機的延宕以及伊朗核問題談判的停滯等，很多美國人早已開始對美國外交一些最基本的原則提出質疑，包括聯盟的價值、民主的促進、自由貿易的好處、多邊合作的意義等。越來越多聲音哀嘆美國外交「幾乎一事無成」、「美國不再是國際事務的唯一仲裁者」「後美國世界來臨」，並把這歸咎於決策者的政策不明智、資源不充足、美國選民不配合、盟友不稱職乃至他國的崛起等一系列因素。但這樣的反思聚焦戰術問題，重在向外部甩鍋，嚴重缺乏自省，使美國一次又一次錯過吸取教訓並調整改變的機會。

問題主要出在美國推行單極霸權主義的「十字軍衝動」上，美國外交的影響力在國內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中被顯著削弱。

一是封閉的羣體思維。冷戰結束以來，相對於自由國際主義者在柯林頓政府時期大行其道、新保守主義派在小布希時期登峰造極，從歐巴馬、川普到拜登時期，這兩大思想流派都飽受批評、有所式微。在從左翼到右翼的各種觀點中，白宮日益青睞外交政策「小集團」，組建「志同道合者」團隊，表面上是增強凝聚力，實際上卻造成令人震驚的羣體思維，凸顯「美國的思考在減少」的事實。外交政策菁英從羣體思維出發，形成諸多習慣性的錯覺，如美國無論怎樣都將保持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外政策自然地契合世界其他國家訴求，不承認多極世界已經呼嘯而至，擔憂中國取代美國。拜登政府還有一個思路，即認爲世界由「民主國家」和「旨在削弱民主國家的」威權者組成，只有美國能夠領導「民主聯盟」取得勝利。決策者投入羣體思維的狂歡中，自欺欺人，壓根看不到事實並非如此的證據。

二是僵化的外交機制。2020年9月蘭德公司發佈報告稱，「美國的政治領導層及職業聯邦官僚機構要爲對日益增長的威脅反應遲緩負責。」2021年10月，布林肯宣佈對美國外交進行現代化改造的主要舉措，包括提升能力、鼓勵創新、留住人才等。然而，改革並沒有觸及美國國務院職業規則弱化、「地皮之爭」上升、文官監督被削弱、人才招募空缺等深層次問題。更難以改變總統用人的金錢化、政治化傾向。在當今世界主要大國中，只有美國在「出售」大使職位，嚴重影響公共決策品質。川普時期，根據競選貢獻等所做的政治任命達到45％，遠遠高於以往30％的水準。在拜登執政進入第三年之際，美國仍缺少近40名駐外大使，包括駐巴西、印度、義大利、沙烏地等國家的大使職位，清晰暴露出美國政治體制運轉不良的資訊。

三是愈演愈烈的外交「武器化」。美國外交秉持零和思維，一貫具有擴張性和對抗性。從「門羅主義」「海權論」「門戶開放」「威懾理論」「遏制戰略」「先發制人」到「大國競爭」等思想和主張可以看出，美國精於使用最後通牒、制裁、封鎖、武力威脅、動武甚至政權變更等手段來處理問題，其外交史就是「一部敵對強國關係的歷史」。然而，在多極時代，美國使用脅迫外交、制裁外交對自身產生巨大反噬。例如，烏克蘭危機後，美國把美元作爲國際資金清算系統貨幣來懲罰敵人的武器，引發世界多國採取措施減少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依賴。美國強化在半導體領域的出口管制措施，遇到來自半導體供應鏈領域其他環節的反彈。相關舉措若用力過猛會導致無人追隨，短期內美國難以達到目的，長期則進一步傷及自身經濟領導力。

四是政治極化的外溢。美國的國內政治越來越不允許它在國際多邊體系中發揮建設性的領導作用。第一，政治僵局持續，貧富差距拉大，種族矛盾惡化，槍支暴力頻發，鴉片類藥物氾濫等，在很多人看來，美國社會治理、保護人權、改善民生、「以榜樣爲力量」的能力存疑，其領導力的權威自然下降。第二，政治不再「止於水邊」，黨爭溢出到對外政策之中。國會對約束總統外交權力的興趣越來越大，近年來多次嘗試限制總統對核武器的使用權、限制政府動用戰略石油儲備的權力、要求結束美國對沙烏地在葉門戰爭中的支持等。黨派利益、部門利益、資本利益稀釋了政府對外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兩黨輪流執政，執政理念急速轉向，外交政策缺乏連貫性和可靠性。一個反覆無常的美國在兌現對盟友保護、對敵威懾和對多邊談判的承諾等方面的可信度急劇下降。

對美國而言，每一個不願剋制的誘惑，都成了難以避免的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世界的主要矛盾已演變爲如何解決嚴峻緊迫的全球性挑戰和全球治理體系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然而，美國沉醉於霸權之夢不願醒來，固守着地緣政治思維，虛構着「民主對抗威權」的敘事，想當然地認爲自己可以爲整個世界代言，無視國際格局多極化現實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對於發展、債務、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問題的關切和訴求，凸顯了美國與時代錯位、與世界脫節、退回叢林、拒絕未來的自我認知和定位。基於此，美國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說服」別國去做困難的選擇和犧牲來支持美國的私利了。